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宋大陆行背后的台商心情(3)

　　“如果真能‘三通’，我们要放鞭炮了”

　　坐着包机而来的连战与宋楚瑜，不知道是不是百分百能了解台商在台湾—大陆辗转往返时那种痛苦———包括费用与时间的“超支”，一条浅浅海峡竟成了迢迢长路。

　　连战的演讲中，有一句话给叶惠德印象极深。他在介绍对台湾经贸政策及两岸“共同市场”的设想后，话锋一转：“谈了这么多，谁来做？谁来推动？必须要有人念兹在兹在那里埋头苦干。”

　　连战当然有所指。不过，在叶惠德看来，作为台商，除了呼吁，除了为两岸经济作贡献，做好润滑剂，也许有些事情也可以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尽绵薄之力。他常重复一句话：“两岸关系，大门不开开小门，小门还不开，那就先敲窗户嘛”———这既是对当局者的期盼，也是对自己、对台商的要求。

　　实际上，窗户是可以敲开的。

　　早在2003年春节，叶惠德在浦东机场登上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踏上归途———这是台商春节返乡包机的首航班机。他的机票被作为历史见证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今年春节前夕，叶和北京台资企业协会会长谢坤宗、广东东莞台资企业协会会长张汉文，成为推动春节台商包机的幕后民间力量。1月29日，当他再次乘坐上海飞往台北的第一架地方民航班机时，他也见证了“台商春节包机”这一模式从“单向与经停”到“双向对飞且不经停”的不断进步。

　　在叶惠德看来，步子完全可以迈得更大些。“每年从台湾来大陆的，包括台商和观光客有300多万人次。一旦直航，每人次可以省1万新台币，这就是300多亿新台币，相当于84亿元人民币。大陆游客去台湾观光，同样效益多多。海运方面，台湾对大陆有300亿美元顺差，如果直航，海运费用会降低，时间大大缩短，无论对哪一方，都是双赢甚至多赢。”

　　他对媒体说：“希望下一步能双休日包机、节日包机。‘三通’的意义就不必去说了，至少，这该有利于多少台湾夫妻双休日团聚，少生出多少家庭隔膜？”

　　当“胡连会”与“胡宋会”达成一系列共识后，尽管对台湾当局如何落实抱谨慎态度，但叶惠德仍有些兴奋：“如果真的能‘三通’，我们要放鞭炮了。”

　　而汪美华对“三通”的期盼倒是蛮“私人”的。这位13年前与老公、孩子移居上海的“台妈”，是想让自己更轻松些。

　　当李登辉抛出“两国论”时，有传言说“台湾要打飞弹了”。那时儿子正好回台湾服兵役，汪美华脑子里迸出一个滑稽场面：两岸打起来，儿子上了战场，举枪向这边的爸爸妈妈妹妹瞄准射击。

　　当然，这个画面只是一闪回，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倒是另一些实实在在的事，需要她去面对。汪美华的三个孩子都在上海本地学校念书，有些事挺让她尴尬：上历史课，讲到国民党、蒋介石一节，孩子回来问：“妈妈，蒋中正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听“太太俱乐部”里的“台妈们”说起，为了这些事，台湾孩子还与当地学生发生过争执。汪美华试图对孩子解释，可这哪里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呢？

　　“哪怕就是为了向孩子解释明白，我也希望两岸通起来。”

　　“通”的最高境界，就是不需要时时头顶“台商”标签

　　这是叶惠德的看法。

　　无论作为台商协会会长，还是第一批到上海发展的台商；无论是5年前风靡台湾的“上海热”，还是又有人预言连宋后“大陆热”，叶惠德免不了善意忠告：如果不爱上海就不要来，来了以后要尽量忘记自己的台湾人身份。

　　很多台商对“身份”相当矛盾。一方面强烈呼吁“市民待遇”，包括公司注册、看病费用、学费标准；但又舍不得放弃被视同外资企业所享受的诸多优惠政策。“对台商来讲，我们应该去掉‘超国民待遇’或曰‘超市民待遇’的想法。当‘台商’这顶帽子还原到地理概念时，那才是真正的一家人。”一些台商想得很深。

