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人在国家情感与全球化趋势下获取平衡

　　游历过新加坡的中国人有一个共识——到新加坡不像出国，这里321.75万的居民里77.2%是华人。

　　今年开始，新加坡政府为招揽中国人才，将其全球揽才机构“联系新加坡”开设进了上海，并抛出了高薪和居留权两大“橄榄枝”，吸引熟练的专业工人和技师。同时，新加坡放宽投资移民转入资金投资条件，资金到位后3个月全家及主申请人的父母可获得新加坡永久

居民，无学历、语言及居住要求。

　　从清代末年颠沛流离的开拓者，到如今拥有高学历的新移民，新加坡的华人社会是中国人谋求全球发展的一个缩影。

　　牛车水的新客

　　新加坡的牛车水原貌馆是华人在新加坡奋斗的最完整纪录。

　　原貌馆是位于宝塔街上的一座经过翻新的三层裁缝店屋。原貌馆的灯光，就像从店屋狭小的天窗里挤进来的，昏黄而迷离。

　　19世纪中叶，天灾人祸使得中国境内动荡不安，而在南洋采矿与园丘正需要大量劳力，为了谋生，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远赴东南亚“闯南洋”，寻找新生活。

　　根据城市规范计划，中国移民被分配到一个名叫牛车水的华人村里。祖籍福建的孙崇瑜是牛车水的原住民。他说:“我刚抵达这里的时候，还以为‘牛车水’是一个载着大桶水，用来喷水防止马路尘埃飞扬的牛车。后来，我才知道以前的房子没有水管供应自来水，就用牛车把水运到人家里去。这就是牛车水地名的来源。”

　　刚来的移民，俗称新客。这些新客在牛车水，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多种不同的方言，第一次看到印度人、马来人、阿拉伯人、欧洲人及犹太人。新客们就在这个炎热又陌生的地方，开始他们的新生活。

　　过番到南洋拓荒的新客当中，大多数是没有一技之长的苦力。其他的人有的是商人、教师、学者、戏伶和工匠。新客们最大的梦想就是在南洋发迹，以便能衣锦还乡。但受骗沦为苦力或娼妓的也不少。

　　“红头巾”是当时独身卖苦力妇女的统称。红头巾卢亚桂19岁从香港坐船，颠沛了7天抵达新加坡。途中，她看着水手把病童的尸体丢进海里:“我们刚到这里时，只是想赚点钱，然后回乡去。但是，到了之后，就想多留一会儿，做久一点。这样一天又一天地拖延下去，过了一阵就完全忘了回乡。”

　　建于1810年至1900年间的牛车水传统店屋，一般有两三层楼高。一楼和二楼各分成七八个小房间，出租给房客。每层只有二三十平方米，但住户最多时达40人。屋内最主要的陈设就是床，吊床、地板、床板，只要是能容身的地方就住人。

　　所有人共用一间厨房、冲凉房和厕所。公用厨房不到10平方米，却支了8家房客的炉子。食物与餐具只能存放在各自的小房间里，洗刷碗碟时，大家必须共用一个水龙头。厨房最里端还要隔出2间各1平方米大小的冲凉房和厕所，人一多起来，做饭的各自喧嚣，争用冲凉房和厕所的争执声盖过油烟。

　　原貌馆里布置了一间灵堂，像卢亚桂这样的红头巾和自梳女们终身不嫁，直到老死都把辛苦挣到的每一分钱寄回中国家乡。为了给他们送终，牛车水里还有专门提供孝子哭灵的服务。

　　原貌馆是新加坡旅游局大中华区首席代表蔡永兴的创意，也是他操作最成功的项目之一。他说:“我是华裔第二代，直到做了这个项目，才真正领悟到第一代移民身上‘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原貌馆使现代的新加坡人领会早年移民的精神，这在现今的社会已经很难找到。对于中国游客来说，在这里更能深切体会中国与新加坡一个多世纪的渊源。”

　　1.5代新移民

　　“过去第一代移民和现在新移民追求的角度和起点已经完全改变了，过去是为生存而战，现在是为发展而打拼。” 新加坡新传媒电台主持人张劲东一口纯正的普通话，标准的新移民。

　　在新加坡完成MBA 学业后，张劲东留下来寻求二次发展。从小就梦想过在小小的收音机匣子里讲话的他，面试时从500人中脱颖而出。移民10年，新加坡的工作及生活空间都令他满意。在新加坡能够凭努力、才干而获得应有的回报，他说这是很多新移民最看重的地方。

　　高学历、年轻化，成为这一批新移民最大的特征。

　　新加坡的媒体对新移民也越来越重视，《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明日报》等华文报章都开设专版，专门报道新移民在新加坡的生活、工作、学习、创业等情况，同时推出法律信箱、活动介绍等服务性栏目，以吸引新移民读者。

　　留学英国、并在上海就业半年后，宋娓最终选择了新加坡，并创办了新加坡海外华人的第一份文化生活杂志——《扬时代》。

　　“随着中国经济起飞，中国新移民形成了新加坡社会新关注点，这种由经济带来的人力资源趋势，正在逐渐改变新加坡人对新移民的接受态度。”

　　宋娓认为，第二代移民在新加坡出生并成长，已经彻底本土化，而新移民应被称作“第1.5代移民”——处于两代的夹层中，利用新加坡的平台，加上中国经济腾飞的时机，具有前后两代人不具备的优势。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企业管理学院的崔东红正是这样的新移民。在国内，她曾是河北理工大学老师，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完了MBA课程。

　　管理学院面向在职人员提供各种培训，崔东红现在最忙活的是组织类似于中小型企业常年大会一般的中新两国企业交流合作。

　　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经济的发展使新移民在海外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因为相互的商贸交流和文化交流过程中，有双边社会背景的新移民发挥空间比较大。”

　　游走中的“跨国华人”

　　在新加坡，中国新移民已经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

　　新加坡人曾对中国新移民心存顾虑。“中国孩子读书太厉害，抢了我们孩子的好前程。”一位新加坡母亲在当地一家英文报纸上这样写道。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新加坡政府力推多元文化和多元种族和睦相处，甚至连时间也调整为北京时间，顾虑逐渐演变成接纳。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曾少聪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东南亚新移民研究者。他指出，较之第一代移民，新移民有强劲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文化素质，更愿意加入所在国国籍，同时他们对强化华人族群意识起着重要作用。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刘宏也是新移民。他把新移民称为“跨国华人”,因为新移民对移居国和原居国都有贡献。

　　“和上个世纪初的老一代移民相比，1990年以来的新一代中国移民，已经跳脱了‘落叶归根’和‘落地生根’这两种情感归属，而是游走在两者之间，试图在民族国家的情感和全球化趋势下取得一种平衡。”刘宏解释道。

　　也许国家经济和实力的发展,正在使人们逐渐忘却国界,按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

　　在新加坡中国新移民越来越多的同时，一部分移民却正在“回流”。崔东红的一位朋友是跨国公司IT工程师，在新加坡取得永久居住资格，有房有车，去年回了一趟上海就再也不想回来了。他说:“在上海我才找到了生活，和这里相比在新加坡只是生存。”

　　当初到新加坡求职觅房、举家搬迁，如今他正筹备举家迁回上海，尽管朋友们都笑称“你生命的重要时间，都折腾在不同国别的永久居民资格上了”，但他还是对此决定义无返顾。《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文宇/新加坡、上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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