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万隆会议功臣司徒眉生 曾亲睹周恩来外交风采

　　时光倒流50年……亚洲上空风雷激荡。1955年4月11日，国际反动势力和台湾当局相勾结，阴谋暗害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致使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采访的中外记者共11人遇难。18日～24日，万隆会议冲破阻挠成功地召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以在全球推广。现隐居于澳门的司徒眉生先生是这段难忘历史的见证人。《环球》杂志记者辗转找到这位历史功臣，听他讲述过去的事情。

　　一个春日的正午，《环球》杂志记者怀着好奇而忐忑的心情去赴一个特别的约会。为了郑重其事，记者还特意换上了让自己显得成熟老练的深色西装套裙，以拉近与对方年龄上的距离。然后，在一家很有情调的葡国餐厅选了个视线最好的位置，慢慢地等待他的到来。

　　将与《环球》杂志记者共进午餐的人是原印尼《新报》记者司徒眉生。他曾是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的私人助理，也是万隆会议的功臣。

　　“眉生”之眉指印度尼西亚西爪哇苏甲巫眉市，那是司徒眉生的出生地。因机缘巧合和见识出众，司徒眉生18岁即被苏加诺赏识，后来成为总统私人助理、中文翻译，并在万隆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1965年因在印尼“9·30军事政变”中遭受通缉而辗转来到澳门，自此营商为生，养育子嗣，在小小澳门度过了近40个寒暑。

　　在司徒先生即将动身赴印尼参加纪念万隆会议50周年活动之际，《环球》杂志记者通过朋友找到了这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新闻前辈，并约下了这次令人神往的采访。谈话的主题首先是影响深远的万隆会议。

　　与苏加诺亲密接触

　　年届77岁的司徒先生思维敏捷、博闻强记，那些年深日久的往事，对他来说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1946年，年仅18岁的司徒眉生以实习记者的身份去采访一个会议，在开往玛琅的专列火车上，这个华侨子弟因能以纯正的印尼语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而引起了印尼总统苏加诺的注意。

　　苏加诺兴致勃勃地对司徒谈起了自己的理想，并建议他读读自己27岁时所写的《印度尼西亚和泛亚细亚主义》。

　　此后，司徒经常被召进总统府倾谈，与苏加诺的私人关系日渐亲密，被他视为子侄。在此过程中，司徒眉生对苏加诺的思想有了更深入和全面的了解。

　　司徒先生回忆道，万隆会议是苏加诺总统实现早年理想的一次实践，而当时的国际形势也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认识苏加诺总统后，司徒就通过总统府办公厅找来了苏加诺亲口推荐的那篇文章并认真研读。他发现，这篇宣示其政治抱负的文章，充满了亚洲各国团结起来、粉碎殖民主义枷锁的愿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的民族独立运动纷纷告捷，到万隆会议之前，亚非地区出现了近30个民族独立国家，令苏加诺倍感鼓舞，他相信，实现早年理想的时机已经来临。

　　1954年4月，苏加诺授意当时的印尼总理阿里，利用南亚五国(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印度尼西亚)总理会议的机会，倡议召开一个亚非国家会议。

　　经过阿里的争取，五国总理会议达成一项决议，由印尼进行召开亚非会议的可行性调研。苏加诺总统抓住机遇，立即令外交部全力筹备，将“调研”做成了会议准备。

　　经过种种努力，1955年4月18日，举世瞩目的第一次亚非会议终于在印尼的万隆召开，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下自行召开的会议，前来与会的共有29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远远超出苏加诺的预期。

　　亲睹万隆会议周总理风采

　　当时仍在华文报纸当记者的司徒眉生全程采访了这次会议，由于与总统府关系密切，还持有大会工作人员的证件，他可以出入一般记者不能踏足的区域。

　　50年后，当他忆起那次会议时，言语间对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仍充满了由衷的钦佩：万隆会议之所以成为载入史册的历史性会议，周恩来总理居功至伟。

　　凭借新闻记者和大会工作人员的双重身份，司徒得以在近距离的高处观察与会各国的代表团，并亲睹了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求同存异”的外交过程。

　　司徒先生回忆说，万隆会议召开时国际形势十分复杂，参加会议的许多亚非国家还深受西方的影响，对中国的崛起并不理解，普遍抱着怀疑、观望甚至敌视的态度。与会各国之间也矛盾重重、勾心斗角，还出现了争夺领导权的现象。

　　一位代表在发言时当着中国代表团的面提出，既要反对殖民主义，也要反对共产主义；还有人对中国的政策表示怀疑，污蔑中国对邻国搞“渗入和颠覆活动”。中国代表周恩来在发言时将作何反应，便成为大会是否能达到团结目的的关键。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散发了书面发言后，周恩来进行了简短的大会补充发言，以宽容大度的外交家风范和求同存异的外交理念，赢得了与会者暴风雨般的掌声。

