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东海
4月底，万隆会议50周年纪念活动刚刚结束；7月初，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又将来临。两起在亚非乃至国际关系
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在相隔不到一百天之内先后迎来庆典，从时间上看，这是一种巧合，但事件本身所折射出的
和平精神却是一脉相承。
在这两起事件中，中国都扮演了极其耀眼的和平使者角色。郑和远航用实际行动向所到之国与地区宣扬了东方文明古
国“和为贵”的外交理念，传播了“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天下之福”的睦邻友好的思想。万隆会议上，中国政府更以求
同存异的姿态，又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外交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赢得了与会者的普遍理解与尊重，并且通过会议
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有所不同的是，50年前的中国与600年前的中国相比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这种巨变不仅表现在社会制度的变迁
上，也表现在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在世界上的排位。纵向看，中国进步了，但横向看，我们确实落后了太多。但，这
些变化并没有动摇中华古国一以贯之的和平思想，强大不骄、弱小不馁已经化为入骨入髓的外交品格。
郑和的远航发生在600年以前。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明王朝昌盛之期，环顾宇内，天下鲜有匹敌之国。据后来学者的
概括，郑和之所以下西洋，主要目的是政治宣威、传播友谊和发展贸易，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为了寻找流亡海外的明惠帝。
当时，郑和率领的坚船利炮是世界一流的水平，无人能出其右。这支满载着天朝威仪的船队，曾先后七次纵横于太平洋和印度
洋之上，抵达了东南亚、南亚、红海和东南非洲沿岸30多个国家与地区。与其船队的强大相比，船员所表现出的行为却是谦
和万分，所到之处，都是以和平使者、友谊天使示之于人，没有掠夺、没有侵略，而是“宣之以威、赐之以物、感之以理”。
当然，郑和只是奉旨行事，奉的是明王朝“和平共处”的外交策略。“顺天道，属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
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福”。这是明成祖朱棣在派遣郑和远航之时的谆谆教诲，而郑和以行动向邻国昭示了和平的绿色。
与600年前的强盛相比，50年前的中国，正处于新一轮的百废待兴之际，在遭受西方列强长达百年的欺凌之后，
中国人终于昂起了头，从头再来，再谋中华复兴之大业。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差异和美苏两强对峙的格局，致使中国在
踏上复兴道路的进程中遭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排斥。万隆会议的发起国曾经就是否邀请中国参加会议，存在着严重分歧，但
时任印尼总统的苏加诺态度坚定，他说“没有中国的参加，亚洲就不完整。”在苏加诺及其他一些发起者的坚持下，中国代表
团才有了万隆之行。虽然，当时的外交环境非常恶劣，但中国政府却没有放弃和平外交的准则。会上，周恩来总理开宗明义：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这是一种外交的大智慧，在这种智慧
的感染下，以万隆会议为转折点，中国很快就融入了亚非世界，并为促进亚非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今天，中国正在致力于和平崛起，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这是一条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友好相处、共同发展之路”
。并且中国人民历来向往和平，有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取向。中国对强权政治、“零和博弈”等传统国际政治思
路一直持批判态度，主张在世界多样化的发展中实现人类的共同繁荣。但是，国际上却有少数人精心炮制出所谓的“中国威胁
论”，企图干扰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为了消除这种影响，近年来，中国在坚持传统睦邻友好政策的基础上，针对周边国家进一
步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在东南亚诸国访问时，对
此又予以了重申。这一外交政策不仅体现了中国的道义价值取向，而且也被赋予更加现实的共同利益因素。因此，这一政策在
国际上日益获得广泛的认同和赞赏。
孟子说：“人异于禽兽，几稀”。在这“几稀”的差异中，最大的差异莫过于人类可以翻检历史，从浩瀚的历史中提
炼出用以指引未来的智慧。翻检郑和远航和万隆会议这两起相隔550年的历史大事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有着“和
而不同”、“厚德载物”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会成为永不称霸的、和平的、负责任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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