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杀妻冤案引出国家赔偿法三大修改重点(2)

　　《国家赔偿法》该大修了

　　扩大赔偿范围、提高赔偿标准、完善赔偿程序是三大修改重点

　　本报北京5月11日电 今天，湖北“杀妻”冤案主角佘祥林提出437万元的国家赔偿申请，为自己所蒙受的11年冤狱讨要赔偿。巧合的是，到2005年5月12日，恰是《国家赔偿法》

颁布11周年。

　　如果说冤狱11年给佘祥林留下的是满身、满心的伤痛，那么今天，佘祥林提出的国家赔偿仍然面临种种无奈与尴尬。佘案的国家赔偿申请和目前尚不可知的结局，再一次提醒人们审视与反思施行了十年之久的国家赔偿法。有关人士认为，这部法律自身也到了亟须彻底翻修的时候。因为它需要告慰的，不仅仅是佘祥林一个人的伤痛。

　　颁布时备受瞩目，实施中收效甚微。十年支付赔偿金5819.53万元。“口惠而实不至”从根本上是立法缺陷导致的

　　《国家赔偿法》于1994年5月12日颁布，自1995年1月1日起实施。十年前，《国家赔偿法》的出台令人眼前一亮。它使合法权益受到行政、司法机关不法侵害的公民、法人，能够获得国家赔偿，成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

　　然而，伴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发展、变迁，这部十多年前制订的法律，已经越来越落后于国家目前的社会生活，暴露出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对国家赔偿该确认的不确认、该赔的不赔、该执行的不执行，以至于赔偿案件之少、赔偿数额之低、获赔之困难，成为屡遭诟病之弊，更出现了“国家不赔法”、“口惠而实不至”的批评声音。

　　据统计，截至2004年5月，中国各级法院以及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共依法受理、审理了国家赔偿案件15867件，其中有5442件案件作出赔偿决定。截至2004年11月，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赔偿案件7823件，决定赔偿3167件，支付赔偿金5819.53万元。“很少有一部法律在颁布时受到众多瞩目，而在实施中却收效甚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应松年直言剖析：“究其‘失效’原因，除了国家法治环境尚不完善，公民、法人及赔偿义务机关法治意识不高等原因外，《国家赔偿法》本身存在严重缺陷是直接原因。”

　　由于对佘祥林的无罪判决已生效，这意味着佘祥林申请国家赔偿无须经过确认程序。而对大多数请求国家赔偿的当事人而言，申请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这表明赔偿申请进入程序怪圈，即是否“违法”，要由实施侵害行为的行政、司法机关确认。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马怀德曾评价称，将司法机关对自身违法行为的确认，作为申请国家赔偿的前置程序，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刑事辩护律师李肖霖所代理的一桩公安机关打伤当事人的赔偿案，就因为除了当事人自己，别人无以证明公安机关实施了不法侵害，而难获赔偿。

　　“谁都不能成为自己的法官，赔偿义务机关也不能。”李肖霖律师说，让侵害者先给受害者做结论的程序怪圈违反了自然正义原则，其结果导致很多当事人对申请国家赔偿畏之如虎，不能提、不愿提、不敢提。

　　精神损害赔偿缺失之痛：国家带有强制力的违法行为造成的精神侵权损害，比一般民事侵权更严重

　　佘祥林冤案的发生，彻底改变了他和他周遭一群人的命运。佘母含恨告别人世、佘兄曾被拘留、女儿被迫辍学，全家债台高筑，遭尽白眼。对佘祥林一家来说，心狱之灾是比身陷囹圄更惨的痛楚。

　　陕西省泾阳县“处女嫖娼案”受害人麻旦旦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50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费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只得到了74.66元国家赔偿金。闻讯，身心备受凌辱的麻旦旦瘫倒在法庭上。

　　由于刑讯逼供酿成冤狱被迫承认杀妻的云南警察杜培武，所提50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也被驳回。

　　———因为精神损害赔偿无法可依。

　　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日平均工资计算”。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公布了最新刑事赔偿标准，即以年均工资16024元、日均工资63.83元计。据此，有人推算佘祥林11年的牢狱之灾可能得到的赔偿金大约为25.6万余元。

　　一个无辜公民，错坐一天牢，只得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来弥补，对如此低得可怜的赔偿数额，有人讥为国家赔偿类似于“补发工资”。

　　对麻旦旦、杜培武、佘祥林而言，如何抚平所遭受的身心伤害，是国家赔偿制度面临的更大问题。

　　马怀德教授说，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并未规定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他认为，“对老百姓而言，国家带有强制力的违法行为造成的精神侵权损害，比一般民事侵权行为更加严重，国家侵权通常会危及公民人身自由，甚至生命健康权，其精神上的痛苦、名誉上的损害，比一般侵害程度严重得多。完全有理由也有必要对精神损害给予侵权赔偿，赔偿数额上也要高于一般的民事侵权损害。”

　　李肖霖律师说，“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失补偿，象征性意义会十分巨大，它将反映出国家与法律对人的精神层面的关注，这对社会文明进步的倡导与带动作用不可轻视。”

　　让国家赔偿法成为双刃利剑，在保护公民私权同时，体现出对国家公权力机关违法行为的惩戒与遏制

　　“相比十几年前纠正错案后受害人跪谢司法机关和政府的场面，如今受害人广泛地争取国家赔偿，说明至少在公民中，人权不再显得那么轻薄。”一位专家如此评论。

　　今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共收到13份全国人大代表要求修改《国家赔偿法》的议案，联名提案的全国人大代表达到500名之多。“这份议案已被列入本届人大常委会审议研究议程。”重庆团领衔提交议案的韩德云代表说。

　　“十年前《国家赔偿法》制定之初，囿于当时客观因素，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理念没有提升到宪法高度，更多强调个人义务、国家权力，而不是本着制约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理念。”因此，韩德云代表认为，国家赔偿法的修改不能小修小补，动小手术，而是要“推倒重来”，做一次重新构建的“大手术”。

　　“要使《国家赔偿法》成为一柄双刃利剑，一面充分体现对公民私权利的保护，另一个重要功能是，体现在对国家公权力机关违法行为的惩戒与遏制。让国家权力机关意识到，任何违法行为都要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增大国家机关侵权违法成本。”韩德云代表说。

　　“完善的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是民主法治的标志尺和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应松年说。

　　据马怀德教授介绍，由其负责承担的《国家赔偿法》修改难点、重点专家建议稿，已接近尾声，将很快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

　　据悉，《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已纳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指出，扩大赔偿范围、提高赔偿标准、完善赔偿程序是该法修改主要内容。同时，衔接、处理好与《国家赔偿法》相关联的《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刑法》等多部法律关系，也是“修法”需着重解决的问题。

　　专家指出，一个公民受到国家机关违法行为的侵害，本身就是对社会正义和公平的侵害。对蒙受冤屈或者受到损害的人依法给予赔偿，不仅是对公民个人权利的恢复，更是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匡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部全新的《国家赔偿法》被寄予厚望。记者 崔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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