　　追忆往事，司徒眉生神思飞驰。他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使得中国与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隔绝。万隆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步入国际舞台，就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也为自己赢得了广阔的外交空间。

　　无意中“参与创造历史”

　　当亚非会议形成的“万隆精神”影响了世界50年之后，《环球》杂志记者追问司徒先生本人在会议筹备期间所做的贡献，司徒眉生淡然一笑：那不过是因缘际会的机遇而已，何况，都是“过期”的旧事了，不提也罢。

　　记者说：“就当给我讲故事吧，对于那些发生在我出生以前很多年的事，我总是有着无穷无尽的好奇。”司徒慈祥地望着记者，满足了记者的要求。

　　对于是否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五个发起国的意见并不一致。1954年12月底，南亚五国总理齐聚于印尼的茂物开会，其中的一个议题就是要不要请中国参加。

　　会议上，正反双方各执一词，经过会议主席阿里总理的努力，最后总算达成了一项决议：“在印度尼西亚总理承诺向阿拉伯国家做工作和说明后，会议同意邀请中国参加。”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苏加诺出于安全考虑，决定将茂物会议的内容透露给中国，让中方了解哪国反对，为何反对，希望中国有备而来。但通过外交途径透露消息，容易造成不必要的误会，最后决定让有中国血统的新闻记者司徒眉生利用民间渠道无意中“泄露”。

　　当时依然任《新报》记者的司徒眉生除了与苏加诺总统关系密切外，还与前印尼外交部秘书长兼亚非会议筹备组秘书长鲁斯兰是好朋友，天性喜欢交往的他也和中国驻印尼使馆的领事们相处融洽，多有来往。

　　执行任务前，鲁斯兰将茂物会议的记录拿给司徒眉生，让他多看几遍，熟记相关内容，还将会议记录外的有关内容讲给他听。

　　领命后，司徒多次若无其事地来到中国使馆，与朋友们闲聊感兴趣的话题。这位深得苏加诺总统信任的新闻记者的闲聊内容，自然引起了中方外交人员的注意。时任中国驻印尼大使的黄镇很快约司徒见面，亲耳听他闲聊了一次。茂物会议的分歧，就在这样的闲聊中被巧妙地传递给了中方。

　　数十年后，这个生动的历史细节被有心人捕捉到并公诸于世，有人说司徒眉生传递的信息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中国代表团的有备而来，他本人对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

　　对此，司徒本人却谦虚地表示：“我当时只有20多岁，根本没想到这次会议将产生如此深远的历史影响，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如果你是我，你也会去做，甚至比我做得还好。”

　　经历数十年世事变幻、人生起伏的老前辈的这番表白，让记者领略了什么是通达超然的智慧。

　　《环球》杂志记者感到，司徒先生讲起往事的时候十分愉快，因为他所叙述的司徒眉生，是照片上那个年轻、自信、阳光灿烂的小伙子。

　　他说，年轻的司徒眉生经常去鲁斯兰家借书、聊天。有时正赶上亚非会议筹备小组在那里聚会商讨问题。司徒虽不是筹备组成员，但可以旁听、插嘴。

　　由于报名与会的国家和代表人数远远多于预期，因此住房问题令筹委会大伤脑筋。关键时刻，司徒眉生灵机一动，提议借用富商别墅解燃眉之急。提议被采纳后，得到印尼富商的积极响应，会议期间，20多个国家的首脑入住私人别墅，不仅宾主尽欢，借出豪宅的富商也深感荣幸。

　　避难出走隐居澳门

　　1956年，司徒眉生以总统私人助理的身份来到苏加诺身边，此后10年一直伴其左右，并兼任总统的私人中文翻译。

　　1965年，印尼发生震惊世界的“9·30军事政变”，凡是与苏加诺总统亲近的人，都要遭遇被清除的厄运。司徒眉生顿时陷入危险之中，幸好两位朋友及时将消息通知他，苏加诺也从其他途径获知了企图绑架司徒眉生的阴谋，并立即决定让司徒出国暂避。

　　当司徒眉生正准备从马兰腰机场出国时，却被军事掌权者一方拦截，在苏加诺总统干涉下方能返回总统府。随后，苏加诺亲笔批示，让司徒眉生前往香港。在总统府警卫团副团长亲自护送下，司徒眉生再次来到机场，以总统保健秘书的身份，和总统私人医生同行，前往欧洲为总统购药。

　　司徒眉生到达荷兰后即转飞香港，却未能得到港英政府的居留许可，遂转赴澳门，觅一栖身之地。此后便与前来会合的夫人及3个儿子一起居于澳门，成为一个以地产起家的商人。

　　如今，坐在记者面前的司徒先生，名片上的头衔是“朝晖集团董事长”。在司徒眉生名字下面的括号里还印着另一个名字：司徒南华。小小的一张名片，无言地浓缩了将近40年的历史，其间的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青春的张扬与迟暮的旷达，让记者这后生晚辈感慨不已。《环球》杂志驻澳门记者/王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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