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曾在警察眼皮底下被殴打10分钟

　　采访：一种容易受伤的工作

　　核心提示：

　　《南方都市报》手指被砍这一让人发指的事件再一次把一个沉重的话题——如何保护记者采访权和公众知情权，置于舆论的漩涡中心。

　　作为社会的观察者，生活的记录者，新闻事件的报道者，记者们是怎样地在寻找真相的路上执著行走艰难前行？

　　今天，本报刊发几个关于记者采访的故事，或许这些早已淡出你的记忆……

　　风险故事之肌腱被砍断

　　“如果不是刘哥，说不定那次我们几个的命都没有了，那个晚上太恐怖了。”虽然由于工作变动，《大河报》记者黄普磊与《郑州晚报》社司机刘勇有三个多月没联系了，但黄普磊对刘勇的感激仍然溢于言表。2003年5月27日凌晨，那次惊心动魄的采访无法从黄普磊的记忆深处抹去，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次经历。

　　2003年5月26日夜11时20分，时任《郑州晚报》记者的黄普磊接到黄河水资源保护区内私设垃圾场的反映后，和两位同事驱车来到郑州市107国道郑东新区入口处等待可疑垃圾车的出现。当晚11时40分，一辆辆或蓝或黄的垃圾车沿着107国道向北飞驰。黄普磊一行最后决定跟踪一辆红色的自卸垃圾车。

　　27日零时许，在距郑州市森林公园不远处，红色垃圾车向东转弯上了一条乡间公路，一堆一堆的垃圾堆的像小山一样。短短几分钟之内，竟有十几辆车朝着同一方向相继开过。前行不远，几个灯火通明的垃圾场赫然入目，不少垃圾车进入场区倾倒垃圾。继续往东，沿路转弯竟然发现一个更大的垃圾场，里面灯火通明，烟尘滚滚。

　　在垃圾场旁边，黄普磊他们的采访车刚刚停下，一辆从后面驶来的小车停在了采访车左边。

　　“你们在这儿转来转去是干什么的？”一个男子质问。

　　“不干啥！你们是干什么的？”刘勇反问。

　　“我们是八里庙巡逻的。”该男子回答。

　　这时，几辆小轿车快速驶了过来，车上下来了一帮年轻人，其中一男子拿着啤酒瓶在采访车的引擎盖上猛地敲了两下。

　　“我们是郑州晚报的记者。”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黄普磊将证件递了过去。

　　“这是假的！” 车外一男子将证件接过去扫了一眼就猛地摔回车内。

　　随即“啪”的一声，一个东西从打开着的车窗猛击在司机身上，紧接着一声闷响，又一个啤酒瓶在车窗处炸响，碎玻璃和啤酒液四溅。司机刘勇想和他们讲道理，不料一把刀又猛地向他劈了过去。“哎呀！”司机刘勇惨叫一声，下意识地用左手臂去挡，右手扶着方向盘，猛加油门朝着前面的空隙冲过去。“哗啦”，几个啤酒瓶猛地砸了过来，车后玻璃被砸得粉碎，啤酒瓶和碎玻璃碴飞溅开来。

　　采访车向市区飞驰，行凶者的车在后面紧追不舍，当打开车内的灯时，黄普磊他们才发现汽车方向盘和挡位上全部是血，司机刘勇的左臂已是血肉模糊。直到107国道口的一个警亭处，后面的车才停止追赶。

　　经诊断，刘勇的肌腱被砍断。

　　风险故事之“他是记者，打死他”

　　在洛阳市，不少读者都知道陈运团这个名字，因为2004年秋天，作为《洛阳日报》记者的陈运团在采访时遭到过当地一家企业的殴打。

　　2004年中秋节前，洛阳市一些月饼经营户接连向《洛阳日报》反映，在嵩县城关镇有一家月饼馅料企业，生产条件极其恶劣，员工们搅拌馅料时竟然有人用光脚踩踏，整个现场苍蝇乱飞。9月15日上午，《洛阳日报》文字记者陈运团、摄影记者赵朝军来到企业现场。

　　为了能了解到真实情况，他们决定以进货的名义暗访。这家自称是洛阳市雪海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的企业，生产月饼馅料的场所肮脏不堪，地上污水横流，空中苍蝇乱飞，现场弥漫着一股股食品发霉的怪味和从厕所飘来的臭气。

　　上午11时左右，他们的身份在调查中暴露了，现场一名姓申的经理大喊：“他是记者，打死他！”随即七八个男员工冲了上去，抓住摄影记者又踢又打。他们还强行抢去赵朝军的相机后使劲往地上摔，相机顿时四分五裂，七八个人将赵朝军打倒在地。这伙人见陈运团正用手机报警就上前夺去，打了他的几个耳光和拳头。被打倒在地后的陈运团仍被人用脚狠踢。

　　“当时企业里的人员很多，我们没有作任何反抗。我蹲在地上、朝军躺在地上，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还不停地打，过程持续了有20多分钟。”陈运团告诉记者，那些企业认为有钱有背景就可以摆平一切，但是，后来在洛阳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嵩县主要负责人的过问下，有关主管部门和雪海冷冻食品公司被予以处罚。

　　风险故事之警察眼皮底下被殴10分钟

　　昨天上午，当记者试图与顾立林联系采访记者权益保护话题时，他的一位同事告诉记者，顾立林不愿意与别人再谈论他那次血腥的经历。但是，从顾立林被打后的《记者采访权受到挑战，公众知情权被粗暴践踏》和《新闻采访权屡遭粗暴干涉”凸显舆论监督之窘》的两篇文章中，记者能深切地感受到他的困惑和呐喊：

