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经济进入转轨期 力图实现企业全球化品牌化

　　在外人看来，近来温州的动作有些“反常”。

　　2005年2月19日-21日，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市长刘奇亲自带队，100多人到上海、杭州、嘉兴学习招商经验。这是温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出考察活动，也是为“温州能不能招商、要不要招商”寻求答案，藉以解放思想。紧接着在2月22日，温州市召开2005年第一个“千人大会”，落实招商引资“一号工程”，这是温州市政府首次出面组织召开招商引

资动员大会。

　　在目前的中国，由书记、市长亲自带队招商是件很平常的事，每年全国各地会有上百个招商团进出温州。但是，任何一个地方将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来实施，都没有像资本外流大市温州这样做，给外界带来的冲击力大！人们不免会“条件反射式”地发问：温州缺钱吗？温州缺什么？温州到底又想做什么？

　　温州缺什么？

　　如果探寻温州发展的路径，就不难发现温州的缺失所在。而这种缺失正是回答温州招商“要不要”与“能不能”的关键，也是确定招商引资为“一号工程”背后的原因。

　　2004年8月28日，温家宝总理亲临温州，听取当地民营企业家对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意见。这是温总理专门就此文件修改，唯一一次与民营企业家面对面，足见温州民营经济在中国的地位之高。

　　2005年2月，“非公经济36条”出台，对温州来说，这是个含金量颇高的文件，也是期待已久的“甘霖”。但是突然间，温州发现自己“倾斜”了：产业“低、小、散”，没有被承认的一流品牌；缺少对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的了解和运用；出现经济结构性“短腿”。这些都成为横亘在温州面前，提升温州难以逾越的阻隔。

　　首先，产业方面，“低、小、散”成为微观经济主体的“成长烦恼”。

　　以温州最大的工业企业正泰集团为例。2001年2月，朱镕基召集全国15家知名企业的老总座谈，征求他们对即将提请审议的“十五计划”的意见。在每个人发言前，总理让他们自报家门。当时几家企业报的年销售收入数字是：宝钢600亿元；一汽700亿元；海尔406亿元；正泰42亿元。4年后的2004年，宝钢实现销售收入1651亿元；一汽1191亿元；海尔1050亿元，都已昂首阔步迈入《财富》世界500强，正泰却只有119亿元。“不要说和国外的跨国巨头比，就是和国内大企业比，我们都还很小。”甚至到现在，参加过座谈会的正泰总裁南存辉，还时常以那次经历告诫自己的员工。

　　另一方面，温州加工制造业相对发达，但是涉及城市竞争软环境的高级服务业，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咨询业等极为落后。温州当地的企业都要远赴杭州、上海、北京等地去展开法律、咨询方面的合作，交易成本极为高昂。作为最早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温州连一家五星级酒店都没有。

　　而且，由于缺乏被承认的一流的自主品牌，温州企业拥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却没有较高的增值盈利能力。温州处于“微笑曲线”最底端，规模巨大的制造企业，实际上是在获取微不足道的加工费。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告诉《决策》，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哑铃型结构中，温州只能做“打工仔”，这是温州经济最大的“痛楚”。虽然有7个品牌入选“2004年中国最具影响力行业十佳品牌”，但是，中国家电行业的海尔、长虹和电子信息产业的联想，在开放中崛起，成功入选2005年世界品牌500强，更是让温州羡慕不已。

　　其次，温州企业家缺少运用国际规则的能力和理念。

　　洪振宁认为，温州集群经济的成功做法是五个手指头握成一个拳头，与人竞争，但同时也形成了内部的封闭性。有人这样描述温州人：老大生产服装，老二生产布料，老三生产纽扣，妹妹负责市场销售。因为不开放而缺失运用国际规则的能力和理念，温州人进入全球化经济的过程中，对通行的国际规则和别国的“本土政策”所知甚少，温州人的传统商业思维定势与全球化经济规则“正面遭遇”。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老板，国际经济知识极为缺乏，对于那些复杂的世贸组织法规条文和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法律，可以说根本不懂。

　　正因如此，近两年来，温州经济进入“多事之秋”：2003年的欧盟打火机反倾销案；2004年9月西班牙火烧温州鞋；2004年10月法国巴黎上演“反温”大游行；2005年3月，俄罗斯扣鞋事件，等等。借用电影《天下无贼》里的一句台词：“温州很受伤，后果很严重”。在俄罗斯扣鞋事件发生后，很多温州制鞋企业的老板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国际贸易保险制度。

