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专家桂希恩：让阳光温暖艾滋病人(组图)

“这么多荣誉我担当不起” 摄影/佟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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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希恩在武昌火车站大厅侯车，准备赴艾滋病灾区

　　桂希恩堪称中国防治艾滋病问题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是我国第一个发现河南艾滋病高危区的人，在他的促进下，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成为全国第一个可以免费接受艾滋病治疗的村子。2005年1月16日晚，“感动中国2004十大年度人物”评选在中央电视台揭晓，桂希恩当选。作为一名传染病专家，桂希恩是中国艾滋病高危区最早的发现者，他以良知和勇气揭开了真相，让阳光温暖了艾滋病人这个曾经被忽略的群体。他对艾滋病患者的关爱不仅感动了中国人，也感动了很多外国人。

　　几年前，瑞士银行家马丁·哥顿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桂希恩为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做出的许多了不起的工作。去年3月他来到武汉，找到了桂希恩本人，通过他了解到中国艾滋病儿童的状况。目前全国已有58名孤儿通过桂教授得到了马丁基金会的帮助。

　　2004年2月28日，马丁·哥顿先生把专门表彰对中国艾滋病教育和预防治疗工作做出杰出贡献的“贝利·马丁奖”颁发给桂希恩。

　　颁奖会上，马丁·哥顿先生评价桂希恩教授的工作说，桂希恩教授是湖北乃至中国战斗在艾滋病防治与控制工作战线上的杰出代表，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所取得的成就。

　　桂希恩原本一直反对将颁奖仪式隆重化,但听说届时到场的还有许多年轻医生及中小学生和部分患者代表,他才答应将颁奖时间延长——他想将他多年来对艾滋病的发现通过演讲形式传播给在场的年轻人。

　　颁奖仪式现场没有获奖者的成就介绍,甚至没有一句自我的赞美语言。桂希恩花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讲述艾滋病发生的前后以及在防治上必须完成的事项。他反复强调:“这是个全民工程,我们必须积极预防,关爱病人,消除歧视。”

　　他将5000美元的奖金全部捐助给了58名艾滋孤儿,然后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悄然退下。

　　2004年6月11日, 温家宝总理走进了桂希恩的客厅。总理紧紧握住桂希恩的手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的事迹，很感动。我还不知道你都67岁了。我在最近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表扬了你的事迹。这次到湖北出差，专门来看看你。”

　　面对这一切，桂希恩自己说了这样的话：“我做的事是每一位医生遇到都应该做的，我做得还很不够，这么多的荣誉我担当不起。”

　　桂希恩其人

　　桂希恩，湖北武汉人。他的父母生前都是武汉大学知名教授，如今，在该校还有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奖学金。据悉，他们都以友善、淡泊名利著称。

　　1960年桂希恩从武汉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志愿赴青海从事地方病防治及临床工作。

　　在那里,他有很多角色：内科医生、外科手术师、化验员、放射师……原因很简单,那里的医生严重不足，在青海, 他参加了麻疹、伤寒、血吸虫病等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在藏区期间,他收获颇多:厚厚的一捆行医笔记上,记录着一个个令人生畏的名词:乌孜杆菌、绦虫病、鼠疫……在青海他一干就是16年，这段经历对他影响至深。后来艾滋病作为尚未攻克的传染病理所当然地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深情地说：“农村工作的经历给我留下了人生最珍贵的回忆！”

　　1976年桂希恩开始在武大中南医院工作，从事传染病的研究和临床治疗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桂希恩认识和接触到了艾滋病。1981年，他到美国进修，美国老师给他讲授人类发现了一种新型传染病——艾滋病。桂希恩当时内心颇不以为然，他想：“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国不会有这种传染病。”后来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不幸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抵抗艾滋病成为日后桂希恩在简陋的办公室里、在贫困的河南农村默默坚守的事业。

　　生活中的桂希恩向人们展示了他的另一个侧面，“简单”一词足以概括。他的家里，只有几样简单的旧家具，最值钱的“家当”是一台25寸的彩电，不但没有任何装修，而且由于是改造后的旧房子，墙上的油漆新旧都不一样。很难想像这里住的是两位知名医学专家(桂希恩的爱人是妇产科教授)。

