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中央下派大批干部任职黑龙江(2)

　　“北京人”二十年后的回归

　　“对我来说，到黑龙江森工系统任职，是二十年后的回归。”黑龙江省省长助理、省森工总局党委书记张孝廉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连说了几个“想不到”。

　　想不到在短短的几天内,自己的人生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想不到会在二十年后与林

业重续前缘;想不到黑龙江森工企业的困境和自己肩上的担子是这样沉重。

　　张孝廉此前是北京市房山区区长。2月4日，北京市委组织部代表中组部与张孝廉谈话，在“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的情况下，张孝廉得知了自己将转任到黑龙江省森工总局任职的消息。

　　出生于吉林省蛟河县横道林场的张孝廉，1986年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由于籍贯在东北，熟悉东北的风土人情，又属林业科班出身，是中央选任张孝廉到黑龙江省森工总局任职的考虑之一。

　　“我有过彷徨，那几天甚至彻夜难眠，但使命使然，我别无选择。”张孝廉说，“没有担忧是不可能的。我在北京得到的方方面面信息比较多，黑龙江政坛震荡通过新闻媒体已经渲染得很厉害，当时许多人的判断是，黑龙江的政治生态环境已经被破坏，从政的规则被扭曲了，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去为官，许多朋友表示担忧。”

　　“但林业对我有养育之情，我是林业子弟，虽然工作20年来一直和林业无缘，但我从未断过和林业的联系。对东北林业的危困状态我一直很关注，内心深处一直企盼林业能好起来，重振辉煌。”

　　尽管临行前张孝廉对此行的困难有过充分估计，但他没想到任职的第一天就遇到尴尬:100多名离退休老干部因御寒金的发放问题而上访，围堵省森工总局机关大门。

　　张孝廉了解到，黑龙江森工企业全行业亏损6000多万，工资拖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发放御寒金不太可能。但总局和管理局两个机关还在发放这笔费用，这是引起群众上访的直接原因。而这一问题多年来无人敢碰。

　　调查清楚后，张孝廉决定从局机关工作人员工资中扣掉这22.5元御寒金，不再搞特殊化。

　　“到黑龙江任职，我感到最难的是如何解决180万林区群众收入低、增幅小、改善慢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有，潜力也有，关键是站在群众的角度想实招，给群众办实事。”张孝廉深有感触。

　　从西北“转战”东北

　　大庆市委副书记忽培元是24名下派干部中惟一有过从西北“转战”东北经历的正厅级干部。

　　1996年10月，忽培元从全国政协秘书局的岗位上到延安地委挂职锻炼，任地委副书记;2001年5月任延安市委副书记兼市政协主席(正厅级)。

　　就这样，忽培元在延安一呆就是八年,直到2004年4月才回到全国政协秘书局;同年8月,调任国务院研究室信息研究司任司长。忽培元回到北京刚刚一年,又要“转战”黑龙江,到大庆任副职两年,对中央这一决定,忽培元并没有感到意外。

　　“来之前，研究室主任找我谈话，表示我只是挂职，如果不适应，可以随时回来。而‘铁人’精神一直是大庆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是怀着‘朝圣’的心情来到大庆的，到这里工作我并不后悔。”忽培元说。

　　忽培元的爱人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作，得知忽培元又要到东北工作两年，有些微辞，但最后还是理解了。

　　“共和国的工业基础在东北，在我的思想深处，从来没有小视过东北。东北干部队伍的基本素质不错。就大庆来说，尽管这次黑龙江政坛震荡，有许多干部事涉田韩案，但石油系统出来的干部，没有涉案的。”

　　采访中，忽培元很少流露个人的感情，但记者最后仍在其赠送的《延安记忆》一书中，看到了他性格的蛛丝马迹，这本书是他在延安任职八年的一个记忆，书的跋中写道：

　　“不墨守成规和不迷信时尚，是我不安分与不无保守的矛盾性格体现。于是我感到孤独。如果有人硬要逼问自己，何以来到这里，何故做着一切？只要健在，就要执行，不必刨根究底，一切都将被历史收藏。”

　　新人发现的老问题

　　通过与黑龙江官员、民众的接触，张孝廉感到黑龙江与北京存在较大文化差异。

　　“主要是两种文化‘错位’的现象:一是礼仪文化的错位，这主要体现在同志间的交往上。在北京大多数干部心里会有个‘警示牌或高压线’，就是说大家很清楚交往中什么线不能碰，不能越，但在黑龙江，一些人容易把同志情和朋友情混淆;二是人与人之间交往方式和风俗的错位。在黑龙江有些人已经形成一种判断——没有钱办不了事，等价交换甚至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下派干部到黑龙江任职的当天，省委书记宋法棠和下派干部集体谈话，宋特别强调这些从经济发达地区来、从中央国家机关来的精英们，能够对龙江礼仪文化的更新做出贡献。

