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圆明园铺设防渗膜将导致生态灾难(图)

正在铺设防渗膜的工地　奚志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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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马上就完了，‘五一’游人来之前放水。”圆明园里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完了，完了。”特地赶来的环保志愿者奚志农叹着气，从湖底捡出几个比巴掌还大的蚌壳，“圆明园的动脉和毛细血管给割断了，这些生命，再也不会有了，这里将变成死水。”

    生态灾难，是否言过其实？

　　记者在圆明园时，兰州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张正春又打来电话，希望让更多的公众知道事实，以阻止圆明园被破坏。

　　如果不是这位专家，圆明园的这项工程可能根本不会被公众所知。一星期之前，张正春教授到圆明园参观，惊讶地看到圆明园热火朝天在湖底铺防渗膜的场面，心急如焚，立即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记者：圆明园在自掘坟墓，救救圆明园！本报记者也看到，圆明园几大湖的防渗工程基本完工，白白的两层防渗膜将湖底封起。向圆明园提供这种防渗膜的山东宏祥化纤公司的张姓工人说：“这种膜埋到地下，七八十年也不会烂。”

　　张正春认为，这种做法将破坏圆明园的整体生态系统。水是维系整个园林生态系统的命脉，如此大规模地翻土、压实，破坏了湖中的物种多样性；把湖底盖死更会隔断水的自然循环，使之无法与防渗膜下的部分进行物质、能量交换，这样更把本来就不流动的湖水彻底变成死水，降低了水的自净能力，更容易导致富营养化。

　　他说，这样还会破坏圆明园的古典园林风格。圆明园作为清代的皇家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集大成者，山水相连、浑然一体、宛若天成，防渗处理后，就把自然湖和河道变成了人工水池、水渠，把真水变成了“假水”，人为地把山水割断，破坏了山水一体、气息相通的整体格局。

　　然而圆明园方面并不认同这一说法。圆明园管理处副主任朱红说，在铺防渗膜之前，圆明园由于缺水，生态状况更差，植物大量旱死，曾有7万斤鱼因缺水一次性死亡。

　　北京市水务局副局长孙国升也认为“生态灾难”一说言过其实，“那些‘生态学家’，有几个是学生态的？”他在电话中说。

　　然而，更多的学者支持张正春的观点。记者采访清华大学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吴良镛院士时，听到圆明园的防渗做法，“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他连声说，“这不是什么难懂的事，这种做法早已被生态学所否定。不应该这样做。”

　　北京大学城市景观学院院长俞孔坚博士说，这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背道而驰，德国、日本，甚至美国最缺水的洛杉矶，为了保护生态，已经将原本被衬砌的河道恢复自然。他说：“这样做，将毁掉这个遗址。”

　　与圆明园一路之隔的北京大学，已经看到圆明园防渗后的严重后果。在历史上，北大和清华校园都是圆明园的一部分，北大未名湖和清华荒岛周围的荷塘，都是圆明园水系的组成部分。3月28日，北大绿色生命协会的闻丞请奚志农去看鸳鸯。他说，在北大那些自然的小湖里，虽然水源并不干净，但由于自然生长了大量的水生植物，会净化水质，现在还能有鸳鸯。而著名的未名湖，由于被大肆整治过，破坏了湖底，现在水质很差。“我们能预见到，发臭的未名湖就是圆明园的未来。”闻丞说。

   3000万工程未经环境影响评估

　　圆明园管理处副主任朱红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她说，媒体的报道不准确，这项工程的花费并非像外界所传的有1.5亿，而是3000万元。“这笔钱全由海淀区政府出。”她说。

　　那么，花了纳税人这么多钱的重大工程，是如何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台的？

　　朱红说，这项工程没有单独立项，没有经过环境、生态方面专家的论证，也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

　　她介绍说，这项工程的背景是，圆明园极为缺水，2000多亩的水面，每年枯水期约有七八个月，由于降水量少，很多植被旱死。他们每年都与北京市水务局交涉，希望能供更多的水。一年批下来的水是150万方，可圆明园的水体总共有900万方，远远不够。

　　后来市水务局局长焦志忠来圆明园考察，看到圆明园缺水如此严重，便建议他们做一个可持续规划。这便是2003年10月编写的《圆明园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这个规划由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所、圆明园管理处、海淀水利局3家单位编定。规划认为，圆明园“年渗水量250多万立方米，因此必须有选择地对湖底进行防渗处理”，其前提是“保护遗址和湖底生态系统”。防渗后，每年预计可以减少渗漏150.79万方水。

