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日韩三国合编历史读本中方编写者王希亮

　　中方主要参与者的合影。中为王希亮，左为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李宗远，右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荣维木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世人

　　访中日韩三国联合编纂历史教辅书中方主要编写者之一省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王希亮

　　为纠正日本利用教科书歪曲历史的问题，中日韩三国学者历时三年共同编写了历史教辅书——《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该书的中文版将于6月初由社科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另悉，日本、韩国已于近日正式出版发行了该书。29日，记者采访了中方主要编写者之一、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希亮。

　　三国学者联手修著历史教辅书

　　据王希亮介绍，2001年日本右翼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通过了文部科学省的审定。这本书全盘否定了日本的侵略史，并美化侵略战争，不承认日军进行的南京大屠杀，只字不提日军强迫亚洲国家妇女充当慰安妇以及在关东大地震时屠杀旅日朝鲜人等史实。对这本歪曲历史的教科书，中日韩三国学者写了很多文章对其进行分析和批驳。在2002年举办的由三国学者参加的“历史认识和东亚和平论坛”上，有学者提出由三国学者合作，客观、公正地编写一本教科书，把真正的历史告诉给三国的学生。这个建议得到了三国学者的积极响应。随后，与会者推举代表进行进一步的协商，先后在中国北京、韩国汉城、日本东京召开了小型讨论会，组成了共同编篡委员会，定下了书的大纲、参与编写的人员以及三国学者的分工。最后中方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常务副所长步平的组织下，由6人承担编撰任务。

　　王希亮告诉记者：“这本书的出版是一次民间行为。各国参加编写的人员都来自多家机构，中国方面有中国社科院、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同胞纪念馆、上海师范大学、黑龙江省社科院等部门的学者参与，日本方面有‘21世纪儿童教育网络’等民间团体组织参与，韩国则由‘纠正日本教科书运动本部’牵头。”

　　记录最敏感的一段历史

　　记者了解到，这部《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主要记录了西方列强入侵东亚之前到二战后三国共识的历史，并涉及了日本战后遗留问题，如靖国神社、民间赔偿等。该书共分序章、终章等6章，约20万字，并运用了大量插图。既然是东亚的近现代史，怎么描述二战时期日本入侵亚洲邻国的战争是最受人关注的。王希亮说，涉及各国的历史由本国学者完成，涉及历史交叉的章节，按照分工由三国学者共同执笔。另外，书中设有专栏，解释一些小名词，并附有历史文献作为佐证，客观公正地记录了中日韩三个国家在近代共同经历的那段历史。王希亮主编的是第一章中日韩三国开港、列强对东亚的入侵部分，参与编写了第三章中的“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的建立及东北的抗日战争等小节，以及书中日方负责编写部分的翻译。

　　据王希亮介绍，这本书是一本针对中学生的历史教辅书，该书的文字本着通俗、简单、准确的原则来编写。他以其主编的第一章为例进行了解说。这部分的内容主要是西方列强入侵后对东亚三国政治、军事、经济的影响，三国人民进行的斗争，以并列的方式进行陈述。此外还注重了三国社会方式的改变，分别列举了三国在日历、铁路、教育、新闻四方面的变化。全书浅显易懂，让学生知道本国历史以外，同时知道邻国的历史，而且可以澄清日本歪曲历史造成的混淆。

　　争议问题多次修改

　　该书的每一个章节均由三国学者分工执笔，共举行了十余次统稿会，对所写部分进行讨论。“这本书在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战争罪行上没有什么争议。在关于南京大屠杀、日本强制从军慰安妇、强制劳工、细菌战、化学战和人体试验等历史事实的表述上，三方学者合编的历史教辅书均事实清楚。”

　　说到编写中的争议之处，王希亮说：“不可能没有争论，只要大家本着为历史负责的态度，任何争论就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每一章都会在细节处存在争议，大部分是在史料的运用和具体表述上的争议，有时与会者会争得面红耳赤。据王希亮介绍，开始，对于”七七事变”的描述，日本方面有学者认为是偶发事件，第一枪是“不明枪声”。中国学者对此不能认同；关于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日本有学者提到了“十年鸦片断禁计划”，认为日本在东北实行了渐进的根除鸦片的计划，然而中国学者根据史料认为，事实上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东北的鸦片种植面积扩大了，鸦片都被卖往汪伪控制的地区，日军以贩毒获取军费。

　　王希亮举了其主笔部分的一个例子，那是一段不到200字表述，中韩学者一直争论不休，经过了十几次的修改，直到最后定稿时才达成了共识。王希亮说：“三国学者本着尊重历史、相互理解、促进共识的宗旨，对争议问题进行协商。有陷入僵局的争议，学者们会暂时把争议搁置，下次讨论时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如此反复，直至达成共识。这也是这本书历时3年才编纂完成的主要原因。”

　　日语成统稿会主要语言

　　每次统稿会期为两天，在三国轮流举行。两天的会期时间很紧张，王希亮说：“每天的会议都会持续到深夜一两点钟。”他们根据不同章节，分成6个小组进行讨论，由于中方学者大部分擅长日语，对韩语却不懂，每个小组除配有韩语翻译外，很多时候学者们都是在用日语交流。

　　关于编写过程的艰辛，王希亮回忆说：“从编写历史开始，我们就得三国来回跑。由于这是一次民间行为，统稿会由每一期主办国解决食宿，路费由各国代表自行解决。在研究、著书、路费等方面，中方学者多为自费，日韩两国的民间团体通过募捐来筹措经费。三年来，我们是住最便宜的旅馆，吃最便宜的饭菜，干最难干的事。”

　　采访的最后，王希亮很严肃地谈到了这本民间推出的历史教辅书的出版意义：“东亚三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尤其是今天日本当局对战争遗留问题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行，告诉我们对东亚历史达成共识是十会必要的。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能够把中日韩三国学者组织起来，对三国历史继续深入研究下去，编出更多更好、适合各阶层读者的书，把真实历史告诉更多的人，而不仅限于中学生。对促进历史共识、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敦促日本当局反省历史会有积极作用。 本报见习记者 王伟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