《环球》杂志：求解中日关系迷局(2)

　　“全球化其本质就是民族国家的消亡。但在全球化的最初阶段，民族主义的表现是最突出的，反差是最强烈的。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都在上升，而彼此又成为了宣泄民族主义的最佳对象。”　——王新生

　　《环球》杂志:中日民族主义的根源

　　《环球》杂志记者/卞卓丹 贺萌 蒋国鹏

　　改善中日关系的背景

　　徐之先对《环球》杂志说，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中日关系想搞好难度比过去大很多。冷战结束后，日本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变革，目前正处在一个转型期。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包括结构上的整体改革到底会往何处去，是很受民众关注的。这个时候，日本刚好在政治上出现动荡，经济出现下滑，外交出现徘徊。

　　徐之先认为，虽然现在日本的经济开始复苏，但应该说日本缺少有战略头脑的政治家。老百姓觉得前途无望，也很徘徊。过去日本是先进国家中的“优等生”，现在经济下滑，很多数值、指标都掉下来了。对老百姓来说，养老金怎么办？医疗怎么办？住房怎么办？将来就业怎么办？日本人原来也是拿铁饭碗的，实际上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混合体。到现在养老金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些东西都使老百姓对前景感到非常渺茫，感到恐惧。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就想到要把这些矛盾向外部转化。首先转向朝鲜，然后是中国。90年代初期就出现了“中国威胁论”。舆论宣传道听途说，说中国从苏联买了多少航空母舰等等。日本舆论的负面作用使老百姓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些言论，自然就形成了冷战之后中日之间的摩擦，发展到国民之间的感情摩擦。这种摩擦是很可怕的，关键是彼此之间的信任危机。

　　对日本来说，冷战结束后，它就与美国一起考虑，共同的敌人消失了，那么今后面临的敌人是谁？日美要规划今后的敌人。中国发展是威胁，不发展也是威胁。对大国的理解有一个不成文的公式，认为必定要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然后再走向军事大国。正是因为如此，才造成了大家的彼此不信任。

　　徐之先说，日本可以发展成一个地区军事大国，但不会恢复军国主义。日本要做一个正常的国家，要发展自己的军事，要在政治上自立，安全上自卫，外交上自主，经济上创造日本新的模式。这就是日本所谓的大国方针。

　　王新生认为，短期来讲，2005年可能比2004年更为严峻，这个形势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有些基本的东西还要一段时间才能解决。

　　中日关系要改善、要发展，目前双方都想打破这种僵局，但是真正要打破，要改善到过去那种相对比较好的水平难度比较大。徐之先认为，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改革实际上是对72体制(中日关系基础)的削弱。小泉改革的口号是打垮自民党，就是要从根本上来改变日本。他以反腐败为由头，打击桥本派在外务省的势力。这样的结果使中日关系过去的对中国友好的基础受到了很大的削弱。日本政界知华派受到打击，原来对中国比较友好、比较了解的人许多受到处分，有的甚至被调离。现在日本政界几乎没有人为中国说话。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整体保守化。目前两大保守政党主导日本政坛这种趋势，使五大政党中间真正的所谓革新势力已经失去了独立提案的资格，民主党和自民党在根本战略上是一致的。日本对内完成战后的政治总决赛，开始突破战后的禁区。从国旗国歌法，到现在所谓的日美共同战略目标；外交上强化日美同盟，把双边同盟定为全球同盟，对华采取了一种强硬态度，敢于对中国说不。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把台湾当作一张制约中国的王牌。

　　民族主义的斗争

　　对于中日民众之间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恒表示并不感到奇怪。许多针对日本的民间活动，高恒都是“局内人”。他认为，去年大陆16个保钓人士中有7个人登上钓鱼岛，这是一次划时代的事件。因为自1949年以后，中国人就没有再上去过。

　　高恒说：“钓鱼岛问题难以找到解决的办法，只能拖，而拖对中国不利。从政治上来讲，群众运动应该受到肯定。”他指出，中日之间从坏的方面想，不会打仗，各个国家都在强化军事实力，达到不战而胜，美国也是不得已才去真正打仗。

　　比钓鱼岛问题更重要的是台湾问题。高恒表示，台湾问题成为中、美、日角力的一个焦点。

　　王新生则认为，中日之间的民族主义情绪有3个来源。

　　第一，双方都在进行一个艰难的改革。改革引起的利益丧失和社会紧张情绪在某种冲突时很容易转化成一种对外的民族主义。日本人分析中国时也讲，中国社会改革的急剧变化引起中国人的紧张情绪，很容易通过反日的渠道表现出来。日本在注释西北大学事件和亚洲杯球迷闹事时，反复强调这个因素。日本经济改革这么多年没有获得明显的成功，他会怪中国劳动力太便宜，结果日本产业空洞化，就业不足，内需扩大不了。这也是日本“中国威胁论”的一个基础。

　　而同时，中国的改革十分艰难，进行了3个方面的过渡。第一个过渡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第二个过渡是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过渡，中国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后工业化就上来了，中国的手机、电脑用的比谁都多，中国现在有3亿部手机，应用因特网的人达到1亿左右；第三个过渡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是最困难的一个过渡。而日本的改革也是很艰难的，不光是技术层面的改革，还包括国民、心理、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日本的集团主义色彩是不太适合于全球化这种趋势的。

　　第二个来源，就是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和民族主义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有全球化，就有民族主义。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是个冲击，对发达国家也是冲击。类似去年西班牙烧中国鞋的事件，在美国、在日本都有。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和日本的1/40，便宜极了。劳动力价值极为不平等，这对发达国家也是个冲击。这也很容易造成民族主义。

　　第三个来源是，中日两国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很容易在两国民众心理上产生微妙的影响，从而互相成为民族情绪宣泄的对象。日本的传统文化就是服从强者。日本学者近些年来讨论的结果，认为日本做不了政治大国，最好的对外战略就是跟着一个最强的国家后边走。所以日本就选择跟着美国走。尽管美国发了两个原子弹给日本，日本也绝不会向美国人发泄民族情绪。就连石原慎太郎那么强硬的人，写了3本《日本可以说不》，但美国稍微对他好一点，他就不反美了。

　　资料：

　　日本右翼

　　日本极端右翼分子并不多，据说全国仅有10万人左右。但他们拥护天皇制，对天皇在心目中有崇高地位的日本国民来说容易产生共鸣。他们为历史翻案，遗族会出于自身利益支持他们的立场，一些政客为赢得遗族会的支持，与右翼势力相呼应，不断大放厥词。日本媒体对政客缺乏批判，还提供表演舞台，进一步影响普通国民的观点。因此，在日本有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看上去面目狰狞、素质低下、往往是暴力团成员的极端右翼分子大行其道，经常开着宣传车释放噪音，滋事扰民，而所谓的一些精英们也和他们沆瀣一气，叫喊相同的观点。

　　日本右翼势力一贯亲台反华，在领土问题上更是走极端，表现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本政府最近的决策一再触动最敏感的领土问题显然有些失衡，多少有些受右翼势力的影响。除了大街上制造噪音的低层次的右翼分子之外，在小泉身边的安倍晋三最近跳得很高，以他现在的位置完全可以对日本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环球》杂志驻东京记者/何德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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