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中午，广东发生一起伤害记者的恶性案件———《南方都市报》驻中山记者站记者温冲，被闯进其住所的歹徒砍掉右手的两根手指。据悉，温冲一向仗义直言，擅长写批评报道，先后报道过香港《“新义安”黑帮案》、《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遭毒打》等报道（见《中国青年报》5月20日）。
我们为歹徒的猖狂残忍而愤慨，我们为记者的惨遭断指而心痛。无疑，作为一个仗
义执言、以揭露社会丑恶为己任的优秀记者，温冲的悲惨遭遇肯定与其“擅长写批评报道”有关。正因如此，这又一起血淋淋的记者被歹徒断指事件，才让笔者在穷尽自己内心所有“恶语”谴责歹徒暴行的同时，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记者总是遭遇暴力伤害？
不可否认，新闻舆论监督是保障社会公正的有效途径之一，而为正义和公众利益鼓与呼，是记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但因为记者的采访报道总会触及个别团体、个别人的“私利”，势必会引起一部分“利益集团”甚至是社会邪恶势力的抵触、抗拒和报复。
而另一方面，笔者在诸多记者遭遇暴力伤害的案例中发现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地方——记者“受伤”的重要因素在于，其往往冲在了打击社会假丑恶的前沿，过多地承载起了原本不属于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记者的“能量和作用”被无限地放大了。前不久，媒体报道过的一件事对此就很有“说服力”：在山西洪洞甘亭镇、尧都区贾得乡活跃着几个“马戏团”、“歌舞团”，每天在逢集的市场上公开跳“脱衣舞”，生意很是火爆。荒唐的是，脱衣舞就在派出所墙后上演，而我们的人民警察却愣是充耳不闻。当愤怒的群众将此举报给媒体之后，记者赶来了，却挨了一顿暴打。
类似的事情早已屡见不鲜了。我们总是在一些应该由“有关部门”率先出现的地方发现记者的身影，一些社会“不良现象”也总是在记者的报道之后才会引起“有关部门”的介入和重视。甚至久而久之，众多老百姓遇到困难或者疑惑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公共管理部门而是新闻媒体。揭露社会“瑕疵”是记者的职责，但如果这种职责被寄予了过高的期待，或被“赋予”了超越记者天职的社会使命，就不是社会之幸。而这，正是记者屡屡遭遇暴力伤害的社会背景所在。
遭遇暴力伤害，温冲不是第一个，但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但愿如此惨痛的代价能够“唤醒”整个社会进行更为理性的反思——对于记者的不幸，我们有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又抑或我们是否强加给了记者太多的“不可承受之重”呢？(稿源：红网)(作者：陈一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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