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暗访部分城市市长热线遭到冷遇(2)

　　制度缺乏保障

　　“市长电话”为什么会出现上述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专家分析有三个原因：缺乏制度保障；接听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技术落后，人员没有编制。其中，缺乏制度保障是根本原因。

　　针对这一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行政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齐明山教授说，这样的结果会造成服务承诺不清楚，没有服务质量承诺和监控体系,所以就民急官不慌。

　　齐山教授认为，缺乏制度保障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没有明确规定责权范围。“市长电话”并没有明确规定责权范围，难以与有关部门协调解决问题；有的因人力紧张，无人督办群众反映的困难和问题。特别是有的城市，将其设为非常设机构，在无明确职能划分的条件下，其权力能可大可小、可强可弱，极具弹性和伸缩性。这些现象都违背了开办“市长电话”的职能。

　　北京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副主任靳克说：“这种缺失还表现为接听人员的随意性很大，领导重视了就好些。”

　　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电话”值班室介绍，“市长电话”主要承担三项职能：一是政府和市民沟通的渠道。各级政府通过这一渠道经常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二是政府为市民办事的窗口。市民可以通过这一窗口获得更多的服务和帮助；三是政府处理群众事物的一线指挥部。“市长电话”通过市政府将把群众反映的问题迅速分解到有关部门，及时给予解决。

　　境况陷入两难

　　由于“市长电话”不能直接介入处理问题的过程，对所涉及的职能部门不作为、慢作为、作为差、乱作为的行为缺乏必要的处置措施和手段，该部门只有协调权，没有处置权，使其很难对行政管理、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实施有效监控，陷入了既要查办又要维护职能部门工作独立性的两难境地。

　　有些问题某些职能部门该办的不办，能办的拖着不办，短则一年半载，长则十年八年。这使“市长电话”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服务真空，甚至带来市民信任危机。

　　齐明山教授说，“市长电话”以行政权力为后盾，借市长之名监督社会、监督政府部门，其借助的是市长的行政权力，立身之基是市长的执政偏好而非法制社会的制度保障，因此自身命运难免会随执政者的更替而起伏不定、盛衰不定。

　　职能需要整合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有专家提出三点建议：一是靠制度保障；二是职能整合；三是建立监控体系。其中，制度保障是最主要的。

　　针对制度保障的内容，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唐钧说，“市长电话”的制度保障分别是指建立接待制度；督办制度；回应制度和绩效机制。

　　提到接待制度、催办制度，北京市“市长电话”中心给记者留下较深的印象，他们的做法也得到了专家的肯定。

　　5月20日上午，记者走进北京市“市长电话”接听现场，看到16个话务员头戴耳麦、端坐在12345人工坐席上，他们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着市民来电的号码和所提问题的记录。

　　10时30分，一份来电记录递到北京市信访办公室副主任靳克的面前。“立刻上报主管领导。”靳克边签字边说。

　　记者随手拿起一份《群众来电记录》，上面写着：5月16日北京市丰台区西木犀园6号楼的张先生反映关于外地人在居民楼门口做生意，并打架，居民要求依法整治无照游商占地做生意的问题。

　　“您反映的问题解决了吗？”记者随后拨通张先生家的电话问道。

　　“我向北京‘市长电话’反映的第二天，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听张先生说话的语气显得很满意。

　　记者还通过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由于“市长电话”的催办，他们及时解决了首钢安装分公司、丰台长辛店汽车附件厂等单位拖欠职工工资和不给员工上“三险”的问题。无论是衣食住行的事还是涉及政策方面的事，北京市“市长电话”中心都能妥帖地解答和处理。

　　据统计，北京“市长电话”中心仅在去年就受理群众来电41.9万次，交各职能部门“专报”1256件，办结率达85％以上。群众反映，“市长电话”是在用“心”和百姓对话。对此，唐副主任说，这都得益于北京市“市长电话”中心内部的制度规范。

