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与毒枭零距离接触(4)

　　最后的鸦片交易、鸦片税 种鸦片的不如卖海洛因的

　　烟农们永远不会知道，还有一种香水号称有罂粟花的味道，鸦片制成的海洛因能给毒枭带来多么丰厚的利润和奢华的生活，就像那些拥有无法计算的财富的毒枭不知道毒品源头的烟农生活有多么困苦。

　　外滩特约记者 小柠／报道

　　彩云和贵芳姐妹俩，一对鸦片小贩

　　登俄乡很多人都是鸦片小贩，这个行当被称为“收大烟”。他们大多是汉族人，20岁的彩云就是其中之一。

　　彩云和姐姐贵芳在登俄乡5天一次的集市上摆摊，把赶集人带来的零散鸦片收来，然后再卖给从邦康城里来的二道贩子，赚差价，每拽能赚70元。

　　彩云说，鸦片不好收，而且有人做假。有的人把红糖和捣碎的大烟花瓣混在一起冒充，还有人在秤上作假，3200元一拽收来的大烟，2800元卖出去还赚。那种有问题的秤，一拽敢吃2抗。外面有卖那种秤，空的时候是平的，但称鸦片的时候，8抗老盾能和一抗大烟平衡。

　　在今天的集市上，收鸦片的价格，比起半个月前的2700元一拽，已经涨到2800元了。中午，二道贩子才来，小贩以一拽2870元的价格卖给他们。二道贩子往往嫌麻烦，不愿直接收散大烟。所以这样的秩序倒也很井然。

　　彩云她们今天的生意很差，只收了一拽多。不过她们并不着急，把散鸦片带回家，捏成比鸡蛋略大的整块，再用布包起来晒干，等涨价后再出手。彩云说，往年七八月的大烟是最贵的，能卖到三四千元一拽。12月刚出新烟时最便宜，才1000多元一拽。不过今年因为要禁烟，大家都不敢多囤积，希望攒在6月26日全面禁种之前出手。否则，很有可能会被政府用低价强行收去。

　　不收大烟的时候，彩云和贵芳、弟弟、妹妹就去罂粟地里帮父亲干活。罂粟收割完后，要把罂粟果摘下来晒干，把壳砸碎，筛出里面的籽，壳用来喂猪。往年得留一部分籽在9月播种，但今年禁种了，所有的罂粟籽都没有留的必要了。但罂粟籽可以榨油，10元一桶，还可以舂碎了作香料，或者加米做粑粑，甚至直接磨“大烟豆浆”。罂粟籽和罂粟苗都是没有毒的，顺理成章地成为是当地特有的食物。

　　大烟豆浆是待客用的。彩云在夜里专门为我们磨了喝，味道很像花生酱。

　　彩云的母亲在14年前去中国贩东西时落水死了，还有一个大姐和家人吵了架吃了很多生鸦片死了，孩子们全靠父亲拉扯大。贵芳22岁了，还没有男朋友。她在集市上买了指甲油，把手指甲和脚指甲都涂成了粉色。去地里摘罂粟果时，她把手套让给了16岁的小妹，她的手早就晒黑并且裂口了，晒干的罂粟果很硬，摘时会把手割得很痛。

　　贵芳说，以前登俄的汉人都不种大烟的，只有佤族人才种，因为种大烟很累，汉人更愿意收大烟。两年前，寨子里的汉人才开始种大烟，听说今年要禁种了，大家都觉得鸦片会越来越少，就想自己种一点，囤积到好价钱时出手。其实她和妹妹都不愿意种，但父亲要种，不能不帮忙。

　　贵芳惆怅地说：“妈妈过世很早，我们懂事太晚了。我要是早一点懂事，就能早点收大烟了，这样家里的日子也不至于这么难过。如果以后还可以收大烟就好了，我也不贪心，只要收个四五年，攒点本钱做小生意就行。”

　　我无语，对于贵芳一家，或者是这个寨子的很多人以至整个佤邦的烟农来说，不仅是种罂粟，收大烟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当今年实行禁种后，他们无不顿失所依。罂粟不是毒品，只是庄稼，收大烟就像在国内收粮食再转卖一样，只能挣点辛苦的糊口钱。“海洛因”是一个和烟农生活完全脱节的名词，乡下也没有人见过海洛因。

　　彩云说，别处的鸦片摊位费是每次50元，在登俄乡却是每次120元。“可即便是这样，我们辛苦点一家的生活还是可以勉强维持的，将来禁种了，我真不知道家里要用的钱上哪去找。”彩云也忧心忡忡。

　　“不能种粮食吗？听说政府会发一些种子。”我问。贵芳又叹息：“你也看到了，到处都是山，怎么种？寨子里还是有人种旱谷、苞谷的，种一年只能吃半年。旱季时半个月不见下雨，到了雨季天天都下雨，种的旱谷还来不及晒就不行了。往年雨季时我们只能呆在家里不出门，什么事都做不了。”

