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公正更可贵

　　2005年4月6日，牛氏兄弟在医院检查身体。4月1日，他们在经过近4年的牢狱生活后被无罪释放。本报记者浦峰摄

　　本报记者袁凌北京报道 4月1日，曾引起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两高一部和深圳市长关注的深圳“牛氏兄弟案”终审宣判，牛跃进、牛跃伟被判无罪释放。

　　4月5日晚上，在北四环以外的一家餐馆，记者见到了释放后来京的牛氏兄弟。两人脸上带着多年牢狱生活刻下的沧桑，谈话中时时露出不安的神色。牛跃进说，这个偏僻的餐馆是他们特意选择的，“为了安全”。

　　“逃离”了看守所

　　新京报

：案子终审宣判，法官宣读“当庭无罪释放”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

　　牛跃进：不相信。

　　新京报：为什么不相信？

　　牛跃进：这么长的时间，快四年了，听到了这么一句话，有点不好理解，不像是真的。

　　新京报：什么时候相信了？

　　牛跃进：当我走下被告席，和父亲拥抱的时候。抱住了父亲的身体，实实在在的，我开始相信这是真的。

　　这时我的眼泪流了出来，不是涌，是奔流、喷出来，非常开心又极其委屈，好像回到了很小的时候，挨打后父母才知道我一点错事也没做过一样。

　　虽然这样，放开亲人的身体，我心里又有点虚了，我们还要被装上囚车，回看守所办手续。要再进一次看守所。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害怕再走进看守所？你们已经被宣布当庭释放，只是回去办个手续。

　　牛跃伟：我心有余悸，我怕往事重演。回到监仓里，仓友们都在睡午觉，一开门所有人都醒了，看着我，我感到他们看我的眼光很复杂，我自己的神情也很复杂。

　　新京报：你跟他们说了自己被无罪释放了吗？

　　牛跃伟：我没说。我怕说了最后又出不去，无法面对他们。我在监仓里从一点二十分待到两点，这四十分钟，我什么都没说，他们也没有问我，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直到听到广播里叫我收拾东西，这时我才跟大家说了。他们都欢呼起来，怪我怎么不早说。

　　新京报：你这时完全相信自己获得自由了吗？

　　牛跃伟：还没有。我提着衣服往看守所大门口走，我盯着大门口，提防那里有人（警察）像上一次一样等着我，把我带走。在我没有走出大门之前，没有走上亲人来接我的车之前，我还是不放心。上了车我就说“快走快走”，一溜烟离开了那个地方，还回头看有没有人跟踪。

　　好像我们不是光明正大地释放，而是悄悄逃离了那里。

　　新京报：随后你们回家了吗？

　　牛跃进：哪里敢回家？！

　　我们在外边过了一夜，第二天就离开了深圳，感觉还是像逃一样。判决书当时还没到我们手里，心里虚，好像随便什么人随时都能再把我们抓进去。

　　新京报：现在你已经拿到判决书，应该相信自己已经完全自由了吧？

　　牛跃进：应该说相信了，非常开心和激动，几天来始终处在亢奋的状态。但还是有一点点疑虑，始终觉得有人不会放过我们。

　　改确认书日期完全是本能

    新京报：2001年9月你被监视居住，当时你有没有想过，你会失去自由近4年时间？

　　牛跃进：没想到。我觉得自己没什么问题，我很坦然，他们没出示任何证件，我还是跟着他们走了。没想到把我拉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一个民房的套房里，装着安全门，10多个保安看着，还有许多老板也关在那里。到那里我开始觉得不对劲了，好长时间里认为自己是被绑架了。

　　新京报：怎么会觉得是被绑架了？

　　牛跃进：我以为应该是让我交代什么，但没人跟我谈这个，谈的是价钱。800万如何，600万怎么样之类，讨价还价。

　　新京报：你当时配合吗？

　　牛跃进：开始配合，包括签那份确认书。签了以后才警惕起来。

　　新京报：确认书上是说你用和剂公司的29.15万美元支付了自己的股权转让款，后来成了指控你挪用公司资金的关键证据。当时你怎么会签呢？签名日期为什么又不对呢？

　　牛跃进：过程是这样的。他们先拿了些差旅费借款单，里面有1万改成31万的，我一看，还可以承受，没办法就签了。又拿了确认书让我签，我一看也就20多万美元，也还可以承受得起，又签了，它上面有打印好的日期。他们又把第三张递上来，“欠人民币1800万，多久多久还”，我一看，这我死了也还不清，马上意识到这是圈套。

　　当时那份确认书我刚签过，还在我手上，我赶紧把确认书签上了当天的日期。这完全是一种本能的反应。第三张1800万的我也没签。

　　新京报：没签的后果是怎样的？

　　牛跃进：我的亲人开始一个个被抓进来。二弟，再是三弟。我和两个弟弟被关在相邻的几个监仓里，彼此可以看见。看到三弟，我一下就崩溃了。

　　新京报：你是担心更多的亲人被抓吗？

　　牛跃进：是。我劝妹妹、劝妻子别再为我们奔走了，离开这个地方，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好好活着。如果看到我的其他亲人、我的妻儿为了我再被抓进来，我一定会死，我会恨自己还活着，被当作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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