　　在专家建议中谈到的职能整合就是要把市政府各部门的职能整合到一个窗口———“市长电话”接待中心。这样，就能为群众提供一个完整的服务。

　　建立监控体系是指“市长电话”要解决群众投诉过程中各职能部门表现出的官僚主义、衙门作风问题。

　　在采访中，记者感受到：“市长电话”仅仅停留在改善办事态度的层面上是不够的，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督办、反馈、监督机制。只有这样，“市长电话”在百姓心中才有威信。但“市长电话”也决不是万能的，任何一个城市的“市长电话”都不可能事无具细地解决百姓提出的每一件事，这也需得到百姓的理解。

　　“市长电话”是沟通政府与百姓心灵的纽带，愿它今后越办越好。

　　短评

　　好事,要办好

　　过河卒

　　5次拨打“市长电话”，没一次有人接听，这样的电话能说是“热线”吗？

　　目前，全国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开通了市长电话，但真正能与市长通话的有多少？别说与市长通话，就是能打通或打通后有反馈信息的又有多少？

　　投入人力物力开通市长电话不是为了“作秀”，而是为了随时听取百姓反映的情况，及时解决群众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通过其它途径又难以解决的问题。既然开通了市长电话，就应将好事进行到底，让百姓在遇到问题和疑难时顺顺当当，最起码不用耗费太长的时间就能拨通，就能倾诉甚至宣泄因政府工作中的某些缺失而带给他们的苦恼。打市长电话总是拨不通，或拨通后一连串的烦人录音以及反映情况后根本无人理采能让百姓心里舒服吗？

　　开设市长电话，是要讲究科学化的。一个城市，需要多大规模的通信设备才能基本满足市民打热线的需求；需要多少接听人员才能基本应对热线量；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给百姓一个信息反馈，这些都必需要有科学的预测，要做到心中有数。

　　如果不是以扎实的调研为基础，充分估计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而是想当然地连接几部电话、设几个人接听，又不注意培训接听人员的业务，积极改进工作，必然出现线路壅塞、拨打困难的局面，给群众留下装模作样的印象，损害政府信誉。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百姓之所以对市长电话关注并寄于很大希望，实际上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热线之“热”恰恰在于政府有些部门之“冷”。遇到百姓提出的问题，有关部门或者推诿扯皮，或者久拖不决，或者在几个部门之间“踢皮球”。无奈之下，百姓只好求助于市长电话了。这不仅反映了某些基层领导的不负责任，而且反映了政府职能部门职能不清、权力相互制约、政出多门等问题。

　　应该说，开通市长电话，市领导不仅可以了解民情，也可以了解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情况，可一举两得，既帮助群众解决了困难，又能及时、对症地改进工作。所以，对开设市长电话应该予以重视。而且开设了市长电话就应让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不能成为一种摆设。

　　链接

　　“市长电话”的由来

　　1983年9月18日，沈阳市在全国率先开通市长公开电话。1999年6月，国家信息产业部决定启用全国统一的政府热线号码：12345。从此，12345成了多数城市“市长电话”的代名词。如今全国各大、中城市都有了深受百姓赞誉的“12345”市长专线电话。

　　1990年3月，杭州、南京、苏州、常州、镇江等市政府办公室领导和市长公开电话负责人联合在常州召开市长公开电话理论研讨会，它标志着“市长电话”工作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1991年10月，广州和深圳相约全国已开通“市长电话”的16个城市，召开了第一届“全国部分城市市长电话工作年会”。规定各网络城市，今后轮值召开年会。

　　此后一段时间，江苏、黑龙江、天津、浙江、北京、安徽等省市负责人相继发表谈话或撰文，表示支持“市长电话”这一新生事物。

　　之后，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城市均陆续开通“市长电话”。

　　“市长电话”是政府为了贴近群众，倾听民声，加强政府与市民的沟通，快速、有效地传达民情民意，解决市民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而设立的多媒体办公自动化网络系统。该系统采用先进的通讯与计算机相结合的CTI技术，并充分利用各级政府现有的信息网络资源，将自动语音查询、人工服务、信息资料处理紧密结合起来，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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