　　有趣的是，无论王国达还是张秀琬，抑或“台妈”汪美华，都坦言“习惯”而非“喜欢”大陆城市，只是他们已经学会了融入和包容。

　　对台北与上海的两个“家”，张秀琬有一比：台北，更像是一位中年男子，稳重，有内涵，那里有她童年回忆，少女情怀，有许多留恋；而上海好比一位18岁的时尚青年，有活力，有消费能力，但也有年轻人的浮躁。“这座城市在进步，我们鼓掌；这座城市有不足，也不要一味抱怨，而是齐心协力去改善它。”张秀琬说。

　　这其中还有另一种隐痛。见多了欧风美雨，素来颇有骄傲感的上海人，对外地人相当挑剔，对台湾人也不例外。在一些上海人的言谈中，台商往往被冠以“小气”、“吝啬”，甚至被有的人称为“台巴子”，意即“台湾来的乡巴佬”。王国达有些气不过：“说我们小气，要知道我们创业也是一分一厘挣起来的，当然不敢挥霍。”“上海要海纳百川，为什么有些上海人还那么排斥包括我们在内的外地人？”

　　在叶惠德看来，这样的相通、相知、相融，对台商而言，还要有一种“自律”、“自省”的意识。“台商也应该保持三样，一是合法经营，二是善待员工，三是积极回馈社会。”台商要为自己树立良好形象，这也是为两岸更和谐的民间交流助力。人民日报记者 吴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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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热政策下的台商登“陆”

　　●1978年，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同时，对台政策也发生重大转变，从力主“武力解放”转为积极争取“和平统一”。但由于台湾方面对两岸经贸往来限制严格，未开放台商投资。

　　——台商开始以外商名义或较为低调的方式进入大陆试探投资，集中在以地缘与文化相近的福建沿海地区，数量有限。

　　●1987年7月，台湾当局解除外汇管制，允许企业对外投资。同年11月，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

　　——台商纷纷以探亲名义赴大陆考察或寻找投资机会。

　　●1988年7月，国务院发布“鼓励台湾同胞投资规定”22条，明确规定对台商之优惠措施比照外商，对台商之资产不实行国有化，以及可适用涉外经济法规等。次年3月，国务院再次公布给予台商优惠的新措施，承认台资在沿海地区的土地开发经营权，以及公司股票、债券、不动产之购买权。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发生后，外商对大陆投资出现撤资或观望，台商却借机加快对大陆投资步伐，特别是台湾大企业家王永庆赴大陆考察及大型投资计划，起到了重要带动作用。据统计，1989年，台商对大陆投资项目计540个，协议金额5.5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1.5亿美元，相当于前几年之和。

　　●1990年1月，台湾当局正式公布《对大陆地区间接投资或技术合作管理办法》，有条件开放台商间接对大陆投资。

　　——台商对大陆投资继续扩大。特点是：多为“台湾接单、大陆加工生产、产品外销”的“两头在外”的经营模式，以合资或合作经营为主，且以珠三角区域为热。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谈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目标确立。1993年4月新加坡“汪辜会谈”，为两岸关系营造良好氛围。同一时期，台湾当局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开放与规范政策。

　　●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肯定台海经贸重要性。

　　——第二次台商投资高潮形成。1992年到1994年的3年间，台商对大陆投资项目计2.3万家，协议金额200多亿美元，实际投资额75.8亿美元，前两者均占到此前台商历年累计投资项目与协议金额总数的50%，后者也占31.5%。其中，1992年台商对大陆投资协议金额仅次于香港，跃居第二位。

　　●1995年以后，两岸关系危机不断。1996年李登辉提出“戒急用忍”，制订新的台商大陆投资规范，严格限制大企业、高科技产业对大陆投资。

　　——台商对大陆投资出现徘徊或滑坡。1995年到1999年，台商对大陆投资项目持续下降。

　　●1999年，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2000年12月，外经贸部公布了《对台湾地区贸易管理办法》；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台湾方面通过以“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取代“戒急用忍”的两岸经贸政策。

　　——2000年开始，台商对大陆投资出现第三次高潮。据大陆方面统计，2000年到2002年，大陆批准台商投资项目合计12131个，协议台资金额176.3亿美元，实际投资94.9亿美元，分别占历年台商投资总数的21.8%、28.6%与28.5%；据台湾方面统计，这3年台商对大陆投资已占累计投资总额的38.8%。

　　●2005年1月到2月，春节台商包机双向直航；3月，全国人大通过《反分裂国家法》；4月底到5月上旬，连、宋大陆行，在上海高度评价台商，并表示愿推动解决台商最关切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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