　　在床头柜上有两张照片，一张是桂教授的全家福，照片上面足有近百人，各种肤色的都有。与这张照片并排放着的，是桂希恩与艾滋病患者程金(化名)父子的合影。程金是个普通的艾滋病患者，也是桂希恩的朋友。

　　桂希恩教授的母亲是美国人，奶奶是法国人，女儿在美国工作，家里大部分亲戚在国外。他的生活原本应该十分富裕，然而桂希恩的生活与我们的想像相去甚远。由于忙于工作，馒头、方便面是他们夫妻二人的主要食物。每次出差，桂希恩教授都要带上一袋馒头，饿了就啃上几口。别人住宾馆，他总是悄悄溜走，找最便宜的旅馆住，不愿让公家多花一分钱。

　　每次去省防疫站汇报工作，为了节省1块2毛钱的车费，他总是走上七八站路。一位艾滋病人到武汉治疗期间，看到桂教授竟然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离开武汉前，他将别人捐献给他的一件新衬衣，悄悄压在了桂希恩的枕头下面。

　　上世纪80年代初，定居于美国的亲戚送给桂希恩教授一台苹果电脑，那时电脑尚是稀罕物，价格昂贵。收到这台电脑，桂希恩把它放在了单位实验室里，供大家使用。科室的两台崭新的电冰箱也是他捐献的，而他自家用的却是一台陈旧的单开门小冰箱。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钱,钱也不是人生的全部。”采访中,桂希恩反复讲着这样一句话。桂希恩在私人领域中的避繁就简与其对公共事业的专注周到形成鲜明对照，看来矛盾，实则统一于桂希恩的为人之本中。

　　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在河南调查

　　2004年2月27日上午，桂希恩收到文楼村6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程金的来信。在信中，这位患者朋友兴奋地告诉他：“2003年12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长吴仪在我家坐了半个多小时。我们村现在敞开了，什么人都可以来。4月1日后外国记者也可以进村了。您也可以大大方方地来，给我们做些指导工作，告诉我们以后该怎么办。”看了这封信，桂希恩心里暖暖的。要知道，5年前，为了摸清疫情，他不得不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在上蔡县“东躲西藏”。

　　1999年夏天，在桂希恩所在的武大中南医院里，有一个老家在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进修医生，他发现村里很多青壮年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怎么也治不好。1999年7月，迷惑不解的医生向桂希恩请教，希望桂教授帮助他把病因搞清楚。

　　起初，桂希恩没有想到这是艾滋病，他推测是传染病，因为他听说患病的人大部分是青壮年。几天后，桂希恩第一次来到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看了几个得“怪病”的人，他大吃一惊：这些人的临床表现非常像艾滋病，他们的症状有发烧，有口腔溃疡，有口腔的真菌感染，还有很多人皮肤上出现带状疱疹，有些人长期腹泻，有些人则有淋巴结的肿大，这些都符合艾滋病的症状。

　　桂希恩去看的第一个病人叫孔留柱，有发烧、消瘦、腹泻的症状，口腔有真菌感染。桂希恩给他抽了血。那一次，桂希恩抽了11个血样，回来查出有10个是HIV(艾滋病毒)阳性。

　　这让桂希恩十分吃惊，因为这个村子里病人很多，而且这些人都是卖血的，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他们的血还给了别人！而且这个村卖血的人很多，可能这个病还不局限于桂希恩发现的这几个。但当时做的是过筛实验，还不能肯定。因为过筛实验是不能确定诊断的，按照法律要求，还要做确诊实验。桂希恩找到做确诊实验的单位，他把口袋里的1600块钱拿出来，做了6个，结果这6个全是阳性。这个结果让桂希恩相信，那10个HIV阳性大概都没有错。

　　得到这些确诊结果后，桂希恩第二次来到上蔡县，向当地卫生局报告了情况。他说他发现这个地方有艾滋病，抽11个血样，就有10个有问题，而且这个病跟卖血有关系，涉及的人很多。他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赶快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及他们的家属进行控制，同时建立一个爱心医院,收留艾滋病人。

　　他原本打算7月份放暑假时，带一个医疗队到这儿来，同时把这个病作为一个调查项目。结果卫生局长不同意，禁止他再去。但是他已经认识了村民，认识了医生，还跟那儿保持着联系。

