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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疗体制改革面面观:医改究竟为谁而改(3)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20日10:10 《小康》杂志

  卫生部:新部长,老问题

  本刊特约记者 谢乌衣 报道

  4月27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讨论通过,副总理吴仪不再兼任卫生部部长一职,新部长由高强出任。此番人事调整,外界并不感到意外。

  自两年前临危受命出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以来,高一直主持卫生部的实际工作,职务名称上的变化,只是时间问题。外界评论认为,当初吴仪以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亲任卫生部长,也是防治SARS期间的非常之举,此次“交班”,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因SARS突发而一度陷入应急状态的中国卫生工作,已恢复常规运转。

  与媒体相比,网民对高强关切程度则高得多。新华社消息发布后的48小时内,数百网民在人民网发表评论,“寄语高强‘新政’”。在对医疗卫生服务现状表示强烈不满的同时,大多数网民对高寄予了很大期望。

  人们期盼:在未来几年中,高能扮演一个“华佗”的角色,对“身染沉疴”的卫生系统施以妙手神术。对人们而言,这是个美好的愿望;但对高强而言,却是个巨大的压力。

  殷切期望

  高强是河北盐山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在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之前,高一直在财政系统工作,历任河北省财政厅副处长、副厅长;财政部财政预算管理司副司长、司长,部长助理、副部长等职。2003年4月,SARS肆虐之际,高被中央调入卫生部。

  当时舆论猜测,高在财政部和国务院工作过的背景,有助于协调部与部之间的关系。“起用高强是中央把劲使在了‘刀刃’上”,当时有媒体如此评价。

  而且,高在做财政部副部长期间主要负责文教卫生口,这一点也让外界在他身上寄予了更多的希望——解决中国积累多年的卫生欠账问题——公共卫生投入不足当时被视为SARS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

  《财经时报》当时采访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的专家,得到的资料是:尽管“中国卫生投入增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已经超过GDP增速”,“全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由1991年的4.11%提高到2001年的5.37%。但是,投入结构上存在着很大问题:居民负担在增加,而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入相对下降。”

  “原来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投入各占1/3,但现在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比重,由1991年的22.8%下降为2001年的15.5%;同期,社会卫生支出比重,由38.4%下降为24%,而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比重,由38.8%上升为60.5%。2001年分别为800亿、1236亿和3113亿元。”

  基于这种背景,高一度被外界、甚至被部分卫生部官员视为代表卫生部向中央争取预算的代言人。事实上,经历SARS之后,中央已有意加大对卫生领域的投入。2004年的“两会”期间,高强接受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采访时说:“今年的中央预算对于公共卫生对于重大疾病传染的防治,都增加了很大的预算,增长的幅度都超过了过去任何一年。而这些钱最主要的恐怕是投入在一些重大疾病的防治上,比如说艾滋病、血吸虫病。另外在公共卫生体系方面,一些人才的培养,设备的购置,也要增加一些投入。”

  帮助卫生部争取预算——仅仅如此,这不会是中央起用高的主要理由。更何况,中国卫生领域所面临的矛盾,也并非仅靠增加一点预算投入即能解决。

  虽非医学专业出身,但两年主持卫生部工作的经历,足够让高强清楚地知道卫生系统所面临的困境。

  当务之急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卫生事业规模空前扩大,服务能力空前提高。但必须看到,卫生事业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还相当突出,”今年年初,高强在2005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提出,矛盾和困难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应急处置机制不健全;第二是重大疾病的流行蔓延仍在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健康;第三是群众“看病难”的问题比较突出。

  其中“看病难”问题,因与人们生活联系紧密,也常为人所诟病。2004年年底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我国医疗服务费用的增速已超过人均收入的增长,医药卫生开销已成为继家庭食物、教育支出之后的第三大消费;医药费用居高不下的直接后果是48.9%的居民生了病不去医院看病,29.6%的患者该住院却未住院治疗。

  “看病贵,看病难”是医疗卫生机构的痼疾,也是高强必须面对的当务之急。

  高强分析“看病难”的原因,得出五个结论:一是医疗资源总体不足。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其中还有不少资源水平不高,群众不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二是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80%在城市,20%在农村,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还没有真正改变,不少群众长途跋涉,异地就医,增加了就医困难,也加大了经济负担。三是医疗保障覆盖面太小。我国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绝大多数居民靠自费看病,承受着生理、心理和经济三重负担。四是医药费用上涨过快。近八年来,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平均每年分别增长13%和11%,大大高于人均收入增长幅度,人民群众经济负担沉重。这里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体制、机制以及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不正之风的影响,必须着力解决。五是政府投入不足。在目前的卫生总费用中,大约有56%靠居民自费,27%靠集体负担,政府投入仅占17%。

  “病因”找到了,怎么治?

  任重道远

  “看病难”的矛盾在很大程度是目前中国医疗体制矛盾的暴露。要解决“看病难”的问题,也就意味着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医疗体制的问题。问题是,医疗体制的构建和完善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难题。

  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医疗体制应该是什么模样?目前,谁也无法给出正确答案。改革究竟往哪个方向去?

  中国医疗体制在改革过程中也走过弯路。十几年前,卫生系统改革提出两个口号:“把医疗推向市场”、“三年断奶”。在补偿机制没有跟上的前提下,突然要医院自谋出路,迫使一些医院不得不“以药养医”,最终使患者负担加重。

  “改革既要积极又要慎重,改革究竟往哪个方向走,值得深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研究院李连达院士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忠告。

  而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玲的观点,医疗制度的改革与政府的设计理念、政策导向有很大关系。这就意味着,医疗制度改革的方案和效果,必然受政府的多项政策所影响,如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的分配、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然而,这些问题又非卫生系统单独所能解决的。

  从这个角度看,高强需要面对的问题,并非想象中那般简单。正如一位理智的网民所言:这个职务要当好,困难诸多,任重道远。本刊记者 颜剑 张志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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