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农村医疗卫生

　　锐评：莫让一个喷嚏打掉一年收成

　　“农民辛辛苦苦一年，打个喷嚏，可能一年收成都没有了。”看病难、看病贵成为今年两会热点话题之一，代表、委员们说，这样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在我国许多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普遍存在。

　　2004年年底，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透露，在农村约有40％至60％的人看不起病。在中西部地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因病在家死亡的人数估计在60％至80％。“小病拖，大病扛，重病才往医院抬”，不是农民不愿看病，而是“看病难、看病贵”把他们挡在了医院外。

　　“什么都可以有，就是不能有病。”可在城市与农村，“病”却有着不同的待遇：约占全国总人口20%的城市居民享受着80%的医疗资源，而80%的农村人口却只有20%的医疗资源；大医院、好设备和高水平医生都集中在城市，而不少农民因当地缺医少药，有个大病就得远离家乡到城市；城市居民有医保呵护，但游离于医疗保障体系之外的农民，生老病死基本上由自己承担，而他们的收入仅相当于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长期以来，广大农村，尤其是我区南部山区农村，贫困与疾病如影随形，使不幸的人们雪上加霜。因病而贫、贫病交加，成了他们绕不开的怪圈。

　　没有9亿农民的健康，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小康。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政府要适时伸出“看得见的手”，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农村卫生队伍建设，让更多农民不出远门也能享受基本的医疗服务，还要进一步推广、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减轻农民看病负担，让农民也能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张晓芳）

　　山区农村医疗卫生 在困境中艰难前行

　　有人打过这样的比方：中国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包括县、乡、村三级，县是龙头，乡是枢纽，村是网底。而这个网络的现状则是，龙头像钢丝，力量较强；枢纽像尼龙绳，能够承担一定的工作；网底像草绳，不能负重。有“贫瘠甲天下”之称的固原市如今正面临这样的窘境。

　　“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出现千疮百孔、残破不堪的现状，主要是因为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的需要。”固原市卫生局局长马天芳介绍说。这些年，固原市一直将农村卫生作为重中之重，但固原是个贫困地区，微薄的财政资金只能保吃饭，卫生上所有投入仅占整个财政支出的3%。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固原市三级卫生网络相当脆弱。

　　作为龙头的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大部分都是上个世纪70年代所建，当时服务人口只有七八十万，如今已增加到150万，基础设施落后、床位紧张等矛盾日益突出。以1977年建院的固原市医院为例，当时是按300个床位标准修建，现已发展到470多个床位，增加了100多张床位，但受资金、场地所限，至今无法扩建。

　　作为枢纽的乡镇卫生院承担着农村预防、保健、医疗、康复等工作，是国家直接为广大农民提供服务的基层卫生机构。但目前这个阵地不是在发展，而是在不断萎缩，用基层卫生院工作人员的话来说就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固原市大部分乡镇卫生院是“八五”期间靠农村三项建设建立的统一模式，由于面积小、结构不合理，如今已不能适应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疗和农村群众的医疗要求。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不少乡镇卫生院的房屋及医疗设备老化严重，有的已损坏失修，不能使用。庆幸的是，近年来，由于项目支持，乡镇卫生院的医疗设备大多从老三件“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向新五件“B超、心电图、X光机、显微镜、尿分仪”方向发展。目前固原市88个乡镇卫生院共有48台X光机、58台B超机、74台心电图仪，有15个卫生院能开展尿常规检验。据原州区彭堡乡卫生院院长余志贤介绍，由于财政只拨付60%左右的人员工资，卫生院的大部分收入用于支付医务人员工资，根本无力购置大型医疗器械，医院目前使用的X光机，是前两年项目上扶持的，由于没有配套资金，只能时用时停。对不少农民而言，破旧不堪的乡镇卫生院是“小病没人去，大病看不了”。处于网底的农村卫生室境况更不容乐观。

　　对农村医疗卫生投入的严重不足，使现有的医疗机构不仅无法满足农村医疗市场需要，而且留不住人才。目前，固原市医疗卫生从业人员共3540名，其中专业技术人员3107人，分布在市县级66.89%、乡镇卫生机构33.11%。而这些从业人员中，本科生不足9%、大专生占34.04%、中专生占49.39%、无学历的占7.58%。这样的人才结构，为今后医疗事业的发展埋下了隐患。举步维艰的经济状况、落后的技术水平和参差不齐的人员队伍，使乡村两级卫生机构无法保证农村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工作的落实，“看病难”已成为农民摆脱不了的阴影。值得欣慰的是，固原市委、市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农村卫生工作，近些年也从紧缺的财政中挤出资金，用于三级卫生网络的“织补”，但有限的资金只能是杯水车薪。如今农村医疗卫生的窘迫现实已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但还是喊得多，真正用行动落实得少。马天芳呼吁：山区农村医疗卫生需要关注，更需要关心。(本报记者张晓芳高莉 陈尚营 蒲利宏)

　　观念滞后困扰合作医疗

　　2003年9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隆德县为试点正式启动，农民参保人数10.15万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60%。截至今年4月底，合作医疗结算中心共为11.3381万人次报销门诊费162.6万元，为4886名住院病人报销了312.8万元医疗费。然而，记者近日在隆德县采访时发现，农民对参与合作医疗的认识还有待提高。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村群众自愿参加，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这本是“借千家之力，解一家之难”的好事，可实际工作中增强农民的参与意识却很难。

　　隆德县卫生局杨虎才局长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刚刚起步，解决农民观念仍是首要问题。”合作医疗的参加对象是农民，在农村经济条件还不宽裕的地区，农民希望有合作医疗，但对医疗消费又存在着侥幸心理，因为看病的支出与吃饭、穿衣相比，不属于刚性支出，相当部分农民社会医疗保障意识不强。同时，农民害怕交了钱而不得病，钱被别人使用，心理上不平衡。据调查，眼下一些乡镇能积极响应的村民只占40％。如果一户农民得到救助，全家人会感激得热泪盈眶；可对于没有享受到的农民来说，却往往有抵制心理。