　　两个多月的工作中，张孝廉感到，绝不能带着有色眼镜来看黑龙江的干部，在尊重习俗的同时也要为改变一些不恰当的工作交往方式以及观念作出表率和努力。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个难题就是资源型城市如何转型，这是一个世界难题。大庆石油已经开始减产，应该未雨绸缪，这是忽培元经常思考的问题。

　　忽培元介绍道，2004年，大庆的GDP达1240亿，上缴利税收入840亿，自大庆开发以来，累计给国家上缴一万多亿的利税，大庆一直是全国第一利税大户。

　　“但大庆这些年奉献太多，而国家的投入却太少。”忽培元表示，“像大庆这样的城市，现在提出转型正是时机，大庆现在还是产值高峰期，积极推动城市转型和产业优化调整是当务之急。辽宁阜新是一个例子，不能再等到资源枯竭时转型。到那时候，谁来为历史负责？不能都推给总理吧？”

　　李耀新身上也有学者似的固执。在牡丹江任职一个月后的一次常委会上，他说了比较“冒”的话：来到牡丹江生活工作上我都很适应。惟一的不适应是，这一个月里我没有接待过一次内商和外商;几乎天天开会，都是小循环;而对一个城市来说，招商引资显然是发展的第一要务；对此我很有些急躁情绪。

　　对于这些外地来的干部来说，他们和本地官员不同，往往能够看出一些问题，并尽快指出，在《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过程中，这样的事例很多。

　　下派干部的历史

　　中央和省委希望外派干部与当地干部能够相互理解，相互融入。张孝廉对此的理解是：“明确使命、做出贡献、树立形象。”

　　大庆市委书记盖如垠曾任沈阳市副市长，谈到干部异地任职，他认为，这一人才战略给黑龙江政坛带来了一股新风。这些干部下车伊始，便开始调查研究，为当地经济发展找路子，出点子，迅速融入当地的政治经济生活，给黑龙江干部作出了表率。

　　事实上，在近些年，如此大规模向一个地区派出干部还不多见，政治观察人士认为，这显示了中央对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视，而振兴东北，关键在东北的官员能否被“激活”，从外面派这些干部就是承担这样的使命。

　　在执政党的历史上，向东北大规模下派干部已经有过先例，在抗战时期，中央曾经向东北派过很多干部，为后来东北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作为中国的最重要工业基地，中央政府在解放初，就选派优秀大学毕业生去东北，1951年，朱基同志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带领几百名清华毕业生奔赴东北，任职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

　　此后，东北成为共和国建设的重要人才输送基地，1952年12月，东北工业部撤销，而此时，中国高层正在酝酿成立国家计委。

　　由于懂经济的人才十分缺乏，而东北人民政府已积累了几年的经济建设管理经验，从东北调一批既懂经济又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专业干部进京，是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愿望，于是“地方干部支援中央”的政策出台。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洪回忆，1952年，东北局大概有100余人奉命进京，作为地方支援中央的干部，“我和朱基是其中的两个。”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也曾向广东等地下派干部，中央政府此种调整干部的方法，一般都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广东成为改革开放桥头堡，中国改革开放成蔚然之势，很难说和这一干部调整方略无关。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于津涛/黑龙江报道

　　2005年中央下派黑龙江干部

　　共24名下派干部，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省市，也有一些人来自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等中央国家机关；他们中有10人为转任，另外14人则挂职两年。24人的平均年龄为43岁，最大54岁，最小36岁；全部具有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其中博士2人，硕士11人，正、副厅级干部占了绝大多数。

　　田韩腐败大案

　　中央纪委通报显示，1996年至2003年，田凤山在担任黑龙江省省长、国土资源部部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鸡西市原市委副书记曹国辉(因涉嫌犯罪已被逮捕)、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因涉嫌犯罪已被逮捕)等多人钱款共计503万余元人民币，其中大部分涉嫌受贿。1994年2月至2003年8月，韩桂芝在担任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和省委副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马德、曹国辉、七台河市原市委副书记沈志成(现在服刑)等多人的钱款折合人民币共计950万元，其中大部分涉嫌受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