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登广告寻代表委员提建议续:登广告愿者上钩

　　对话背景

　　5月24日，深圳市民李红光，在这一天的《南方都市报》A37版(深圳新闻)自掏腰包花费万元做了一个广告。该广告面向第四届深圳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深圳市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政协一次会议召开在即，我收集了源于民间，反映民生及个人建议10多条，希望通过你们在‘两会’期间提出，有意者请与我联系。”广告上罗列了十二条建议的题目，

共计三百余字，并留有传真号码与电子邮箱。建议涉及降低打的起步价、建立公平社保、打破管道煤气垄断等方面内容。广告末尾的署名是：公民，李红光。

　　“公民以在新闻纸做广告的形式来和官方作意见的传递与沟通，这在新中国新闻史上可能是第一遭。”国内著名新闻与传播学学者喻国明如是说。广告见报当天中午，本报记者采访了李红光。

　　12条建议共10万字

　　我写完了才发现委员和代表都换届了，这些建议成了嫁不出去的女儿了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在广告上列出了你的12条建议的名字，这12条建议，你一共写了多少字？

　　李红光(以下简称李)：10万字。

　　记：这些都是你经过调查研究写成的吗？

　　李：对。我搜集的建议基本上都是可操作性强的，有些是群众到我们审改办反映情况，我根据他们的建议写成的；有的是我所处的煤气行业出现的问题；有的是政府正在办理的；有的是报纸上刊登过，但实际执行中有一定阻力的。每一条都经过查找资料，调查情况才写成，可以说花费了我不少心血。

　　记：去年你写的17条建议被形成议案提案，今年为什么又想到要写这么多呢？

　　李：去年是代表和政协委员到了我们审改办，把我们这些建议给拿去，改写成提案议案，其中产量最高的就是我，忙得热火朝天。虽然署名是他们，但是代表们委员们把我们的建议都送出去了，这就是一件非常让人欣喜的事情。可是审改办是个临时机构，现在审计已经结束了，机构撤销，新的代表、委员就跟我们这些人没有接触了。我开始不知道换届的事情，忙活了半天又写了这么多条，可是写完了才发现委员和代表都换了，这些建议成了嫁不出去的女儿了。

　　记：这些建议嫁不出去，就代表你这么多心血白浪费了。

　　李：这倒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这每一条建议，都涉及到一大批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比如这个煤气管道开户费的问题，我以前做审改工作的时候，就查阅了市工商局的文件，发现并没有要收煤气开户费的规定。我们审改办要求对方取消，他们回复我们同意取消，可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取消。保护审改办的审改成果，是我给自己定的任务。所以我今年要继续呼吁。

　　记：你自己还担任着一家煤气公司的董事长，你这12条建议里，有好几条都是涉及本行业的，比如建议对管道气价格定价，打破燃气行业垄断等建议。是不是也有维护本企业利益的嫌疑？

　　李：这些跟我的私人利益没有多大关系。不管我是不是这个行业，这些问题，每个公民都可以提。正是因为我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才发现了燃气行业大量的不合理现象，才发现普通消费者权益受损的普遍情况，我的建议才更专业、更有说服力。

　　登一个广告，愿者上钩

　　我是在试了其它办法达不到理想效果的情况下选择做广告的

　　记：你选择广告的形式寻找代表委员诉民意，这种方式在委员和代表中也有一些争议。

　　李：我写这些建议，不是跟政府作对，好多都是政府正在解决的问题。公民具有参政议政的权利，这是宪法41条给予我们每个公民的权利，任何身份，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每个人都有讲话的权利。

　　记：登广告的方法是怎么想到的呢？

　　李：这几天新代表名单出来，我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找到他们，可是我跟他们不够熟悉，我无端端一个个打电话过去，可能他们对我也不够信任，或者有的对我的建议不感兴趣；所以我想，我为什么不能反过来做呢？而且不能再等了，再等两会就要开了，这么一急，到《南方都市报》上登广告的主意就来了。我登一个广告，你愿者上钩，对我的建议感兴趣的，来跟我联系，和我沟通，我们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好。而且我也查阅了有关法律，我的这个行为是合法的。

　　记：你觉得这个方法会帮你找到你的志同道合者吗？

　　李：两手准备吧。不可能300　多个代表都对我的建议感兴趣，但是也不可能一个代表都不来找我的。

　　记：现在市委、市政府已经委托人大代表杨剑昌把你所有的建议都带到市委、市政府。

　　李：这是个非常好的结果。这也反映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开明和改革创新的决心。他们没有看到内容，仅仅看到标题就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们尊重民意重视民生问题的态度让我感动，这是我意料之外的好结果。我会全力配合、参与这些问题的解决。我提出建议就是为了解决问题，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

　　记者：你曾经在市委工作过，应该说你和官方沟通的渠道比普通市民更通畅。

　　李：对，客观上来讲，我长期和市政府都有一些联系，如果今年不是换届，我想我也不会做这个广告。今年换届以后，我询问了我以前接触过的一些代表和委员，他们都已经不是了。我给政协、人大信箱都传了这些建议，可是暂时都没有回音，所以没办法，想到做广告，寻找对这些建议感兴趣的代表和委员。我是在试了其它办法达不到理想效果的情况下来选择做广告的。