　　据了解，农民群众的观念还停留在历史阶段，对本县内医疗机构缺乏基本信任，认为目前乡村卫生院医疗技术水平整体不高，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缺乏，有相当数量的农民还认为即使有病乡村卫生院也不一定能治好，动辄阑尾炎、胆囊炎等小手术都要到固原市，甚至银川市去做，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他们参加合作医疗的积极性。(本报记者高莉蒲利宏)

　　沉重的期待

　　“不怕穷，就怕病”。对这句话，同心县下马关镇农民张红深有体会。他家主要靠种田来钱，这些年供孩子上学，给儿子娶媳妇，日子一直过得挺紧凑。这些都没有难倒他，突如其来的一场病却把他给难住了。

　　今年春节过后的一个晚上，张红骑摩托车回家时突然遭遇车祸，当晚昏迷不醒的他被送到了同心县韦州医院，由于病情严重，第二天他又被转到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ICU室，住了不到5天就花了三四万元，考虑到家里的经济状况，他的病情稍一稳定就转回同心县医院。因为他是家中的顶梁柱，家人不惜一切代价给他看病，6万多元的医疗费中有5万多都是向亲戚朋友借的。“要是不生病，我家的日子基本上还能过得去，这一场大病，不但身体垮了，好几年不能恢复，而且把家也拖垮了，把亲戚朋友都给拖累了。像我这个样子，啥时候才能把账还清。”至今还躺着不能动的张红愁容满面。

　　“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在山区农村基本解决温饱后，“看病难，看病贵”又成了农家新愁。近日记者在我区南部山区农村采访时，一些农民表达了这样一种心理：“穷”可以靠勤劳战胜，只要政府的好政策不变，最终总能致富的。但一旦生一场大病，就什么也没有了，还拖累了别人。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农民对生大病的忧虑胜于其他别的忧虑，看病的负担成了农民最大的负担。

　　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农民的健康，农民的生命，除了他们自己，谁来关心？令人安慰地是，政府没有放弃对他们的关注，新型的合作医疗制度作为尝试，正在我区固原市隆德等5县区进行。

　　在采访中，记者问农民有没听说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他们纷纷摇头。当记者向他们解释什么是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具体的操作办法后，他们都以不相信的眼神看着记者，对他们来说，一年花10元钱就有医疗保障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很快他们欣喜地向记者表示，他们期待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早日到来。（本报记者张晓芳）

　　村医金晓玉——痛并坚持着

　　汽车从平坦的柏油路不乐意地驶到崎岖不平而且很窄的山路上，颠簸了许久终于停了下来，骑着摩托车在前面领路的固原市原州区寨科乡卫生院的同志告诉记者，蔡川村村医金晓玉的家就在前面。

　　一个小小的立柜摆在卧室里，上层摆放着30多个品种的药品，中间是村上的防疫保健记录，下面是一些接生用具，这些就是金晓玉行医的全部家当。

　　1984年，18岁的金晓玉经过固原市卫生学校的培训，当上了村医，这一干就是21年。作为村医，她承担着蔡川村的防疫保健工作：给适龄儿童打预防针、对孕产妇进行跟踪观察，村民们有个头疼脑热也会让她瞅瞅，而她一个月的报酬只有20元钱。用丈夫陈志明的话说：“连买一双鞋都不够！”

　　由于村民们看病经常赊账，每年她自己还要贴进去千把块钱。很多时候，金晓玉靠责任坚持干着这份工作。她告诉记者，像蔡川这样山大沟深的村子如果没有村医，防保工作就无法开展，农村基本医疗更是一句空话。由于她的坚持，现在全村的适龄儿童基本都能免疫接种，孕产妇的住院分娩率也达到了70%。

　　金晓玉有三个孩子，老大在读高中，老二和老三都在读初中，家庭负担非常重，对于丈夫陈志明来说，金晓玉的坚持让他很为难。但时间长了，陈志明还是理解了妻子的选择。“我以前总劝她别干了，可她坚持也有她的道理，就当是做善事吧。”金晓玉家有一辆摩托车，如果遇到急诊或孕妇早产等一些紧急情况，陈志明就承担“司机”的角色。开例会、取防疫药、送妇幼保健报表……金晓玉每个月都要到15公里外的乡卫生院七八趟，而每一趟来回路费都得自己掏腰包。

　　离开金晓玉的家，和记者一起下乡的固原市原州区卫生局局长穆宏强说，在山区农村，离开了像金晓玉这样的村医，公共卫生建设就无法进行。金晓玉等村医之所以能任劳任怨地长期扎根农村，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淳朴乡情的维系，如果国家不能对他们有效补偿，村医流失的现象就无法杜绝。（本报记者陈尚营蒲利宏）

　　：中国着手解决农民看病难

　　在社会公平被日益彰显的今天，中国政府开始梳理政策疏漏，着手解决9亿农民的看病难题。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切实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在农村，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农村卫生队伍建设，逐步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

　　温家宝指出，要加快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今年要全面建成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基本完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加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和卫生队伍建设。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探索建立医疗救助制度。加强重大传染病及地方病、职业病的防治工作。认真落实各项预防、救治、关爱措施，坚决遏制艾滋病蔓延。开展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试点。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积极发展中医药事业。深入整顿和规范医疗服务收费和药品购销秩序，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新闻来源：宁夏网宁夏日报(http://www.nxnet.cn)　责任编辑：马江　田丽　实习生：马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