　　圆明园的湖底防渗工程，是圆明园环境整治工程的一部分。朱红说，2003年，北京市海淀区将圆明园山形水系的整治纳入了环境建设年的重要内容。圆明园考察开源和节水的几种可能，最后确定了用湖底防渗来节水。

　　湖底防渗工程上报到区里，“没有经过像一般建设项目那样繁琐的审批程序，区长办公会讨论就通过了，”她说，“区里这几年对圆明园的支持力度非常大。”

　　不过，过程显示，这一重大的建设项目，在其规划和建设期间，并未按有关法律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另外，据圆明园管理处向本报提供的说明，“从2003年8月至2005年3月，市、区两级政府以及圆明园管理处已投入圆明园环境整治资金共计约8200万元。2005年圆明园环境整治工程计划投入1.2亿。”

　　也就是，一个以亿计的巨大工程，同样未依法经过环境影响评估。

    专家和有关部门的意见被忽视

　　圆明园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证明自己湖底防渗师出有名，圆明园出示了一份国家文物局2004年1月的批复，名为《关于圆明园西部遗址区环境整治的批复》，在此批复中，国家文物局原则同意“圆明园西部遗址区环境整治工作的意见”，但说：“整治内容应以清运遗址地表上以及水系中的垃圾渣土、加固修整破损驳岸为主。”

　　记者发现，在上报的环境整治请示中，圆明园并未提到要进行湖底防渗。而且，在现在进行防渗的几个大湖，如福海等，也并不属于“圆明园西部遗址区”的范围。

　　海淀区十二届人大代表李小溪说，2003年，圆明园管理处和一些专家学者，曾就圆明园的保护进行讨论。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也参加了。单霁翔说，整治圆明园，前提不仅要保护文物，也要保护生态。国家文物局的态度很明确，单霁翔2003年7月在《光明日报》上撰文说：“不注重历史遗迹保护与生态建设的和谐，只会是好心办坏事。圆明园里，地上地下的文物都在说话，每棵树、每根草都会说话。在那里，可以听到人与历史、人和自然、人与动物、人与植物的对话，感受到它们自然和谐的统一。”

　　“圆明园当时答应得好好的，可是后来变了。”李小溪说。

　　关于河湖底部防渗工程，北京前几年曾有过激烈的争论。1998年，北京大规模治理河道。北京市政府为解决北京缺水，用河道全面衬砌的方式治理100多公里的京密引水渠———在河岸河底铺上水泥、石头取代以往的土壤，以防渗漏。

　　许多专家坚决反对，认为这种做法阻止了水渠与自然界的交换，让它变成了一个人工制造的水泥池。2000年3月，北京市水利局主管水利建设的副局长孙国升代表官方，与梁从诫、李小溪等人进行了对话。本报2002年曾报道过这次争论。

　　梁从诫回忆说：“辩论很快超出了学术范畴，上升到公众知情权的层次。”北京规划院原副总工、水利规划专家庞尔洪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公众参与的决策机制，公众，尤其是专家，应该对大的工程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次关于北京河道衬砌的决策，虽然此前有关部门也听取了一些意见，开了专家论证会，但似乎有种倾向：意见相同的专家请得比较多，而反对者的观点被忽视了。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几年后，硬化工程的恶果逐渐显现。夏天，水泥河底让水迅速变热、蒸发，冬天，水温则急剧下降，水生生物难以存活，鱼也变得很少，河流失去了自净的功能。河里的水质并没有如规划者所期望的方向好转，反而出现了恶化的迹象——水生植物种类减少，出现了‘水华’现象。”

　　李小溪说：“可以看得出，那次公众的参与论争，虽然没有最终改变政府的决策，但已改变了他们的观念。”她的依据是，2002年9月，北京市水利局局长焦志忠强调，北京今后不再修建“铜帮铁底”河道，即不再用水泥修筑河道，要恢复以往的天然河道。

　　2003年出台的《圆明园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由北京市水务局领导起意，水务局的水利科学研究所参与编写。有意思的是，据一位施工工人讲，施工单位有北京水务局的工程公司。记者向北京市水务局宣传处和圆明园管理处求证此消息，两个单位都未否定。

　　北京市水利局局长公开承诺“北京今后不再修建‘铜帮铁底’河道”两年后，在圆明园，一个全国公众更加关心的地方，有关部门仍然试图用厚厚的膜将圆明园的水与大地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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