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抗日战争中的淞沪会战：中国人的血与火(3)

　　1937年8月14日: “可塞”起飞，中国军队发起攻击

　　记者◎李菁 图◎秦风

　　空军:拉开战幕

　　一场台风刚刚经过中国的东海，8月14日，长江中下游及苏浙地区笼罩在一个巨大的低气压下。这一天的上海电闪雷鸣大雨倾盆，风速竟达每秒22米。本已在前天晚上11点下令这一天空袭杭州、南昌及虹桥等几个中国机场的长谷川清，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有些犹豫。5点30分，这位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下令:“在天气好转之前暂停空袭。”

　　长谷川清应该没有预料到，3个半小时之前，国民政府方面恰好下了截然相反的一个命令——这一天凌晨2点，位于南京小营总部的空军总指挥部发出了“空军作战命令第二号”——轰炸日军司令部、军械库、公大纱厂日军机场以及游弋海面的日本军舰等，被确定为空军参战部队在8月14日的主要任务。

　　“大家都把这一次淞沪会战称为‘八一三’战役，实际上8月13日并未开战，不过是两军对垒，步哨上有些接触，而正式的开战是8月14日。”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后来在其回忆录里特地解释了这一点。

　　早晨7点，空军35队队长许思廉率领的5架“可塞”轰炸机群，是最早出现在上海上空的中国战机，他们从杭州的笕桥机场起飞，在云隙和日军高射炮火网中，向有“军械库”之称的公大纱厂俯冲。弹落烟起，火光冲天轰炸了公大纱厂日军军械库，年轻的中国空军由此勇敢地成为“正式开战”的揭幕者。

　　“我们三架飞机沿着武汉铁路、杭州到上海的路，飞得很低，那云低得不得了。一到上海，我们就发现了黄浦江的炮‘刷刷刷’地往我们这边打，我就一个急转弯跑到云里去了，再出来时候，把炸弹都投到了公大纱厂。”从汉口赶来参加空战的飞行员姜献祥后来向台湾著名的电视制作人陈君天回忆了当天的细节。

　　“8月14日上午，高大队长从南京打一个电话到周家口(河南)，说马上准备出发，要飞到杭州。河南的天气比较干燥一点，天气很好，我们飞到安徽，天气慢慢变坏。等飞到浙江，那里天气更坏，坏得一塌糊涂。大概14点40多分，那时候，西湖后边有一个山，我们绕过那个山，一看就是一片水，白白一片，大家就晓得到了。”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空军的主力已部署在山西、河南一带，以备华北抗战。而随着华东局势的转变，空军在8月13日下午下达第一号令，急令驻河南信阳、周家口和许昌的第二、第四和第九大队被调至安徽广德、浙江笕桥和曹娥机场，参加淞沪抗战，王荫华便是从河南周家口赶来的第四大队的一员。

　　“高队长说，敌人已经快到了，马上起飞，我们说，报告大队长，还没加油，怎么起飞啊？他说，不管，马上起飞！他就上了飞机。结果高大队长一飞起来就打到日本飞机了。”王荫华回忆的是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他击中了从台湾新竹起飞的一架重型轰炸机，宣告了中国空军对日空战史上零的突破，高志航当时也一下子成了振奋人心的民族英雄。

　　“中国空军出现在浦江上空，向日舰投弹轰炸，日舰纷纷放高射炮，华机毫不畏缩，盘旋于高射炮之烟幕中，奋勇轰炸。一般人士为之诧异，且为此英勇善战，更使人兴奋，故当轰炸时，市民赴外滩及各大厦屋顶观战者，颇为热烈。”8月14日外电的一篇报道生动地描摹了当时的场景。

　　这天下午15点，在上海长城唱片公司上班的张德治坐车外出，“途中行人拥挤不堪，向高空观望，时适空军激战，机声轧轧，炮声隆隆，高射炮密如连珠，炮声过后，黑点布满空际”。张德治当天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这一幕，“停泊在日本领事馆外，黄浦江苏州河口北首的‘出云’是日本第三舰队的旗舰，因此成为中国空军轰炸的重点。几番轰炸后，‘出云’似未下沉，惟已被我某项爆炸军器击中，船舱受重伤，向下游开去，吴淞口外，击沉潜水舰一艘，焚烧敌袖珍舰两艘。”张德治的日记后来被收藏，使得后人有幸重温那个场景。