　　佤邦政府禁止吸毒，包括吸鸦片，一旦发现要被抓走强制解毒或者做苦工，这条规定对50岁以上的老人不适用。所以我们所到的每个寨子几乎都有吸鸦片的老人，这是延续了一百多年的习惯，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

　　晚上山间的风声像远处的雷声一样响，彩云和贵芳凌晨四点便起床，去15公里外的南康伍乡赶集收大烟，最近几天每天下午都下雨，一下雨就很冷，早晚都要烤火，早上收大烟的人几乎都带了火盆，但中午一出太阳真有好多人在啃西瓜。

　　鸦片税

　　今年100，明年200，后年400

　　晚上我们住在登俄乡李思美的家里。这天晚上，众多挎枪的民兵们开始集结，往乡长家走去。第二天一大早，李思美告诉我，这是向乡里交鸦片税的时候到了，每户都要按90元一抗的价格交给政府3抗鸦片，而一抗鸦片的市价是280元。

　　这是在交给中央政府的3夹鸦片税之外，登俄乡的土政策。李思美一时筹不够这么多鸦片，不知所措。再加上她早些时候曾借了乡长1000元，但现在乡长不让她还钱，让她还市值2700元一拽的鸦片。

　　通常一亩罂粟地的鸦片产量是一拽。普通人家种罂粟，每年的收入就是4000到6000元的样子，但遇上天干不下雨收成就不好，收入也要大打折扣。

　　李思美是乡长的邻居，乡长家是二层小楼，有冰箱和电视，在二楼的大水缸中接了水管到楼下，一拧开关，楼下就有水流出。而她家，一间除了床和神案几乎没有家具的屋子。但比起之前连厕所都没有的佤族寨子，至少在芭蕉树下的猪圈旁还有个简易厕所。

　　民兵们都是乡长供养的，他们集结在乡长家门口，用大锅煮红米饭，做了两个菜分着吃，有的人是把饭装在盘子里用手抓着吃。我在白塔寨，看见两个正在擦拭步枪的民兵坐在一家人的门口。上前一问，这一家人交不起税，全家临时跑到地里去割，还不知道能否割够。两个民兵没有办法，只好坐在门口等。

　　民兵吞吞吐吐地说，政府规定每户交2夹，到了乡上就变成了3夹，每夹中央政府给9元人民币补偿，而现今的市价是每夹27元人民币。他们很安静，不会野蛮收税，因为他们自己家也要被征税。但是，如果那家人过了明天还不交，他们就要把那家的东西搬走交差，否则乡长不会饶他们。

　　一家小卖部的老板娘跟我打比方说，如果今年该交100元的税交不出来的话，明年就要交200，后年400，再往后就800，比旧社会的高利贷还厉害。老板娘是内地人，她盘算着，雨季来的时候，鸦片基本也收过了，将来也不再有了，她们一家就要到别的地方谋生去，或者在全面禁种后从中国那边进些种子拿到这里来卖。

　　这一夜的收税表面上依然很平静，士兵们打着手电筒，穿行在参天大树下，手上拎着小录音机，一路上放着流行歌。到了下面寨子的村长家，村民们都被召集过来了，没有逃跑的村民不敢不交够鸦片税，大家依次把该交的鸦片放到天平上，用KANG SI和老盾称，大坨大坨的鸦片压得天平一端沉了下去，当小小的KANG SI放到天平另一端时，天平猛然倾斜过去——鸦片太不压秤了。

　　在距离营盘区仅5公里的一个寨子，今年没有下过雨，罂粟几乎没有收成。政府连鸦片税都不收了，因为实在没有收的。烟农们种的谷子收成也不好，只够吃半年，余下的日子只有砍些柴挑到集市去卖，或者到外面去帮工。寨子里的人吃饭就是米饭拌辣椒，好一点的加些凉粉。

　　KENZO曾经有一款很畅销的香水“城市之花”，创造者很浪漫地说罂粟花本来是没有味道的，调香师替它想象了一种味道：娇媚的、性感的、妖冶的，也独立、活泼。香水瓶中插了一支罂粟花，看起来是花开不败的。但我真的置身于罂粟地中，闻着那股浓烈的化学味时，绝非他想象的。事实上，它们很快就谢掉，以便长出流出毒液的果。

　　烟农们永远不会知道，还有一种香水号称有罂粟花的味道，鸦片制成的海洛因能给毒枭带来多么丰厚的利润和奢华的生活，就像那些拥有无法计算的财富的毒枭不知道毒品源头的烟农生活有多么困苦；而那些高高在上的调香师，也无法明白种出美丽罂粟花的烟农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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