　　为此，温州专门成立了“温州市对外开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开放办”，作为招商引资联络的政府主管部门。用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的话说：“封闭发展只能死路一条，温州必须下活开放这盘大棋”。

　　再次，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温州的资金没有形成良性的进出“对流”。

　　温州市外经贸局局长、开放办主任刘周晰接受《决策》采访时认为，温州出现经济结构性“短腿”，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在激烈的竞争中，自然跑不快。而温州市委副秘书长、市委政研室主任谢浩则认为，20多年来温州在改革上“单军突进”，长期以来在思想上形成温州“无需招商”、“无法招商”的想法，造成温州一直存在“要不要招商，能不能招商”的争论。

　　从纵向看，温州原本是一个资源贫瘠的地区，20多年来依靠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温州人的财富在飞速增加。“温州人有钱”已成为定论，浩浩荡荡的温州炒房团、炒煤团、炒棉团、炒车团等“炒”声一片，都是佐证。但是，有一大部分人在赚钱之后都变成了“寓公”和“炒家”，把钱存到银行里过着富足而平坦的生活。温州市委党校经济部任晓教授认为，温州确实不缺少广义上的“资本”，而是缺少生产性资本。外流资本中绝大部分是消费性的，仅仅炒房团的资金初步估计就超过1000多亿元，这笔资金对于提升温州的产业没有太大的反哺作用。而且，对温州致命性的打击是企业外迁，许多集团公司的总部迁往上海，对温州来说是伤筋动骨。

　　从横向对比，苏州市和江西省，似乎成为温州决策者在招商引资上的参照系和例证。

　　2004年，苏州市生产总值达到3450亿元，超过温州2000亿元，位居上海、北京、广州之后；工业总产值9560亿元，占江苏省工业总量的30%，仅次于上海；尤其是苏州引进外资额高居各大中城市之首。而另一个中部大省江西，在孟建柱从上海市委副书记调任江西省委书记之后，紧紧抓住招商引资和工业化。2004年，江西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分别比2001年增长了202%和175%，几乎重建了一个江西，其增速高居中部地区之首。在招商引资方面，江西超过了东部的福建和天津，与北京相当，位列全国第九、中部地区第一。

　　在统计数字上，招商引资确实可以在短时间内增加GDP总量。以近年来蜚声中国的贵阳市白云区为例，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大项目，2004年人均GDP已达到3500美元，远远超过国内平均水平，在西部地区也是极为罕见，再次印证了招商引资的“加速度效应”。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据温州市外经贸局统计，从1984年第一笔外资进入温州以来，20年温州实际利用外资仅为11亿美元。而2004年的宁波、杭州、嘉兴实际利用外资分别为17亿美元、14.1亿美元和10.22亿美元，一年的引资额就超过温州20年的总和。

　　而近两年温州的发展速度，在浙江省政经版图上的地位持续下滑，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温州市内部区域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在浙江省的欠发达乡镇中，温州占了较大比例。2005年4月18日，浙江省统计局对外公布的2004年全省劳动统计年报资料显示，杭州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列各市之最，为28186元，排在第2位的宁波为25692元；而温州最低，只有19141元，比杭州低了9000多元。

　　由此可见，温州经济的发展正遭遇“营养不良”，温州要想实现自身的产业升级，必须及时“补钙”。而在温州决策者看来，温州是结构性的问题，而不是体制上的问题，补齐温州经济短腿的最大抓手就是“招商引资”。

　　温州做什么？

　　4月6日，温州市永嘉县宣布：凡是与世界500强企业或世界龙头行业企业成功实行零土地合资合作的民营企业，实际利用外资达2000万美元以上的，在外资全部到位并实际投产一年后，将一次性奖励200万元；实际利用外资1000万美元以上的，奖励100万元；实际利用外资500万美元以上的，奖励50万元。如果仔细品咂，发现其中有这样一句：“与世界500强企业或世界龙头行业企业成功实行零土地合资合作。”这种类型的合资合作，在浙江被称为“以民引外、民外合璧”。

　　因此，大家普遍认为：王建满，这位擅长招商引资的原杭州市委副书记兼萧山区委书记，在履新温州市委书记后，用实际行动吹响温州招商引资的号角，温州将要走向民外合璧“克隆”萧山的道路。4月8日，温州市举行工业发展“12345工程”动员大会，则标志着温州“民外合璧”式招商引资布局全面启动。

