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颅戒毒手术争议不断 有戒毒者称术后生不如死(2)

　　宁愿有尊严地死去？

　　那一瞬，我就想着，我要是死了一定要穿红衣服，好变成厉鬼找我妈和那个医生报仇。我迅速冲到了四楼，没有迟疑，一下子就跳了下去。

　　撰稿／杨 江(记者)

　　孤注一掷

　　此行，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在重庆大渡口区，是一个叫做周颖的28岁女子。因为在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所做的开颅戒毒手术“失败”，她的情绪失控，于今年3月21日，从所在的居民楼四楼飞身跃下，幸运的是没有摔死，但造成了尾椎骨骨折。

　　与杨大武一家相似，周颖对于记者的到来心情复杂：究竟是相信媒体好呢，还是防着媒体好？见面后，她的这个问题令我有些尴尬。

　　她递给了我一支烟，我没有迟疑，接了过来。她愣了：“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对我，这很难得到。”

　　她并不像我以往接触过的那些瘾君子那样面黄肌瘦，眼睛泛青无神，相反，她的面色红润，不过，眼睛里还是流露着一种无助与忧郁。

　　她说，已经两个月未曾吸毒，但是谁也不信她，包括她的父母。“这并不是手术的成果，事实上，我在手术前已经成功戒毒半年，在做完手术后却很快复吸了。并且有了很多并发症。”

　　周颖说她有两个埋怨的对象，一是母亲，是她执意强迫女儿接受开颅戒毒手术的；二是媒体，老人之所以如此，正是看了重庆一些媒体当初对开颅戒毒手术“惊奇成功”的报道。

　　她染上毒瘾的过程与大多数吸毒者相似：年少无知时，缺乏父母管教，混迹江湖，被瘾君子拖下水……

　　周颖已经被父母赶出家门，在征得她的父亲周小平的同意后，我们得以进入她的家。这是一般吸毒者家庭可以想象的残破与贫穷：昏暗的走廊让人踉跄，屋内淡淡霉味，一台电视机是仅有的家电……

　　周颖侧对着父亲，香烟一根接着一根。

　　1995年，一向忙于生意的父母发现我吸毒后，把我从广州带回重庆，从此想方设法给我戒毒，前后进强制戒毒所十几次，但每次我都是心瘾难除。

　　长期以来，我依靠药物治疗毒瘾，“美沙酮”、“那曲酮”不知吃了多少，一小瓶“那曲酮”就要600多元，费用很高。

　　后来对这些药物也有瘾了，每天超数倍的剂量服用，吃下去人像疯了一样，脑子一片迷糊，眼珠子发亮，却死死地盯着前面，一动也不动。

　　虽然吃这些药能够摆脱毒瘾发作时那种浑身疼痛、流鼻涕、万蚁噬心的痛苦，但终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一个月上千元的治疗费，把开面馆的父母压得喘不过气。

　　有一天，我突然想通了，觉得不能再这样堕落下去，我就让父母把我反锁在家里，吃安眠片，没日没夜地睡觉，睡着了就不会想毒品了。

　　我坚持了两个月，再见到毒友时，他们在我面前吸毒，我也能忍住。但是我对自己还是缺乏信心，我想尽快彻底除掉心瘾。

　　2004年9月3日，一个曾令我们全家欣喜万分的报道刊登在重庆一家报纸上：全程直击开颅戒毒手术，报纸还刊登了大篇幅照片。

　　两天后，父母就去了泸州，他们看到了报道中的那个小伙子，他当时做完手术，满脸浮肿，还在乱摸，喊着要白粉，但是医生说这是暂时现象。

　　周小平说，他与妻子瞒着周颖去了泸州，在医院内，他们听说有一个成都人交了住院费，但是并不需要手术，而在病房内卖白粉，就在周颖做完手术后，还有人跑到周颖身边问周颖要不要“药”。

　　做父亲的考虑过手术的风险，毕竟医院的宣传中说手术成功率是90%，并非百分之百。“但是我们宁可要一个呆子，傻子，也不要一个吸毒的女儿，何况，医院宣传单上说，尽管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性功能减退等后遗症，但会逐步恢复正常。

