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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圆明园铺设防渗膜将导致生态灾难(2)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3月31日17:35 南方周末

    圆明园定位之惑

  “防渗工程只是圆明园的一个小问题。”国家文物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处级官员说。北大城市景观学院院长俞孔坚教授也持同样的观点:“这个小问题折射出一个价值观问题
,圆明园到底是什么?是遗址,还是公园?”

  圆明园管理处承认,湖底防渗,实际是圆明园整治“山形水系”的一个小步骤。2000年月,国家通过了《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在这一规划中,就有整治“山形水系”的项目。

  当时有些人,包括圆明园的管理者,希望重建圆明园被毁的古建筑,“我估计有些人跟建筑商有勾结,想从这项巨大的工程中赚钱。”梁从诫说。

  梁从诫等49位全国政协委员递交提案,坚决反对任何借修复之名行商业目的之实的行为。在全社会的压力下,“重建圆明园”被否决。

  最后形成了以保护为主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但里面整治“山形水系”的内容,也有争议。

  圆明园管理处朱红副主任说,圆明园是非常优秀的古典园林,只有将山水景观部分恢复,才能让人们认识到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清华大学建筑历史及文物保护研究所郭黛教授说,如果能再找到圆明园山水的边界,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且,她说:“圆明园并非像人们想象得那样充满野趣,由于历史原因,里面还住着几百户人家,垃圾满地,古迹的假山旁就是猪圈。不得不进行整治。”

  但是,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说:“我不赞成不注重历史遗迹保护与生态建设和谐的复建山形水系。”

  俞孔坚认为,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可以成为一个独特的人文与自然景观,而且是不可再生的,无法模仿的。更为独特的是,它丰富的自然地形形成的生物景观的多样性,恰恰与遗址结合在一起,这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在17、18世纪的英国造园中,本没有遗址,是在发现古罗马的遗址那么富有震撼力以后,他们去造遗址景观,而我们拥有的是真正的遗址。圆明园遗址经历了一百多年,在这期间跟植物、水系、地形等自然生态早已融为一个整体,这样的遗址就不仅仅是一个建筑遗址,它的含义就扩大到了生态与文化的双重意义。

  类似的话,两年前俞孔坚就对圆明园管理处说过。

  而梁从诫说的更加直接,他认为,搞山形水系,并非要恢复圆明园的原状,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历史条件已经改变了。“而他们的意图,是要将圆明园当作摇钱树,借此搞工程,种些花花草草,弄些水面,搞游船,招徕游人。”

  海淀区十二届人大代表李小溪则透露,2003年6月,她与圆明园管理处接触,劝说他们不要在搞山形水系工程中砍掉原有的树木而种上外来花草。一位圆明园负责人与她争辩后急了,说:“我们总得把上头给的钱花完吧?”

  诸多问题都涉及到圆明园的定位:是文物遗址,是国耻纪念地,还是公园?

  国家文物局的那位处级官员说,圆明园的问题很多,防渗工程只是最表层的一个问题。“你可以手拿着文物法,去圆明园对照,看有多少问题!”他说。他认为,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圆明园的功能,如果是文物遗址,那么,管理体制是否理顺?为什么全国重点文物单位,是由一个区政府的管理处管理,而不是文物部门管理?

  显然,这个问题也困扰着圆明园管理处。在圆明园管理处副主任朱红眼里,最迫切的是圆明园工作人员的吃饭问题,“我们职工一共1700多人,一年门票收入只有2100万。”如果不增加圆明园的收入,不但无法很好地管理圆明园,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成问题。但是,“我们一个小小的圆明园,无法决定这么大的问题。”她说。

  圆明园铺防渗膜,是一个权衡利弊后的次优选择吗?“圆明园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些批评的学者专家不出钱买水,就想不到人家的难处。”清华大学郭黛教授说。

  而朱红说,目前的情况是,“就是有钱,像买金子一样买水,也买不来。因为北京市的水太缺了。”

  北京市水务局宣传处长俞亚平说:“北京的水就这么多,你是先保证居民用水,还是先给景观用水?打个比方说,只有一盆水,是留着喝,还是当洗脚水?”