　　两个多月后，桂希恩觉得，为了对这个事情负责，应当再去一次。所以他就利用那年的中秋节，又去了这个村。他带了3个学生，4个人两天抽了140多个血样，这一次的结果让桂希恩更加震惊：他抽的标本里头超过一半都是阳性的，更让桂希恩担心的是，他见到的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

　　因为桂希恩通过有限的渠道向外界公开了文楼村的情况，当地政府认为桂希恩破坏了上蔡县的形象，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他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每次到文楼村都会受到百般阻拦。

　　在秘密状态下，桂希恩完成了对文楼村疫情的初步调查，1999年10月中旬，他将自己的发现报告给了当地政府。10月31日,桂希恩带着他在文楼村的调查报告去了北京,报告被送到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手中。桂希恩说，他之所以敢给李岚清写信是因为他有数字。

　　桂希恩被请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详细汇报了疫情的调查结果。李岚清很快做了批示。 随后不久，中央派出艾滋病防治工作组来到文楼村，自此，文楼村成为全国第一个可以接受艾滋病免费治疗的村子。

　　自从上级部门派遣工作组进驻疫情高发区进行慰问和救治工作以后，当地政府对桂希恩的态度也和缓了很多。但“不受欢迎”的情况仍时有发生。有一次当地政府请桂希恩吃饭，他们委婉地批评他，觉得他不应该私下到他们县上去。当时有一个副局长说，不让他来是因为他是湖北的，怎么管到河南来了？桂希恩觉得这话没有道理，因为现在，艾滋病是没有国界的，哪里还会有省界？

　　2001年6月8日，桂希恩独自带着1万多元钱的药品进了文楼村，当地政府闻讯后，派警察前来驱逐。最先听到消息的程金迅速向桂希恩做了通报，并与其他几个老乡一起，把桂希恩藏了起来，半夜又用摩托车把他送到火车站。

　　尽管“不受欢迎”，但这并没有挡住桂希恩前行的脚步，“如果谁都不管，那里的状况将会更糟糕！”他拿着自己制作的幻灯片，走村串户告诉村民如何预防艾滋病，告诉他们如何使用安全套……更多的时候，他会带上药品，发放给那些已经出现症状的病人，以减轻他们的痛苦。

　　我愿意和病人做朋友

　　桂希恩有一个手机，但号码只有艾滋病患者才知道。记者找他，只能打电话到办公室。他说：“这条热线是专门为那些患者朋友们设立的。”

　　在60多岁的时候突然又认识了500多个朋友，他们都是艾滋病患者，而且这个数目还在不断扩大。这些朋友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各个地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定期和他通信。而每一封信，桂希恩都要亲自回复。

　　桂希恩深知，艾滋病患者除了需要药物治疗，更需要精神上的安慰。但一些人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让桂希恩深感担忧。

　　一名村民最早被确认患有艾滋病以后，他到邻居家里坐过的板凳被主人扔掉，村里人见了他就躲。为了让这名病人不再受歧视，桂希恩在村头与病人拍了张握手的照片，摆放在病人家里最显眼的地方，以此告诉村里人，一般的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

　　当记者提到害怕艾滋病患者是正常的心理时，桂希恩不以为然。他说，害怕是因为对这种疾病不理解，如果了解这个疾病，你就会正确对待它。这个疾病可怕，但病人不可怕。 我们不应该歧视他们。那些卖血的、输血的是无辜的，那些儿童也是无辜的，我们应该做的是帮助他们。另外，他已经感染了这个病，受到了疾病的惩罚，我们还要踏上一脚，不好吧，应该给他一个生存的机会，给他一定的同情吧。

　　桂希恩最“惊世骇俗”的举动就是把艾滋病患者接到家里同吃同住。“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无奈地说。

　　2001年5月，他将5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带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既是为了做一次全面的检查，也是为了寻求公众的理解和帮助。

　　不料住院部的床位爆满，于是桂希恩安排他们住进一栋将要拆掉的两层宿舍楼里。此举立即引起周围人们的极度恐慌。面对重重压力，桂希恩只好把5名艾滋病患者接到自己家中。第一天晚上，他特地从餐馆买来“鱼香肉丝”等3个小菜，桂希恩说，这是他家平时最“奢侈”的一顿晚餐。

