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会客厅:中日韩编撰教科书为让三国达成共识

黑龙江省社科院王希亮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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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东亚大学教授尹辉铎

《抗日战争研究》杂志执行主编荣维木

　　本书编委对话 出版此书是为让三国国民对历史达成共同认识

　　主持人：首先问一下3位，为什么需要有一本统一的书讲一样的内容，分别在3个国家发行？

　　尹辉铎：在东南亚起主导作用的国家，就是中日韩这3个国家。这3个国家，经常会发

生一些很微妙的矛盾和变化，为了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为了中日韩三国能够互相合作，我们中日韩三国学者们聚集一堂，目的是让这3个国家的国民，能够对历史达成一个共同的认识。

　　主持人：到目前为止，3个国家的历史教科书当中，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内容，要变成一个现在有统一内容的教科书的时候，是不是件挺难的事情？

　　王希亮：是的，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首先,我们三国的民间学者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在历史观问题上或者在战争观问题上能不能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说心里话，当初我们也没有底，至少我是没有底。但是经过3年的苦斗，终于拿出了这么一个东西，至少我觉得我还是满意的。

　　-三国对历史的看法存在很多争议

　　主持人：这本书出版了，最多的是给中学生看的，它是一本中学的课外读物，历史读物。我想先问一下荣先生，据您的了解，像中国、日本、韩国的中学生对这个历史的看法差别有多大？

　　荣维木：去年，在韩国开过中日韩三国中学生的一个夏令营，我觉得他们彼此对于对方国家的历史的了解并不是很深刻。比如他们有争论，韩国孩子和日本孩子说，你们的竹岛就是我们的独岛，是我们的领土；韩方准备了T恤衫，画着东亚的地图，中国地图中把台湾忽略了，中国的孩子马上就发现这个问题，用圆珠笔在自己的T恤衫上把台湾这个地方描上去。

　　不仅3个国家的孩子们在对历史的认知上存在着差异，3个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也有很大的不同。韩国的教科书和中国一样，都是由国家组织编写制定的，而日本的教科书则是由各个出版社自行组织编撰，然后由文部科学省负责审定通过。体现在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表述上，中日韩三国的中学历史课本也不尽相同。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记述的部分，韩国教科书是这样写的：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掠夺物质资源还强制征用韩国人，强迫他们在矿山和工厂痛苦地劳动，并实施强行征用制和学徒支援兵制度。

　　中国教科书写道：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用枪炮和刺刀维持殖民统治。他们设立了宪兵、警察、法庭、监狱等镇压中国人民的机构，干尽坏事，任意逮捕中国居民，严刑审讯甚至残酷地杀害。

　　代表日本右翼思想的扶桑社新版教科书是这样写的：日本战争初期的胜利鼓舞了东南亚和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梦想与勇气。日本宣布战争的目的是要自存自卫，把亚洲从欧美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

　　在日本文部科学省今年审定通过的8个版本的教科书中，扶桑社的教科书是经过修改最多的一个。但即便如此，审定后的教科书中多处否定历史、美化侵略的说法，仍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和周边国家国民的强烈愤慨。

　　3年前，也正是因为对日本教科书这种篡改历史倾向的不满，中日韩三国民间学者开始联合编撰共同的历史读本。尽管三国学者追寻历史真相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但仍免不了在对史实的描述和提法上存在着争议。

　　-敏感问题经过了讨论与让步

　　主持人：既然你们要共同编一本内容几乎完全一样的书，肯定会碰到很难回避的敏感问题。比如，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到底有多少，如果我们去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话，在门口就能看到，遇难人数认定是30万人，但这个数字日本方面一直不承认，他们只承认东京审判时认为的在6个星期内，在南京屠杀中国老百姓有20万人以上。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比较学术的数字，说在南京审判当中，有集体屠杀19万人，零散屠杀15万人，这几个数字是碰不拢的。你们要编一本共同的书，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荣维木：这个问题在共同讨论的时候是有争议的，一开始中方比较坚持30万这个数字，因为30万这个数字，在中国来讲是一个符号，表明日本在侵略战争期间非常典型的一种暴行，在史书记载上，就是要用30万这个数字。在编写的过程中，最后形成了下面这个3组数字，一个19万，一个15万，一个20万。为什么没用30万这个数字？我们知道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这个问题在日本是非常敏感的，基本可以分成3种观点，一个被他们称作大屠杀派，就是承认南京大屠杀遇难的中国人非常多，数字是20万以上，这个来源就是东京审判；还有少数派，就是说有屠杀事件，但是人数没有这么多，几万人、几千人等等；还有就是像他们右翼教科书里边描述的，叫虚构派。

