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老兵：罪恶感一直在我心中

　　2005年5月19日上午10点45分，一位来自日本的耄耋老人，缓步走上因久经风霜而凹凸不平的北京卢沟桥桥面。在桥的中间，他突然双膝跪下，面向西南，默然垂首。2005年5月20日下午2点，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的大型浮雕前，这位老人推开了旁人的搀扶，独自一人走上前去，先是深深地鞠了一躬，紧接着，走上前去，很坚定地跪了下来。他就是来华谢罪的日本侵华老兵本多立太郎。他以下跪的方式，为自己在60多年前那场战争中的罪行向中国人民谢罪。

　　我永远忘不了那“啊”的一声。

　　“他被反绑着手，面对着我微笑。夕阳把他镀成金子的颜色。日军军官抡起军刀声嘶力竭地喊：‘赶快把他们都处理掉！’我哆嗦着，一刀刺进他的胸膛，他‘啊’了一声，倒在长江的浪涛里。”

　　91岁的本多立太郎永远忘不了60多年前，自己亲手杀死一个中国战俘时的情景。

　　“虽然当时我迟迟不敢下手，但在小队长的威胁下，我还是举起刺刀，硬生生地扎进了一个被缚的人的胸膛。鲜血在长江里翻腾，四处是滚动的尸体，四处是我们犯下的罪恶啊……”

　　1939年，25岁的本多立太郎，在接到一张用粉色纸写的参军命令后，他套上军服，拖着枪，从日本来到了江苏金坛，在日军第十五军团五十一连队第二大队六中队担任警戒任务。

　　从此，他亲历并见证了日军在中国的种种罪行。

　　“那双眼睛，那血红的水，还有那一声叫，总是不断地在我脑海中出现。我永远忘不了他的那一声‘啊’，是我亲手杀死了他，如果他的亲属现在站在我面前，将我大卸八块，我也没有任何可说的。”不论是谁问，本多立太郎都要把这段让他痛苦了一生的经历重新说一遍。

　　罪恶感一直在我心中。

　　“我双手沾满中国人的鲜血可以洗掉，可罪恶感一直在我心中！”1947年，从西伯利亚回到日本的本多立太郎不断反省自己在中国的种种罪行。

　　从1986年2月起，他开始在日本国内演讲，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作为战争亲历者，他向日本民众讲解他是怎么杀害中国战俘的。迄今为止，他已巡回演讲1027次，听众累计达18万人次。

　　“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日本的现代民众，战争带给日本和中国人民的各种伤害；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历史，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是错误的，是有罪的，我对自己曾参加过这样的战争感到深深地内疚。”

　　除了演讲，本多立太郎还在自己的通讯社办一份特殊的报纸，这也是他的老本行，在参加侵华战争以前，他曾在日本著名的《朝日新闻》工作。

　　本多立太郎的通讯社只有他一个人，所以应该被叫作“一个人的通讯社”。在这个全世界最小的通讯社里，他自己“组稿”，自己“排版”，自己“印刷”，自己“发行”。他自己的报纸上不但有“社论”，还有“评论”，有“杂感”。内容主要是日本国民关于战争方面的看法和对于现实社会的各种评论、批评。他的报纸是手写的，再复印后就成了一张小报纸。他的发行就是依靠邮局邮寄，寄给当年战争的亲历者、受害者。

　　父亲曾想让我娶个中国妻子。

　　“从我接到入伍通知书那天开始，我的父亲就不间断地给我来信。”本多立太郎永远也忘不了父亲的教导。

　　在他临前往中国的那天，父亲告诉他，中国是个有5000年文化的国家，你到了以后一定要学习那里的文化，要尊重那里。在中国，父亲总是担心本多立太郎会做一些有悖良心的事，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本多立太郎寄书，并要求他把自己的读书体会写信给父亲，因此，在中国，当其他日本兵出入于慰安所时，本多立太郎总是到离自己驻扎地不远的金坛公园的长椅上看书。