　　桂希恩与这些病人同吃同住，为他们做了全面检查，为他们制订了治疗方案。他还专门抽出时间，陪他们游览了东湖。4天后，5名艾滋病患者在医院做完全面检查后，离开了武汉。临别前，这几名病人的家庭各自得到了桂希恩资助的400元钱。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一时轰动全国。这期间，桂希恩向人们讲述艾滋病患者的种种悲剧，呼吁人们能宽容地对待、关心他们。他说，这5名艾滋病感染者住到他家里后，一起用餐，共用电话、桌椅和卫生间。他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生活类的接触不会传染艾滋病！

　　让桂希恩感到欣慰的是，许多人对他的行动给予了赞许和支持。武汉各界人士捐献的药品价值10多万元。

　　桂希恩给艾滋病患者检查的时候是不带手套的。他说，正常的防护措施他是有的，他不戴手套，是因为他的手没有破损，给病人看病，是不会受感染的。他说病人很好，很关心医生，他愿意跟病人做朋友，让病人和他之间没有隔阂。

　　桂希恩的欣慰与担忧

　　2003年12月19日，国务委员兼卫生部长吴仪来到文楼村，调查艾滋病的防治情况，并提出对艾滋病人的“四免一关怀”——向艾滋病感染者免费提供抗艾滋病病毒治疗药物、免费匿名检测、免费实行母婴阻断、艾滋孤儿免费上学、使孤寡老人得到照顾关怀——在文楼村实行试点；同时将4000万元的防艾经费下发到上蔡县。

　　河南的艾滋病终于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在桂希恩的督促下，曾经病毒肆虐的文楼村受到高度关注。河南省政府有关部门，开始让艾滋病从雪藏到公开，从数据很少到数据一下子很多，从对媒体遮掩到让媒体公开报道，从小范围的重视到70多名官员驻村——桂希恩当年孤单的脚步声，正在变大。

　　现在，桂希恩表示自己不会再像过去那样频繁地去文楼村了，他解释说，文楼村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艾滋病关爱第一村，是中国做得最好的村子。以后，他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向其他没有被人关注到的地方。

　　有人说防治艾滋病是“孤独者的事业”。桂希恩不赞同，他说，“现在为艾滋病事业尽力的人已经很多，他们在很艰苦的工作条件下，冒着很大的风险，到处寻找患者、发现患者、说服患者、治疗和关心着患者。”

　　提到中国防艾的现状，他力赞政府的逐步开放和努力。他说：“好，形势大好！我感到高兴。如果见到这种变化不高兴，就有问题了。如果河南花这么大的劲帮助病人还说不好，说这话的人就没有良心了。

　　桂希恩说，现在全社会都在重视艾滋病，他有安慰了，睡得着了，即使死了，也可以闭上眼睛了。

　　但是近来，桂希恩在艾滋病高发区发现的另一些现象又让他忧心忡忡。

　　一次，桂希恩住在上蔡的一个招待所里，晚上电话响了，桂希恩接听时，电话里说的却是：“你要不要小姐服务啊？”桂希恩没想到，在上蔡这个艾滋病肆虐的地方，还有性服务者。

　　无独有偶，2003年12月桂希恩又去上蔡，住在一个局的招待所里，晚上他的门被打开了。他还以为是小偷来了，结果人家说，不要紧张，我是服务的。

　　后来桂希恩又得知，HIV阳性的人有去卖淫的，还有文楼的，有名有姓。桂希恩对此非常担心。他说，这是有危险的，家庭内的性传播有低的有高的，血传播地区一年只有百分之二三，但这指的是输血卖血感染的，假如你是嫖娼卖淫得的艾滋病，那么传给对方的几率将非常高。

　　现在输血传播基本得到了控制，但是其他传播途径还没有解决，性传播和吸毒传播也很严重。桂希恩说，现在性传播正在逐渐增多，他就见到两个大学生因为不洁性行为感染了艾滋病。