　　为了追击这艘“出云号”，首日出战的中国空军也上演了一幕不幸的误炸事件。“空军飞近上海市郊，突然从5000米高空降低到1000米以下，瞄准失度，一枚1000磅重炸弹落在大世界门口，恰好是行人群集处，闯下了滔天大祸。伤亡2021人。那个坑穴，有一丈半深，二丈直径。四邻都是残肢破骨，斜角那篱巷中，堆起了一丈多高。我们还看见青年会的屋顶上，飞落了一只断腿。”著名报人曹聚仁后来在《我与我的世界》一书里回忆。那天，他与初婚妻子邓珂云“恰好在南京路上大新公司门口”，连忙躲到公司中去，只听得轰然一声，接着一片凄惨喊声，“后来又看见接连地载尸体的血淋淋车辆过去”。直到一个小时后，街上才恢复了交通，两人分别回家。珂云还被担心的母亲责骂了一顿。

　　关于这一天，中方究竟击落了多少架日本战机说法不一，有说6架、有说4架。日本战报在第二天的报告中称“1/3的战机没有返航”，由此我方估计击落20架左右。中共延安的刊物也发表了《英勇的中国空军万岁》的文章。年轻的中国空军，竟然将梗津、鹿屋两个闻名于世的主力航空队装备最新式的轰炸机消灭过半，在日本引起震惊，联队长石井义剖腹自杀。国民政府为纪念这一次辉煌战史，1939年，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而早期参与筹建空军的宋美龄一生最爱佩戴的，也是那枚空军胸针，并称他们是“我的空军”。

　　海军:“破釜沉舟”

　　海军在8月14日这一天的作战任务已在一天前发出:“封锁江阴”。

　　江阴位于长江下游，上海战事之前，为了防堵上游日舰东下，以及后来敌军溯江而上，国民政府决定沉船以堵住航道，想一举扫荡日军在长江内的舰艇。为此，海军部部长陈绍宽已奉命夜令三辆测量船和二艘炮艇驶赴江阴以下江面，将各航路标志彻底破坏。随后又乘“宁海号”巡洋舰率第一舰队主力赴江阴，将征用的20艘商船沉于江底，封锁航道。

　　后来陈绍宽又接到一手令:“凡年在40以上之大船，须将其炮卸下准备沉没。”相对于空军在首战的激情飞扬与战绩显赫，海军为8月14日作战的准备显得悲壮——他们对总体作战的最大贡献竟是自己执行“破釜沉舟”，这未免有些令人无奈。

　　“大概8月初，我们开始准备沉船，上面告诉我们等待商船到。我们就在江阴口等商船一来就带到封锁线上去，然后把船底壳开了沉船。8月1日，沉掉17条，一直等到8月11日，我记得我那天刚沉完一条船，回到我的船上，海军部部长陈绍宽也来了，船上很紧张。”原来当年负责沉船的海军少尉林君颜回忆，海军部部长陈绍宽接到命令，还要向江里继续“补”沉船，“大概要5条军舰，我到现在还记得，因为我的‘通济号’也是其中之一。”

　　前两天，8月12日上午，上海各大学在闸北、江湾、吴淞各校举行新生考试，上午9点半，校方派员突然宣告新生停止考试，劝考生立即离开闸北、吴淞此地，不可片刻停留。当时大家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还一无所知，因为淞沪路停运了，当时在吴淞同济大学考试的曹礼吾与其他同学一样，乘帆船回了上海。他们的帆船溯黄浦江而上，曲折从日本军舰行列中穿过，而日兵好像显得很悠闲，大炮还穿着炮衣。

　　曹礼吾没有想到，林君颜所在的海军却“准备12日把日本封锁，不让他船走，然后围在里面打他”。但一个意外的发生令海军多少有些被动。封锁长江的决定是在1937年8月7日的最高国防会议做出的，结果列席此会的行政院秘书黄浚将此情报出卖给日本人，“日本10日就开始开船，11日，我们就看见一条船一条船开下来了”。未得到“拦截”命令的海军只能眼看着日军舰一个个逃出封锁线。消息的走露让蒋介石大为震怒，黄浚与其在外交部工作的长子黄晟后来成了国民政府首批处死的汉奸。

　　8月14日这一天，江阴防区司令欧阳格派102与171两艘鱼雷艇，伪装成民船，从江阴出发一路躲躲闪闪经无锡、太湖、苏州、松江，抵达龙华，其间险象环生。171未跟上，两天后102号艇偷袭了停泊于汇山码头的“出云号”，使“出云号”尾部受到重创。在当时情况下，中国海军处于绝对劣势，此一击被日本人评为“中国海军惟一一次积极性攻击”。

　　后来有人作了一个简单比较，假如单纯以吨位论，“我们和日军的相比应该为1∶30”，当然“质”上更无从比较，“所以在八年抗战中，如果说在海上，我们海军的军力是零的话，一点也不为过”。在这样的条件下，淞沪抗战中海军在江阴防区苦战到11月底，等大军西移，才放弃了阵地，退守南京。这一段日子里，总共在江阴水道沉入的大小船只多达43艘，至于这些动作究竟对阻止日军西进的速度产生了多大作用，我们不得而知。“布雷”后来成为中国海军的主要作战任务。