　　因此，周颖的母亲拍板：立即让周颖住院。

　　飞身纵楼

　　当时，医院的一个保安私下对我说不要做这个手术，说有一个人手术后傻了，还有一个人大小便失禁。我也很担心，但是9月22日上午，我还是手术了。主治医师是陈礼刚，手术也由他亲自主刀。

　　我被剃光了头顶的头发，后脑穴位被注射了麻醉剂，然后戴上一顶金属圈。后脑的皮肤因为压力开始收缩，最后鼓起几个巨大的包，医生就在这几个包上扎上了4颗螺丝钉，然后在头盖骨的两端分别开了两道口子。

　　我当时是清醒的，没感觉疼。就听见医生用钻钻骨头的声音，特别响，震得我耳膜快破了。我吓坏了，只好大声尖叫。

　　我很奇怪，这样的手术，医生竟没有为我戴氧气罩，打的麻药从头顶一直流到脸上，又渗进眼睛里，像火烧一样疼。

　　手术临近尾声的时候，医生问我：“你现在还想不想吸毒。”我回答，你不说当然不想，你一提到我就想了。而后，我就失去了知觉。

　　醒来的时候，脸上因为麻醉剂的侵蚀已经红肿。我突然发现我的嗅觉没有了，食欲开始下降，我以为是暂时的。

　　但是到现在我还没有恢复，而且我很快开始偏头痛，记忆力迅速下降。30日，我出院了，共计花费3万多元。但一出院我就想毒品，我脑子懵了：完了，手术失败了。

　　我四处找毒品，一个月内吸了不下20次。

　　就在此时，周颖的父母还蒙在鼓里，他们放心地把周颖留在家里，经营着小面店的生意，就因为医院曾宣传，手术失败率只有10%。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邻居却跑来告诉他们，周颖因为吸毒被派出所抓走了。

　　母亲赶紧跑到派出所，看到女儿直愣愣地望着派出所民警，民警问她任何问题，她也不回答，最后干脆一把扯下头上的假发，对民警说：“我刚去泸州做了开颅手术，你们看嘛，还有两个大口子。

　　周颖头顶的两道伤疤触目惊心，民警动了恻隐之心，对她一番教育后放她回家。

　　一个“面目全非”的周颖开始展现在父母面前。

　　每天夜里我都会因为头疼呻吟吵醒父母。那种痛，根本不能用语言描述，就像有人用铁丝用力扯着你脑袋里的神经一样。最痛的时候，我恨不得把自己的脑袋敲碎。

　　我的情绪开始失控，很暴躁，觉得活着没意思，想自杀，也想出家，思维开始迟钝，说话不流利。

　　我的头脑开始恍惚。3月21日晚上，父母回到家刚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从床上一骨碌爬了起来，双眼斜视着他们，一边穿旅游鞋，一边把粉红色的外套往身上套。

　　我当时就想着我死了一定要穿红衣服，好变成厉鬼找我妈和那个医生报仇。我迅速冲到了四楼，没有迟疑，一下子就跳了下去。

　　我并不知道我在自杀，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手术前，我是一个很怕死的人，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跳楼前我曾到泸州反映手术失败的问题，医生说如果手术不成功，吸毒量会变得变本加厉的。

　　屋子外面嘭一声巨响，父母都以为我死了，他们气乎乎地坐在屋内，110来了，他们不肯开门看看我到底怎样，120来了，他们还是没有出来。

　　后来医院打了十几个电话，爸爸才接了，听说我只摔伤了尾椎骨，他就去了医院，但母亲没肯去。

　　我知道他们恨死我了。但是手术后，我整个人已经不受自己控制了，我开始卖家里的东西，有次毒瘾犯了，想也不想就把家里的洗衣机、空调和功放机以一两百元的价格全部卖给了收破烂的。

　　卖到只剩一台25英寸的电视机时，因为家里的大门被父母反锁了，我就让收破烂的人站在家窗外，捅烂防盗网，再一起把电视机抬出去。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还好邻居及时发现，保住了这台电视机。我以前吸毒再厉害，也不会卖家里的东西。