　　“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招商引资道路，是中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浙江省的一大创举。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宁波市鄞州区率先实施“以民引外、民外合璧”战略，有选择地引进世界大型企业或500强，嫁接于民企，吸纳外企先进的管理和科技，助推当地民企升级，做大做强。宁波的引资量不仅全浙江省最多，而且在2004年，宁波所有县市都挺进“中国经济百强县”光荣榜。这一做法迅速扩展到杭州、嘉兴、绍兴等市，被认为是浙江新一轮快速发展的“杀手锏”，更有经济学家认为是“一种新的发展道路”。

　　现任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在任杭州市委副书记兼萧山区委书记期间，把招商引资作为发展的最大抓手，实施的就是“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引资战略。由政府出面协助当地企业找跨国、跨省大公司洽谈合作，是王建满的“拿手好戏”。2003年和2004年，在由台湾电子同业公会公布的《中国大陆地区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中，萧山的综合得分连续两次最高，萧山成为聚光灯下的明星，经济实力也跃升为居浙江各县市区之首，万向集团更是在浙江省民营企业百强中名列第一。

　　同样处在萧山的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有一个非常经典也是主流性的观点：“民营经济依靠自身已经储备的强大实力和在本土化经营管理上的机制优势，实现同国际大公司的强强联合，浙江民营企业必将迎来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一个出生于草根的民企，提出要走与国际大企业合作之路，以此突破发展瓶颈，这样的反思无疑令人敬佩。因此，徐冠巨此言一出，立即引来众多赞同附和之声。这种观点扩大化的冲击力，就在于出自一个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之口。传化集团正是与日本花王公司合作，成功地将世界500强企业引进了萧山。

　　如果仅仅依靠自身积累，民企的“二次创业”显然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以民引外、民外合璧，无疑是推进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升，实现“二次创业”的有效途径。而萧山的做法，则是一次成功实践，也是对“民外合璧”的精彩注解。　

　　对于温州来说，近几年来一直被如何及时进行产业升级，如何提高民企管理和技术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等问题所困扰。而要招商引资，温州手上只有“一张牌”，那就是已经高位运行了20多年的民营经济产业基础。如果以民引外，让民企嫁接外企，无疑会从外因上来助推民企及温州本地产业及时升级。

　　温州本土“教父级”经济学家、温州经济学会会长、温州市委政研室原主任马津龙告诉《决策》，民营经济在市场体制上与外企共通，体制上的吻合是温州的特色。温州具有比较完善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配件，以及各自成型、各具特色的块状经济，可以为外企提供良好的配套，把新建一个企业的“绿地投资”变为在原有企业基础上的“高平台投资”。

　　温州的决策者正是准确把握了温州的这种优势，把民营企业作为招商引资的主体，实施“千家民企大招商”工程，引导民营企业以多种方式和外商合作，进入国际市场。

　　而且，民外合璧的“嵌入式”招商会产生1+1>2的放大效应，民营企业与跨国公司合资合作，既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土地的占用量，实现“零土地招商”；又可以实现民营经济与外资经济、内源性经济与外源性经济的“两轮驱动”。

　　如果温州实施招商引资战略，“克隆”萧山模式，实施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引资战略，正切合温州的实际。在温州，这些被概括为：“既要铺天盖地的小企业，又要顶天立地的大企业”；“让温州的天空不仅繁星满天，更要皓月当空。”温州既要有“好儿子”，也要“早嫁靓女”，招来“好女婿”。

　　在这种背景下，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很自然就流传开来：浙江省委、省政府派出王建满担任温州市委书记，就是想要发挥王建满在招商方面的成功经验。大家普遍认为，温州的招商新政是温州模式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产物，深谙萧山经验的王建满主政温州，更寄托着浙江推动温州持续发展的深远用意。王建满将带领温州打响一场开放型经济的硬仗，但不是盲目“拷贝”萧山。而曾任衢州市委常委、巨化集团公司董事长的刘奇出任市长，政商兼备“两栖型”背景和人脉，对温州的招商引资也是大有裨益。

　　进入新的发展期，温州只有在“走出去”的同时“引进来”，积极吸引外力，激发内生机制，内外要素资源双向互动。用王建满的话说：用招商引资“一号工程”注入优质“增量”；用“12345工程”为载体提高“存量”，以增量激活存量。正泰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亲密接触”，在温州被誉为是经典案例而时时提起。夏蒙、奥康等更多的温州企业正在走向与世界著名大公司的合资合作之路。

