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系统的要求，择要有三：第一，“以人为本”的理念成为社会主流倾向。我国主流社会长期以来信奉物本理念，而非人本理念，往往是见物不见人、见人不见心，“先生产，后生活”、“先污染、后治理”、“先主权，后人权”的思维根深蒂固。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可谓任重而道远。第二，优化人与相关元素的关系。人类不是孤立地生存，而是在与相关元素互动条件下生存的，这种互动关系直接决定着社会和谐的程度。首先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不能超越客观规律的界定条件；其次是人
与未来关系的处理，不能影响社会发展在代际之间的平衡。在传统的考核指标体系支配下和政绩工程的驱动下，各级政府贯彻“只争朝夕为民谋利”的指导思想，义无反顾地超前配置资源，透支可持续发展的资本。这种在未来人类主体缺位情况下的决策行为，正在危及未来社会的和谐；最后是人与人关系的处理，决不能将情感丰富饱满的人际关系简单地抽象为数学关系，更不能无视人群的个体差异，在起点严重不对称的前提下，任由市场规律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去决定社会分配的结果。从分配角度判断，一个基尼系数濒靠临界状态的国度，其社会不可能和谐。第三，实现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应当顺应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的大势，努力构建公共管理体制。政府不要将体制转轨时期所暴露的经济利益矛盾，简单地归结为单纯的经济问题，而应当认知其本质是经济与社会关系的问题，即一体化问题。在社会分工不发达的计划经济年代，政府主要职能是运用超经济力量(即政治活动方式)去整合社会功能，公共管理处于一种补充地位；在分工发达的市场经济时代，社会个体之间的高度依赖性，对经济活动的高度社会化提出了要求，进而取代了政治活动去整合社会功能。对此，如果政府职能不能向公共管理倾斜，必然导致社会失去和谐。
经济增长的根本目标是造福社会、和谐社会和稳定社会，舍此目标，其意义何在？经济发展，有利于和谐社会；社会和谐，又有利于经济发展。为此，必须理顺以下关系：
一是要理顺经济有效增长与无效增长之间的关系。由于传统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考核指标体系的误导，一些地区追求速度、忽视效益的状况一时难以扭转。速度型经济在传统增长方式和不规范市场秩序的推波助澜下，产生两大恶果：一方面，它损害了生态环境，发展壮大了治污产业。治污企业产生的GDP并非全系有效增长，因为它往往只是国民经济建设的一种成本。另一方面，它滋生了相当数量的假冒伪劣产品，其比重之高令人生畏。依据国人节俭的传统，“用之乏味，弃之可惜”的心态，必然对维修服务产生大量的需求。这些维修企业的产出又是一种以成本形式出现的增长。这种恶果既直接损害了人们生活质量，还导致隐性成本的不断上扬。
二是要理顺货币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源所有者之间的收益关系。外资企业当前出现的劳动费用支出比重低下的状况，表明人们传统地评估了当人均国民收入进入1000美元之后中国的比较优势，扭曲了货币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收益关系，弱化了人力资本的地位。长三角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与某些地区外资企业联手垄断人力资本价格的局面有关。不仅如此，我国外资企业正在出现“减员、增效、不加薪”的趋势，它不仅贬低了人力资本价值，又强化了劳动密集型、低层次的、低附加值产品的竞争，更推动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不断地向价值链上游攀升，有损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三是要理顺投资者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关系。投资者在项目建设初期，其重要成本是要素(如土地)成本与要素配置(如土地基础设施上的“七通一平”)成本。但由于政绩考核驱动，各地方政府为争相吸引外资，不惜在要素成本之下廉价供应要素，如工业用地供应价格约为土地获取成本的1／4左右，并无偿提供“七通一平”的熟地。为此，投资者的开发建设成本部分地通过政府财政向纳税人转嫁，弱化了公共财政职能，部分城市出现了外资越兴旺，公共产品提供能力越匮乏的不正常状况。实际上，我国竞相争抢外资的实力，已经从城市区位优势、比较优势转向了财政优势，哪个城市财政力量强，则对外资吸引力就大，纯粹是以明天的资源赌今天的利益，最后受损的依然是社会的和谐。
四是要理顺社会投资率与分配率的关系。社会投资率的攀升已日益接近分配率(前者约为45%，后者约为55%)，这种不正常的比值关系，扭曲了社会积累与消费的正常关系，动摇了社会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基础，弱化了社会保障的职能，扩大了贫富差距。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性，关键并非在于覆盖率，而在于保障资金的来源。 特约撰稿／朱荣林 (作者系上海市科技协会常委，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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