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成本高社会效果差 北京考虑修订爆竹禁放令

噼噼啪啪的响声和五彩缤纷的烟花为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带来新年的喜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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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上午，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对外公布了2005年的立法计划。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北京市已执行12年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将在今年修订。北京是我国最早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城市之一。一部实施了12年的地方法规为什么会重新进行修订呢？

　　过年放爆竹，作为我国的传统民俗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噼噼啪啪的响声和五彩缤纷的烟花为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带来新年的喜庆。但是，由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火灾和人身伤害

事故也一直没断过，满地的爆竹皮和呛人的火药味还成为了恼人的环境问题。为此，北京市政府从1993年12月1日起，率先实行禁放令，规定在城市中心的八个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违者要处以100元到2000元的罚款。1994年的春节，北京人过得很安静，这项政策也一度赢得了各方的称赞。

　　在北京之后，全国有280多个城市相继实行了类的禁放令，一时间，“城市的春节静悄悄”成为流行趋势。安静时安静了，可是过年的气氛也确实淡了。于是就总有一些不甘心的市民偷偷的点花放炮，各地政府部门为了抓这些抗令不遵的人，没少劳神费力。在2005年的除夕夜，北京市一共出动了13万人上街查禁放。真可谓兴师动众。

　　禁放令实行以来，全国各地反对的声音也一直没断过，许多人认为，这是传统民俗，不该禁。

　　眼看着为烟花爆竹开禁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不少当初实行了禁放令的城市开始逐步解禁。在规定了时间、地点和可以放的爆竹种类之后，把放炮仗庆新年的乐趣还给了市民。

　　据统计，全国实行禁放令的城市一度多达282个，但随着取消禁放的呼声越来越高，目前已经有106个城市不同程度的解禁，其中包括上海、杭州、南京、青岛、济南等城市。北京市在实行了整整12年禁放令之后，也终于开始考虑修改这项法规了。

　　“执法成本很高、社会效果不好”，可以说是北京市以及很多地方修改甚至取消禁放令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这项传统民俗能否名正言顺的回归首都，北京市法制办官员表示，大多数公众的意见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北京市法制办主任周继东：今年我们想在征求意见方面进一步采取多种形式，主要还是想直接听一听多数市民的意见，一个是我们在起草这个草案之前，我们就想先搞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我们可能会采取很多种方式，比如说我们直接到社区，到市民的，基层的社区去，直接听取市民的意见，也可以委托一些专业的调查咨询机构，采用一些比较科学的调查方法来进行抽样调查。再有，我们还会把我们的调查问卷的一些基本的，希望我们得到的一些大家的意见，通过网上调查问卷的方式来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包括还采取一些其他的方式。

　　这是2005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记者在北京市城八区拍摄到的场面。在禁放令实行的第13个年头里，我们在禁放区听到的却是一浪高过一浪的爆竹声——禁放令在一些城市成了摆设。大城市禁放令的去留问题，成了街头巷尾一个热点话题。支持燃放的市民还提了许多建议。

　　市民：应该燃放，但是要创造一些条件，尽量不出现一些其他的额外的事故。我希望有一些改进，既保证安全，不出现火灾事故，又能够把大家心情释放出来。

　　市民：我觉得如果定点的话应该还是放，毕竟是中国传统，应该把定点放鞭炮的地方再多一些，然后城区的边缘，像郊区什么的都应该有。

　　市民：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最切合实际的，就是增加一下它的燃放区域。

　　市民：以后要生产一些合格的，什么二梯子，威力大的不要生产，生产一些花，小炮，小孩们也过年有个气氛，其实还挺好，规定几个点，保证安全。

　　针对解禁的反对声音也提出他们的担心。

　　市民：你要嘣了眼睛，瞎了，还真是，一辈子不放都没事，这不是找事嘛，我就是有这个看法，这个放炮竹着火没什么好处。我是主张不放。

　　市民：比如说楼群、人群密集的地方，我觉得还是不应该放。

　　冯骥才：一个事情当有利有弊的时候，不要很绝对，不要简单地来处理，尤其是关系到民俗，它不仅仅是一种习惯，一种活动方式，它背后还有我们的文化传统，还有民族的这种情感。

　　看来，对于是否开禁，支持和反对的双方，仍然争执不下。1994年禁放规定出台前，中国新闻社曾做过一项民意调查，他们对全国十个大中城市的3126户居民进行了调查。其中，80.8%的人赞成禁放烟花爆竹，只有3.6%的人表示反对，另外5.6%的人说不清。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市民对政府的禁放规定是给予支持的。

　　同时，我们也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的方式对这一话题进行了调查，3小时内共有5869人参加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3%表示应该完全禁放，66%的人认为不应禁止，但应有所限制，11%的人认为应该完全放开。

　　立法要体现民意，这已经是法治社会的共识。禁放令之所以最近频频受到质疑，是不是12年前的禁放就没有体现民意呢？我们来看一个12年前的调查。从当时的调查结果来看。支持禁放的占了多数。从这个意义上，应该说当时的立法体现了民意。面对民意的变化，立法者又应当何去何从呢？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宪法室主任周汉华博士认为，政治决策的过程并不是根据一个民意调查或者民意测验的过程说做出的，因为民意随时是变化的，而制度它是要稳定性。在政治决策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决策过程本身的公开，和充分的参与，就是让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能够得到表达，这就是决策所谓的民主的维度，另外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决策的科学的维度，就是对于这种禁、限和放这三种不同的选择，它各自带来的相应的互补，它的成本，它的效益，我们替代的执法方式是什么样等等，要通过科学的决策才能解决，不是简单的通过几个听证会就能得到结论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应该结合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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