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化肥价格飙升让谁获益（2）

　　国家的优惠政策“肥”了中间环节

　　其实国家对化肥生产企业的政策不仅仅是“限价”，而是同时从税收到能源、运输等各个环节都给予了优惠政策。然而在实施过程中，这些优惠政策却被一些中间环节“截留”，成为地方、部门利益，从而影响了化肥价格的调控效果，使肥价居高难下。

　　记者采访了解到，国家明确规定给予化肥企业增值税先征后返50%的优惠政策，有的企业去年的增值税到现在还没有返回，有的企业虽然返回了，却又被地方上拿走一块。去年安徽四方集团的计划煤为20万吨，事实上去年计划煤的兑现率只有50.4%，化肥企业要多花150-200元一吨的价格购买非计划煤来维持正常运转。此外煤炭运输过程中还有出省费、资源费等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每吨高达近百元。国家对化肥企业实行优惠运价，但铁路部门以运力紧张为由，让企业等车皮。正“等米下锅”、急于回收资金的企业等不及，只好花高价买车皮。安徽四方集团和安徽海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等企业都反映，铁路部门还要收取“点装费”，每吨70元-130元不等，而且不开发票。

　　这就造成化肥销售的“计划”价格，与生产、流通过程中的“市场”价格的矛盾。

　　电价偏高也是化肥企业反应较大的问题。据安徽四方集团副总经理王良优介绍，国家规定的优惠电价为每度0.341-0.356元之间，但实际上电力部门还要收取这基金那费用，企业付出的电费是每度为0.371元。这个电价比2003年以前还要高2分钱。王良优说，别小看2分钱，四方集团为此一年要多付电费600多万元。安徽化肥工业协会秘书长王文富说，目前安徽的电价偏高，每度电比外省高0.08元到0.15元，一年全省化肥企业增加成本达3亿元之多。

　　行政部门收取的名目繁多的费用，也给肥价上涨推波助澜。据安徽省飞建化工有限公司办公室孙主任介绍，自1999年起，省农委土肥总站要求复混肥料生产实行登记制度。从办理临时登记证到最后的正式登记，每个浓度的复混肥料合计约需人民币2.35万元。孙主任认为，对复混肥浓度品种登记是不合理的行政审批行为。他说，复合肥不同养分浓度的产品，好比鞋厂生产出的不同尺码的鞋子，是产品的不同品种或规格，是根据市场需要而生产的。如果确是企业产品质量出现问题，质监部门可以查处。完全不必要用行政审批来限制。

　　如此算来，因为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被层层盘剥，企业要花费大量的“冤枉钱”，企业把这些“冤枉钱”计入成本，变成价格，最终受害的还是农民。

　　再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

　　化肥限价的好处没有落实到农民头上，农民不满意。而煤炭企业也有怨气：煤炭卖不出去的时候没人关心，国家也没有对煤炭企业实行优惠政策，现在煤炭市场紧张了就让煤炭企业卖平价煤，这不公平。化肥生产、经销企业则大喊成本上升、利润下降了。

　　安徽经济研究所王傲兰所长说，化肥价格不能回归理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府的改革措施与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仍有很大差距。20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根本出路是放开市场，将煤、电、油、运和化肥价格全放开，让所有的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而不要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去年以来化肥市场价格的巨大波动实际就证明了行政、计划干预市场的失败。”辉隆公司总经理李永东说，“从化肥生产的源头到农民都不满意，是该考虑放开化肥市场，让市场规律发挥对化肥市场调控作用的时候了！”有人担心放开市场会“乱套”。李永东说，最有说服力的是粮食，过去全由国家控制，花了不少冤枉钱，群众没有得到多少实惠。可在放开后，不仅没出任何乱子，粮食的供应、价格等，都比计划经济时代好得多。

　　他说，国家对化肥市场的调控可以通过政府储备，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抛售来平抑物价。把暗补给企业、铁路的资金直接拿出来直接补贴给农民，真正保障农民的利益。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去年对农村化肥消费状况的调查结果，化肥消费量最大的是粮食生产，占化肥施用总量的74.1%，说明化肥与粮食生产的关系最为紧密。因此，增加种粮补贴，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因化肥涨价造成农业生产成本增加。李永东认为，根据化肥、农药常年生产、季节使用的特点，省市二级建立和完善化肥、农药淡季储备制度，用经济杠杆抑制肥价暴涨是完全可行的。政府还应当进一步重视发展化肥工业，制定向化肥工业倾斜的有关政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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