　　温州“吃下”一副好药吗？

　　从决策者到研究者，再到企业老板，大家都一致认为：温州招商引资的实质在于注入一种国际化的理念、视野和先进的设计、品牌与管理，利用“外智”比外资效果会更好。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华裔学者黄亚生通过在浙江的调查发现，外资进入得越多，民营经济的发展越有活力，也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证明。

　　但是，在“无外不活、无外不快、无外不高、无外不强”的口号下，温州几乎把外资的作用提高到了一种“巅峰状态”，招商引资对温州来说真的是一副好药吗？温州在困局中求变，温州的这一场“自我革命”也充满着悬念。

　　“12345，上山打老虎”。温州提出要“与虎为谋”，招商目标对准世界500强。但是，温州既有的区位、资源、人才等瓶颈约束，是不能被忽视的。

　　温州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一力教授正在做一个关于温州人才的课题。他认为，人才是温州最大的软约束，20世纪80年代中期同时起步的宁波大学与温州大学，经过近20年发展后所呈现出来的巨大差异，更是发人深思。

　　土地和电力是温州最大的硬约束。因此，温州为了突破资源瓶颈，提出发展高级“总部经济”，但对于地处浙东南一隅的温州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梦想”。温州的区位是一种劣势，温州在中国的经济时空格局中成为一座被边缘化的城市，从上海到温州要超过6个小时，为什么把总部放到温州来？

　　从东莞、苏州的发展来看，不能简单地因为温州引进外资的比重低，就一味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苏南绝大多数外资进入后几乎全是另起炉灶，一流外企会形成一个体内循环、“两头在外”的运行模式，可利用当地企业的资源只有熟练的劳动力，发挥不了多大的辐射带动作用。目前在华跨国公司的独资化趋势已形成某种变相垄断，反而成为原先企业的一种束缚。苏南外资企业的兴旺，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本地企业衰落的事实，掩盖了本地企业改革的问题。温州如何保证民营经济的活力，在大型跨国公司面前不萎缩，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温州市政府从过去侧重于“无为而治”，转变到现在直接进行招商引资的“积极行动”，也引起了不少人的争议。政府搭台，应该是一个“红娘”的角色定位，真正的市场主体是企业，正如南存辉所言“企业重要的还是烧开自己的那壶水”。政府再积极，没有企业的参与，就等于失败了一大半。政府永远不要认为自己比企业更聪明，政府不能凭想象来“乱点鸳鸯谱”，更不能鞭打快牛，甚至拔苗助长。政府太积极是中国的“通病”与“痼疾”，一个原本市场经济主体充分发育的地区，政府突然间强力介入经济运行，不能不说是犯了市场的“大忌”。

　　温州政府启动“一号工程”，是打造强势政府和开放性经济的有益尝试，但原有发展模式的惯性将是一本“难念的经”。温州问题的症结在于，在遵循市场主导时，政府应成为一个适度的有为政府，而绝对不是强势政府。温州新任领导班子如何掌握政府与市场二者的平衡，将是一个艰巨的考验。当地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分寸感的把握，可能成为温州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温州内外都在关注着王建满，注视着温州。

　　把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总结为某种模式，就会产生思维上的封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温州不需要模式，温州最需要的是创新的活力。“温州人的活力是用‘变是唯一的不变’来证明自己的，这次应该是温州经济的第五次提升。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策源地，其第一阶段是以家庭工业为主；第二阶段是股份合作制；1993年以后发展公司制是第三阶段；1998年以后的第四阶段就是产业集群。现在温州正处于向第五个阶段升级的过程中。”作为温州经济学界“三驾马车”之一的洪振宁，在接受《决策》采访时，阐述了上述观点。

　　温州正进入历史转轨期，把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温州决策者的目的是想找到撬动资本魔方的支点和杠杆。在招商引资中“借力赢力”，发挥鲶鱼效应，以“点”上的突破带动“面”上的升级，真正实现温州企业的全球化、品牌化。

　　梦想虽然遥远，但毕竟已经启航，更重要的是“办法总比困难多”。任何的决策选择都没有最优，只有最适合。如果说招商引资是给温州喝下的“一剂猛药”，难免过于夸张，抛砖引玉则更为贴切。谁都希望温州能够实现破蛹化蝶，早日展翅，毕竟那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本刊记者 王运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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