　　我现在控制不住自己，看见水杯放在茶几上，就觉得应该把水杯摔在地上，然后就会马上去摔。事后，清醒了，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

　　并非个案

　　周颖无助地抽着烟，她的父亲却在一旁驳斥她：你那不是卖，是偷！小偷！他为此把女儿三次送到派出所，要求民警法办。邻居们也开始鄙视她，周颖参加社区的劳动，有人讽刺她。“我要捍卫我的电视机。”周小平当着我的面跟女儿针锋相对，他在女儿骨折恢复后将其赶出了家门。

　　“你们从来都不相信我。我不是卖去吸毒，我是筹集生活费。现在已经两个月没有吸毒了。”周颖有些恼怒，她曾私下告诉我，跳楼受伤在家养伤期间，母亲日夜照顾，令她心生愧意，决心不再碰毒，于是边借助烟酒麻醉自己，每天能喝近一斤白酒。

　　“你继续撒谎吧，谁信？！”周小平有些不屑，“杨记者，她把两个手机都卖了，你问问她干什么去了。”

　　周颖不言语了，她开始干咳，吐痰，坐立不安，然后赶紧抽烟……

　　跳楼后，一名素不相识的中年妇女一路问讯找到了我家，她说她儿子也是在泸医附院做的开颅戒毒手术，经常在家里莫名其妙摔东西，前一秒可能规规矩矩看电视，后一秒就可能把家里砸个稀巴烂，还时不时自残，割腕，用香烟烫自己。

　　因为泸医附院专门交代患者之间不要互留电话号码，所以我一直以为就我一个人手术失败了。其实，就在我自杀前一天已经有6名与我相似的患者家属到泸医附院投诉手术失败，要求给个说法。

　　过了一个星期，来自四川各地和重庆的9个手术失败的患者家庭，包括我父亲又相约去了泸州交涉，但医院就是不承认手术失败。

　　经过一天一夜的协商，医院答应5月对我们进行全面检查，但是后来又变卦不肯报销车费。

　　5月12日，我接到泸医附院电话，到泸州接受检查，但是整个过程简直就是“敷衍了事”，检查的结果直接关系到卫生部对他们的鉴定，我真的怀疑，他们会不会如实检查我们的身体，会不会把结果如实上报卫生部。

　　周颖是在9月22日接受手术的，我获悉，21日接受手术的成都患者余柯志、张时栋，23日接受手术的雅安人方咏、泸州人李果，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头痛、脾气暴躁、自残、失去嗅觉、复吸、人格变化等情况。

　　“既然治愈率90%，为什么这三天的失败率是100%？！“周颖现在居住在一个朋友家，此人曾经是一名瘾君子，但周颖介绍，说他成功戒毒十多年了，周颖渴望像他那样。

　　5月29日晚上，在周颖母亲的面店，我劝慰这位饱经沧桑的母亲给自己女儿一些信心，不要让她有被抛弃的感觉。

　　老人一直没有说话，要么盯着地面，要么抬头望望女儿，周颖还是那句话：“妈妈，我真的不吸了。”

　　“撒谎！”

　　周颖不言语了。

　　就在记者回沪写稿期间，周颖打来一个电话，她说，她期望重新回到父母身边，但是又一次被父母拒绝了。

　　“弟弟，我这是最后一次打你电话，我这回准备从十几层跳下去，我这样生活太累了，没有希望。”

　　她把我叫做弟弟，说是这么久，我是她第一次碰到的尊重她、相信她、鼓励她的人。

　　我说，包括我和你父母，从感情上可以相信你，但理性上，我们告诉自己，不可能，除非你以一个彻底的新的生活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你看，你现在一刻不能离开“烟”。

　　周颖沉默了：“我现在是还没好，这需要时间……手术后我控制不住自己，很绝望……”

　　这些都是后话，我当时决定，第二天带她去成都等地一起走访张时栋、方咏等人，让她亲见吸毒导致家破人亡的现实教训。

　　她有些惴惴不安，但是她的母亲却对我露出了一丝笑容。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