　　2003年10月9日下午，登封市一家没有通过安全生产验收和无营业执照的煤矿——昌达煤矿发生一起恶性透水事故，17名矿工被困井下(后证实全部罹难)。第二天下午，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顾立林接到采访命令后赶到现场。经与在现场的登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钟清敏、市安全生产监督局副局长乔占国和市公安局防暴大队大队长郭云峰交涉，被允许在较远的地方拍照。

　　但顾立林刚拍了两张照片，就有人上前阻止。随后，负责维持事故现场秩序的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敏大喊：“把他的相机夺过来！把胶片抠出来。”接着有八九名不明身份的人员，对顾立林拳打脚踢。当顾立林大声呼喊“救命”时，现场围观的近10名警察却无动于衷，宣传部副部长和安监局副局长也只是静观，直到顾立林的相机被抢走，身上多处受伤。这些不明身份人员对顾立林围攻、殴打，持续时间超过10分钟。

　　殴打顾立林事后不久，一名警察将相机还给离开现场的顾立林，但数码储存卡已被抽走。直到晚7时左右，储存卡才找到，但卡里的所有资料被全部删掉。在医院检查时顾立林被查出全身软组织受伤、肾挫伤、尾骨受伤。

　　在新华社河南分社的严正交涉下，登封市委成立专案组，查处这一造成恶劣影响的殴打记者事件。登封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敏，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钟清敏和市公安局防暴大队大队长郭云峰被撤职。

　　“如果不是新华社属中央级新闻单位，顾立林被打事件不可能得到那么好的处理”，省会一家媒体热线调查部分析说，显然，不少被打记者没有顾那么幸运。

　　风险故事之“春节前让你从郑州消失”

　　1月20日晚12时，本报热线部记者陈涛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遭遇两个手持匕首的年轻人刀架脖子：“跟我走一趟，要是不去今年春节前让你从郑州消失”。陈涛事后分析，这种威胁来自于今年1月11日本报《一个村产了40个“专家” 》的报道。

　　从去年11月开始，陈涛多次接到读者电话，反映在省会郑州有不少原阳县陡门乡籍的知名“医学专家”。他们是原阳县陡门乡周庄、曹庄、陡东等村庄的农民，原来在家种地、卖豆腐、拉麦秸和卖瓦。但是，为了挣钱发财，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大城市医院里获国内、国际“大奖”的知名“专家”“教授”。

　　对此，去年12月份，陈涛深入原阳县陡门乡做了深入调查。调查发现，一个村竟然出了40名这样的医学“专家”，全乡近100人在外地市从事这一行当。

　　陈涛扎实的调查在本报刊出后引起了轩然大波，省会有关部门对此进行了调查。但是，一些所谓的“专家”们开始电话威胁和跟踪本报记者陈涛。

　　“20日那天晚上路灯没亮，他们开着黑色的轿车。当他们拿着匕首威胁我上车时，家属院里的一辆轿车正好回来，刺眼的车灯照见了我们三个。因为我们都在路中央，那辆车还按了一声喇叭。看到这个情况后，他们俩撒腿上车溜了”，陈涛说，事发当晚，他向郑州市警方报了案。

　　从本报创刊至今的9个月来，本报先后有多名记者在采访时受到人身威胁甚至伤害。4月28日晚7时55分，本报摄影记者刘栋杰在郑州市丰庆路与信阳路交叉口一饭店采访时，遭到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街道办事处和金水区执法局、工商局等单位二三十名执法人员的围攻殴打，照相器材被毁坏。本报采访车司机高宇亮胳膊和腿部被打伤。

　　风险故事之专家观点： 法律的缺位是最大的软肋

　　昨天上午，河南开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赵振软谈到如何保护记者新闻采访权时说，由于我国新闻立法滞后，目前，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受到人身威胁或伤害时，司法部门也只能按照普通人人身伤害案处理，这是记者面临的实际风险。赵振软认为，党委宣传部门有关记者采访权的规定只是一个指导性的政策，还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

　　有关专家也指出，新闻采访权、报道权和舆论监督权尽管不是行政权力，不是司法权力，但它却是公民的社会知情权、批评建议权、监督权的代表和延伸。作为具体的公民，其上述权力是通过新闻记者的具体采访报道行为来实现的，殴打记者也是对公众知情权和社会知情权的粗暴践踏。如果新闻采访权受到暴力干涉，整个社会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伤害。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则认为，记者被打表现出媒体干预社会的频率、力度、广度有了很大的提升，表面上看是负面现象，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媒体发展尽其职责的一种进步；我国的行政、司法及协调机构还不够有效和尽职，很多关系到群众利益的问题由媒体解决，媒体有“负荷过重”的问题；社会法制的缺失也导致了记者被打这一现象的出现，现行法制对于媒体的采访曝光权利尚未进行明确的规定和界说，致使许多个人和单位对媒体的正常报道认为是侵权而加以阻挠干涉。

　　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郭守宪认为，记者人身受到伤害的事件越来越频繁，主要原因是我国缺少关于保护、规范采访权的法律；记者去采访正面的就欢迎，记者报道他们工作中的失误就会遭到阻挠甚至暴力。同时，记者也要查找自身方面的原因，采访的技巧、态度和方法如不得当，也会引起被采访对象的反感，激化矛盾甚至发生严重后果。今报记者 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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