　　桂希恩一直担心现在的大学生没有得到足够的预防艾滋病的教育。他说，如果这个问题还不解决好，艾滋病还是会继续传播的。

　　关于吸毒与艾滋病传播的问题，桂希恩曾对温家宝说，如果林则徐在天有灵，他也要掉泪的。因为现在吸毒的人85%以上HIV都是阳性，但林则徐那个年代没有艾滋病，现在有艾滋病了，我们比林则徐更有理由把禁毒戒毒这个事情搞好。

　　桂希恩对母婴传播也做了调查研究和解剖分析。他说，现在上蔡县的妇幼保健院院长想做这个工作了，而且他们这两年已经在搞试点做了，现在全国都在做这件事，他感到安慰。

　　根据政府公布的数据，全国艾滋病患者估计有84万，加上去世的，应该已经超过了100万。但在中国活着的84万艾滋病人中，只有6万多被发现了，还不到1/10。美国的艾滋病人估计也就是80来万，但是六七十万已经被查出来了。中国的艾滋病问题还面临着严峻的现实。

　　有些不人道的观点认为：等到1990—1995年期间卖血得艾滋病的这些患者死光了，中国的艾滋病感染率、发病率就降下来了。 桂希恩对这种观点很是气愤，也感到忧虑和不安。说这话的人一方面缺乏对生命的起码的尊重，另一方面对艾滋病的传播蔓延途径及现状非常无知。这正是桂希恩所忧虑的。

　　老牛自知夕阳近，不用扬鞭自奋蹄

　　“我属牛，是一头老牛，已度过了5个多周期。老牛自知夕阳近，不用扬鞭自奋蹄！” 67岁的桂希恩以此勉励他的学生，也勉励自己。

　　刚刚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科主任位置上退下来的桂希恩，现在是湖北省艾滋病培训中心、武汉大学艾滋病医学研究中心，这两个研究中心的主任。面对媒体的关注，桂希恩说，他只想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研究上。提到研究，桂希恩对自己有些不满，他说时间都被其他事占去了，觉得自己“碌碌无为，感到羞耻”。每天桂希恩都要接待很多记者。他的夫人批评他：“你整天搞这个事，那研究还做不做啊？”他说：“今天就有两拨，这个就是我不愿意做的，如果你关心我就不要找我了，哈哈，我会非常感谢你的。”

　　桂希恩最近一直忙于和美国的霍普基金会合作的培训治疗艾滋病医生的项目。“防治艾滋病，医生的素质和责任心需要提高。艾滋病高发区的基层医生急需培训，他们可是救火队员啊。”

　　医生培训班不收学费，不收住宿吃饭费，还给报销交通费，新疆、山西、云南、广西的医生也纷纷前来学习。“惟一的要求是，这些医生回到当地必须再给其他的医生上课，把学到的经验传给他们。” 第一批50名学员以湖北为主，也有河南的，将来的培训面还会扩大。如果桂希恩能申请到克林顿基金会、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培训就可以长期办下去，从而培训出更多的学员。

　　最近，桂希恩刚从湖北的巴东、襄樊、浠水等有学员的地方回来，此行的目的是去基层农村检查医生们回去上课的效果。培训的效果很不错，桂希恩很满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乔新生说，知识分子肩负着特有的社会责任，是社会良知的代言人。但是，目前的知识界是如此喧闹，多少人都在向上看，或者朝资本靠拢。桂希恩却把目光投向了特殊的弱势群体，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唤醒了社会良知。他是社会的楷模，也是知识分子的中坚。

　　与桂希恩交谈,他的语调始终平和、简洁。别人对他的褒扬、批评,似乎都不那么重要。如果不是艾滋病，桂希恩也许不会成为一位公众人物，但他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防艾事业。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一个医生的职业精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和谐。 文/李杉 江华

　　桂希恩，1937年出生，湖北武汉人。现为湖北省艾滋病培训中心暨武汉大学艾滋病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1960年武汉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志愿赴青海从事地方病防治及临床工作；

　　1976年开始在武大中南医院传染科工作；

　　1999年发现我国中部某村有偿供血员携带艾滋病病毒，先后20余次深入艾滋病疫区为高危人群免费检查、诊断,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004年2月，因对中国艾滋病教育和预防治疗工作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贝利·马丁奖”；

　　2005年1月，当选为

　　相关专题：2005年世界艾滋病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