　　-主持人：来编这个书的日本学者是属于哪一派的？

　　荣维木：应该是大屠杀派的。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我们共同合作的笠原十九司教授，他应该说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一个专家。通过他的研究，他认为是20万(以上)。笠原十九司本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在日本是遭到右翼的攻击的。最后中方没有坚持。但是理解上是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南京审判提出了两组数字，一个是集体屠杀19万，焚尸灭迹，还有慈善机构掩埋的是15万人，这两个数字是不是可以相加呢？可以有这种设想。当然了，这两组数字里边可能有部分的会重复，也可能有另外的理解，这样如果说30万也是可以的。

　　主持人：据说这也是你们当时跟日本学者当中的一个争议：你们希望表述日本天皇的时候，说日王，而他们坚持要说天皇，最后争论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尹辉铎：在韩国的历史教科书中，一般不称天皇，而是称为日王，这体现出韩国人对日本的想法和感情。天皇这个词是日本在17世纪时开始使用的。天皇实际上有着很深的含义，是指天上最高的神。特别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韩国、对中国，以及对东南亚地区进行了侵略，这给亚洲各个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在我们韩国人心中，对天皇这个词持否定的态度。如果用天皇这个概念，那么就对他们残酷的殖民地统治以及所发动的残酷战争，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了一种合法的说法。因此我们就像称英国的国王为英王一样，我们管日本的天皇就叫做日王，我觉得这样更客观一些。但在我们这本共同历史读本的韩文版中，我们依旧使用了天皇这个名词。因为日本参与的学者要求我们这样用，我们尽量从宽容的角度来理解他们。

　　主持人：我听说你们在编这个书的过程中，几个国家的学者经常在一起争执，从白天争执到晚上，为一个问题能开十几次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荣维木：应该是有的。最长的有一天开13个小时的时候。

　　主持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争执呢？

　　荣维木：我们为什么可以共同做这本书，有一个前提，史观应该是一致的，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由于是3个国家的学者来共同编撰这本书，由于这3个国家历史、文化、社会背景不同，包括审视历史的角度可能会有差异，表现出来就会有一些争执。

　　-三国国民通过了解对方国家的历史，能以更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彼此的国家

　　主持人：我知道，这本书在中国作为一个课外阅读书本，在韩国和在日本都是作为历史教科书的一个教学参考书目，也就是说并不是孩子们必读的书目，出版之后您觉得会有多大作用呢？

　　尹辉铎：这3个国家的学生要想了解对方国家历史的话，那么他应该找到相应的这3本书。我们这次出了这本共同历史书，我觉得是三国学生了解历史的一个契机。三国国民也应该敞开心扉，考虑对方的立场，经常见面、互相了解。这样的话，就有了达成历史共识的可能性。三国国民通过了解对方国家的历史，增进交流，消除以往的一些误解，就能以更宽容、理解的态度来对待彼此的国家。

　　主持人：另外听说诸位来参加这本书的编撰全是不拿稿费的是吗？

　　王希亮：作为民间学者，不可能有经费来供我们到东京去开会，到汉城去开会，到北京来开会。

　　主持人：谁掏机票钱？

　　王希亮：起初都是我自己，不仅是我，据我所知，大部分人都是自己掏腰包。为什么还要做？还是一个责任。

　　主持人：您最早的时候觉得要几个国家的历史学家一起达成一个统一的历史观，出一本统一的书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最后通过交流，这本书出来了，您是不是特别感慨？

　　王希亮：争论也好、争议也好，这是正常的，如果这部书在编写过程中没有争论，没有争议，那就没有意义了。争议实际上是三国学者的民族感和历史观冲撞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理性升华的过程。经过冲撞才进行升华，初步达成了历史的共识。

　　-供稿/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