  圆明园在进行防渗工程前,曾考察了北京市的情况,“结果发现,几乎百分之百的水体都做了防渗处理,包括玉渊潭公园,新建的奥体公园等。”朱红说。

  而颐和园的情况有些特殊,由于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因此水的指标较多。“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从哪儿变戏法一样变出水来?”朱红说。

  北京地球纵观环境科普研究中心李皓博士说,北京的有些公园湖底是用水泥砌起来的,“这早已证明是失败的,”她说:“圆明园为什么还要学?圆明园更特殊的是,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全国人民的财产。”

  朱红强调圆明园做法的合理性:“说句朴素的话,你说,圆明园是有水好呢,还是没有水好?”她又一次提到圆明园里干死的树和鱼。

  李皓博士却对此提出质疑。她说,首先要调查圆明园的说法属实,如果真有这样的情况,需要分析是不是有圆明园管理的责任。至于鱼,完全可以在湖成为湿地前收获。她认为,圆明园将湖底防渗,不是像圆明园所说“为了生态”,而是为了钱。3月25日,李皓曾去圆明园,她问圆明园工作人员:“为什么要将水位蓄得那么高?半湿地状态不也很好吗?”工作人员回答:“那船怎么下得来?本来就是为了划船,公园也要有收益啊。”

  “圆明园为什么一定要有水?”俞孔坚也说,“这是遗址啊,是被英法联军烧掉的地方,是世界级的遗址,你只要保持这个遗址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恢复乾隆时期壮丽的样子?没水要灌水,那肯定是要把颐和园和官厅水库的水分给你,这不是增加北京市的负担吗?”

  他认为,这种一定要有水的观念,本身就错了。北京市缺水,也是50年来种种类似不尊重自然、破坏生态错误的累积。“退一万步说,就是没有防渗工程事件,圆明园把杂灌去掉、重修山水的做法,也是错误的。事情的根源就在于对遗产、对生态的错误观念。”

  然而,似乎一切都晚了,尽管许多专家呼吁紧急拆除防渗膜,但3月30日上午,数台挖掘机仍在圆明园轰鸣着,将最后的防渗膜埋进湖底。可以预见的是,不久以后,这里将水波荡漾,游人嬉戏,一切都会显得正常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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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明园:一部持续的历史

  1860年,圆明园经英、法侵略军焚劫之后几乎化作一片焦土,但所幸的是,仍余留下“双鹤斋”、“紫碧山房”等16处重要景观。1873年,为了迎接慈禧四十岁生日,圆明园曾进行部分整修。直到1900年,圆明园作为皇家园林,其废墟都受到了较完整保存。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再度遭到严重破坏。此后,八旗兵丁、土匪地痞即趁火打劫,把园内残存及陆续基本修复的共约近百座建筑物,几乎拆抢一空。现在散落于北京胡同、四合院内的圆明园石刻文物即多源于此。至宣统末年,“园内麦陇相望,如同田野”。

  辛亥革命后,圆明园无人管理,园中遗物被官僚、军阀、流氓大量盗走。例如,徐世昌为修公馆,曾拆走了鸣和园与镜春园中最完整的殿宇的木材;王怀庆也曾拆掉舍卫城、安佑宫以及西洋楼的石料以修“达园”;张作霖修建墓地,也从圆明园运走了汉白玉石料。现在中山公园中的兰亭八柱及兰亭碑,北京大学未名湖西侧的翻尾石鱼和湖畔的安佑宫华表,也都是在这段时期从圆明园中被运走的。自民国成立之后,几乎每天都有装满圆明园残料的车辆经过,共持续了二十余年之久。园内的大城砖、虎皮石、云片石乃至西洋楼残存的大理石石柱等,都被多次公开变价批卖,这样终致圆明园沦为一片废墟。

  建国之后,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圆明园遗址要保护好,地不要拨出去,以后有条件,可以修复。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这一精神作出了“圆明园一草一木不准动”的决定。但是,据资料记载,文革期间圆明园多处山形水系被挖掘填平,曾一次拆除围墙800余米、砍伐树木1000余棵、运走石料几十车。

  目前,圆明园对外开放的园区只占总面积的五分之三,另外五分之二成了农田、村庄、工厂,甚至是垃圾场、粪场、坟场。

  关于圆明园遗址的保护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北京市政府于2000年制定了《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确立了圆明园保护的基本原则。2002年12月13日,圆明园遗址修复工程正式启动。(资料整理 实习生 陈敏)作者 刘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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