　　“八年抗战对海军而言，他们在失去海洋，失去船舰的处境下，不惜生命，配合持久作战的国策，默默奉献，悄悄牺牲，其贡献是值得肯定的。”陈君天在他制作的节目中几分伤感地点评，“1945年在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中，他们高举着只有‘海军’两个字的旗子，没有番号，没有舰别，他们只是深以抗日八年之间曾任海军为荣。”

　　陆军:血战淞沪

　　“……事至今日，和平确已完全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御侮救亡，义无反顾……本军所部全体将士，与暴日誓不共戴一天。”张治中8月14日这一天，发表了语气坚定的讲话，这也成了他对日行动的“正式宣言”。

　　驻守在无锡的孙元良88师作为先头部队之一，其实已在三天前进驻上海。

　　“我还记得8月7日那天，孙元良兄在上海福州路咖喱饭店请我吃晚饭。”在淞沪会战中作了战地记者的曹聚仁后来在文章里回忆，那时孙元良对曹说，抗日战争已成定局，“但一时还未必有战事”。可是两天后，刚从上海返回无锡的孙元良就接到动员令，87、88两师就在8月11日当天向淞沪近郊推进。8月12日清晨，88师前哨在北站出现，87师前哨也推进到江湾车站。

　　在中国军队向淞沪布防的同时，三天前，8月11日，日本第三舰队已驶集黄浦江等港口，次日，陆军总部决定动员30万兵力分赴上海与青岛。上海市民从双方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已嗅出愈来愈浓的硝烟味道。

　　“本军决于本日午后5时，对敌开始攻击。”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留存着张治中在8月14日当天致蒋介石、何应钦的密电。中国方面期望以优势兵力进攻日军在沪各据点——按照张治中事先部署的作战计划，“置重点于杨树浦港以西至虹口日司令部间”。在空军轰炸后，借助炮火掩护“进占其根据地，压迫至苏州河及黄浦江而歼灭之”。

　　“总攻令”实际上是张治中下午3点钟下达的。一天前已与日军在八字桥一带发生局部战争的陆军87、88师，奋力夺回头一天被日军占领的持志大学、五洲公墓、沪江大学和八字桥等据点，并向日本盘踞的纱厂进攻。

　　“我们是8月15日到的，把上海所有的失地、让日本人占领的地方，统统拿回来了，就一个大纱厂没拿回来。我们523团攻进去一个营，中断他的电网，一个营整个死在那个大纱厂里头。”参加第一轮进攻的88师士兵蒋堂华回忆。战争一开始就极为残酷。88师旅长黄梅兴在持志大学指挥作战时中炮阵亡，一天中，仅527团就有7名连长阵亡。

　　因为闸北相对而言比较密集，所以双方一开始就是以短兵相接的巷战形态揭开序幕。几天内，中国军队已推至闸北、虹口、杨树浦之线。但是，日军在上海的据点大都以钢筋、水泥建成，异常坚固。张治中后来向蒋介石报告说:“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这种攻坚战，中国军队必须配备相应的重武器。但当时中方仅有的三门榴弹炮:一门因射击激烈，膛线受损;一门膛炸;一门不能射击。

　　大战的血幕既已拉开，蒋介石遂决定全军主力向华东集中。“13日晚接到最高指挥部命令:‘火速开赴上海参战！’同时命令沿途一切车辆，通通为我师让路。”时为36师师长的宋希濂正驻防西安，接令后立即命部队准备好干粮、饮水等，“然后风驰电掣地沿陇海铁路东开”。当时驻扎南京、上海的部队颇多，单独命令宋希濂部队由陕开沪，是因为36师与87、88两个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宋希濂的部队经过南京、镇江、无锡、苏州等京沪路沿线各县，所到之处“每站都是人山人海，鼓掌欢送，高呼口号壮我军行”，慰劳将士的饼干、糖果、罐头、香烟等，也被欢呼的民众争相扔进车窗内，士兵也被这样的场景所感动。

　　“我们吃饭都晚上吃，夜晚才能送饭，白天根本送不上来。”36师的方振东回忆，另一位参战的老兵谢世明说，“日本人凶得很。抗战初，他们吃得好穿得好，精神好，武器也比我们好，那时，我们一个连轻机关枪只有三挺，子弹开一发打一发，机关枪打着还会卡弹。”

　　淞沪会战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海陆空立体协同作战，也被认为是亚洲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战役。

　　(在此特别感谢台湾著名电视制作人陈君天先生为本文提供的真诚帮助。资料整理:实习记者葛维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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