　　没想过参选人大代表

　　自荐参选限制很多，宣传也比较麻烦，大家不认识你，哪有人会选你呢？

　　记：你很看重这些建议是否能被带到两会中去吗？

　　李：不是说看重，而是我觉得(变成议案提案)这个形式特别好。以前我们写审改建议，都是写了交到有关领导那里就完了，可是通过去年的经历，我忽然发现这比我自己的声音变得大多了。比如有个代表根据我的建议写成议案，根据此事他又接受记者采访，一个大头像，大标题出现在报纸上，引起那么多人的讨论，而且会后好多都已经得到了解决，我觉得很兴奋，也特自豪。

　　记：那你觉得现在民意和官方之间的沟通渠道足够畅通吗？

　　李：我觉得还是比较畅通，我就用了我所有能够用到的渠道。比如我这些建议，很多都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反映过，也有不少回音。但是这个变成两会提案议案的方法，我也要用，并不是我只能向领导反映，就不能找人大代表了。

　　记：你想过自己去参选人大代表吗？如果成为人大代表，你就可以带着你自己写的议案到代表大会上亲自去呼吁了。

　　李：没有。

　　记：为什么？

　　李：如果自荐参选，现在对参选的限制还是很多，宣传，贴广告的形式实现也比较麻烦，这样大家不认识你，哪有人会选你呢？而且现在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没有相应的办公条件和经费，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一年到头都很忙，听取民意的时间也不多，有一些私人企业的代表、委员可以开热线，开办公室听取大家意见，可是这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大部分委员和代表是没有这样的条件的。我觉得政府应该给他们一些时间、补贴和条件，让他们更好地去做好代表和委员的工作。

　　与“我为伊狂”成为朋友

　　人家还是来深不久的外地人，对深圳却有这样的关注和热爱，我在深圳生活了20多年，做的却是这么少

　　记：你有着比较长的政府工作经历，可以说是从体制内出来的，我很奇怪，为什么你却走上热心民间公共事务的道路呢？

　　李：以前在政府部门工作，对外面的事情了解很少，可是因为生病离开政府部门，在家养病期间，却发现了民间有很多以前自己不了解的情况。比如私宰肉，以前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法彻底取缔，后来每天大清早去遛狗，却发现那些载着私宰肉的车五六点就运到市场和各个小区来分肉了，可是执法部门8点钟才上班，再说也不知道小区里有多少卖肉点，怎么可能一网打尽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在执行上能不能达到它的预期目标？如何才能达到？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记：你觉得你离开了这个体制，反而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李：对，所以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做这样的一个传达者，政府和民间之间的传达者。特别大讨论后，在参与审改过程中，我积极参与了这个工作。2003年，我参与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南方都市报“我为伊狂”的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所引发的大讨论。这个大讨论对我的触动是刻骨铭心的。虽然因为作者对很多事情并不了解，所以有些观点过于偏激，但这篇网文特别有激情，以前我们在政府部门工作，都是写一些刻板的工作报告，不带感情色彩的，可是这篇文章非常有文采，非常让我感动。后来我还和作者成了朋友。人家还是来深圳不久的外地人，他们对深圳却有这样的关注和热爱，我在深圳生活了20多年，做的却是这么少。这对我震动特别大。我也要加入到这个队伍里来，以一个公民的姿态，更加积极地参与深圳的事务和改革。我觉得这几年，感慨特别多，我的前半生可以说过得很谨慎，到了现在，却过得很快乐。

　　记：你觉得自己参与这些公共事务的快乐在哪里？

　　李：取消一项不该有的收费，减少一个审批项目，就解放了一批企业，减少了一批腐败分子，更造福了很多群众。

　　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应该毫不自卑，果断而坚强，亲自动手改变自己的命运

　　记：你觉得你和一般的民间思想者有什么不同？

　　李：我因为在政府部门工作过很长时间，我非常了解很多问题的复杂性，所以我对解决所有问题都有足够的耐性和韧性。

　　记：你因此而少了一些理想主义？

　　李：对，任何问题，我都去努力，用体制内体制外的一切方法，包括向领导反映，通过信访渠道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在解决问题上，我没有对任何一个问题抱有足够的乐观。当然我也没有无谓的怨气。每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过程，都需要很多人的努力，我坚持不懈地去努力，并且不断完善我的想法。

　　记：你愿意去加速这个解决的过程？

　　李：对。

　　记：你做这些事情，追求的是什么呢？

　　李：爱之深，责之切。深圳是我的第二故乡。深圳曾经辉煌过，在改革创新上有过那么多创新，现在我们仍然应该走在改革创新的前面。就像我在一篇文章里写到的那样：“我们应该毫不自卑，果断而坚强，亲自动手改变自己的命运，发出自己的声音，深圳的希望在此，中国的希望在此。”(采写：本报记者姜英爽　摄影：本报记者黄宇)

　　李红光

　　曾在深圳市市委办公厅工作，后因病辞职，目前任一家煤气公司的董事长、深圳WTO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2003年到2004年底以专家组成员的身份，在深圳市行政审批改革办公室任职，参与深圳市行政审批制度第三次改革的审批项目清理工作。当时，深圳市审改办的工作人员一共写了64个改革建议，李红光一人写了17个。去年两会，她的《关于实施政府行政效能评价提案》被一位政协委员采用提交后，还被深圳市政协评为最佳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