　　离开中国前，本多立太郎接到了父亲的最后一封信，“如果在中国看到了好姑娘，就跟她结婚，你在那边工作和生活也好啊，中国是个很好的地方。”但本多立太郎已经离开了中国，父亲的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越是这样，本多老人越对自己在中国杀害俘虏感到罪恶，“人是没有权利剥夺其他人生命的，我的过错不可原谅，我无颜面对父亲。”

　　我无法挺胸踏上中国土地。

　　今年4月份，本多立太郎开始通过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方军与北京和上海方面联系，希望能前来谢罪、忏悔。

　　“我是一个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我希望见更多的中国年轻人，我希望当着更多中国年轻人的面谢罪，我反对日本教科书掩盖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军队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的罪行。为了能与更多的中国市民、学生会面、谢罪，我可以五天不停地说。”本多立太郎在给方军的信中写道。

　　“我16日下午到北京，戴个黑边眼镜，戴帽子，是个形象丑陋的糟老头子。我在战争中亲手犯下的罪行，令我无法抬着头、挺着胸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但是深深的自责和迫切希望向中国人民谢罪的心情，还是让我踏上了谢罪之行。”

　　2005年5月16日，本多立太郎第三次自费来中国谢罪，而且这次是抱病前来，他刚刚在国内做了手术。2003年5月和2005年1月，他曾两次到南京谢罪。

　　“我妻子不让我来，因为当前中日关系有点紧张。我说：‘越是这个时候，我越要去。我要告诉世界人民，很多日本国民的想法和极右势力是不一样的。’”

　　这次本多立太郎到中国的行程安排得特别仔细，上午做什么，下午做什么，跟谁对话，跟谁吃饭都有详细计划，只是在这份日程表上没有写休息时间。

　　他总是用一切方法来谢罪。在火车站，他谢绝了淞沪抗战纪念馆给他提供的轮椅，他穿着全套西装，打着领带，但从他的袖管里仍然能看到枯木般的双臂，只要有记者采访他，他总是很宽容地笑着接受，嗓音永远铿锵有力。

　　他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我是一个罪人。我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当年从中国回到日本后马上又被招入伍，日本投降后我作为俘虏被苏军流放到西伯利亚，回到日本后我发现我的全家四口已被美国轰炸机炸死，我本来是个记者，但日本当时非常贫困，我只能做了店员。”本多老人认为，这些都是他应当受到的惩罚，“我在战争时杀了人，我是个有罪的人。”

　　不希望年轻一代再经历战争。

　　“我不在乎日本右翼的报复。我就是担心又能怎么样呢？我根本不去想这个问题。我演讲的时候右翼分子都不会来，但我却收到了很多匿名传真和信件，骂我是‘卖国贼’。”

　　以“一个普通的日本人”来中国谢罪，本多立太郎坚持主张要把日军侵华的真实历史告诉日本的年轻一代，“有良知的日本人，绝不同意否认南京大屠杀和从军慰安妇问题。”他很反对日本右翼的一些做法。

　　“作为一个日本侵华战争的亲历者，我的亲身经历说明日本右翼的主张是站不住脚的。比如说南京大屠杀，日本右翼的一个观点就是没有杀那多么人。因为根据统计，南京没有那么多的人口。可是他们不知道，当时在南京城里的有军队，有附近进城谋生的乡民及商人等，这些人数量很多，但却根本不能精确地统计出来，因为他们不是南京市的人。因此，根据简单的数字统计而否定南京30万大屠杀是站不住脚的。”

　　“我认为，日本不应该成为常任理事国，因为日本现在没有军队，而常任理事国有权派出联合国维和部队，具有调动各国军队的职能。现在的问题就是日本一旦成为常任理事国，就会组建军队，所以我反对。”

　　“日本侵略过中国，该谢罪的就要谢罪，该赔偿的就要赔偿。我希望日本青年能够和中国青年和平相处。作为一个90多岁的老人和一个负有罪责的人，我希望中日之间永不再战。”

　　91岁的本多立太郎，一个孤独的谢罪者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有4个孙女、1个孙子，都年轻可爱。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战争的残酷，我不希望年轻一代再经历战争。我这次到中国，暂时还没有见到中国的学生。但我相信一定会有这一天。为了这个理想，我一定要活下去。”本多立太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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