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中国企业应负起绿色责任

　　访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

　　本网记者 郄建荣

　　中国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持续20年的经济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和第三大贸易国，堪称世界奇迹。

　　面对我国环境污染的现实，无论是我们的企业还是企业家应该承担怎样的绿色责任呢？今天，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就发出“呼唤中国企业的绿色责任”的呼吁。

　　中国国情需要企业走绿色发展道路

　　潘岳认为，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一波三折。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学苏联，走的是低就业、低消费、高消耗、自我封闭的重工业模式。

　　八十年代，我们又学欧美传统的发展模式，用资源高消耗和生活高消费来刺激经济高速增长，这一模式追求资本生产率与利润最大化而忽视资源利用率与环境保护。25年后，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也成了世界上自然资产损耗最严重的国家。单位GDP污染排放量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几倍，劳动生产率却是人家的几十分之一。

　　潘岳说，按照目前的污染水平，15年后我们的经济总量翻两番时，污染负荷也会跟着翻两番。

　　解决环境问题：我们支持不到那一天

　　潘岳说：“我们虽是制造业大国，但在国际制造业的产业链上，中国企业大部分都处于中低水平。世界500强企业排名，几乎没有一家中国制造业企业。中低水平的制造业，必然以高能耗高污染为增长代价，尤其是印染业，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生产一亿条裤子的环境损失要比制造一架波音飞机多得多。如此算来，我们廉价出口的不光是裤子，还有资源和环境。”

　　潘岳告诉记者，有企业家朋友曾问他，为什么我们不能先多赚点钱，具备足够物质手段之后再来治理污染？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非要以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要求自己？

　　潘岳说，原因很简单，第一，我们发动工业化的时间太晚了。我们开始改革开放时，欧美日已经发展了几百年。第二，我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欧美差得太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和环境容量只有欧美国家的几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我们没有本钱跟人家拼消耗。

　　发达国家在人均GDP8000至10000美元的时候解决了环境问题，我们支持不到那一天，当中国人均GDP3000美元时，环境危机可能夹带着其他社会问题提前来到，我们根本无法抵挡。中国只有不惜代价地提前解决环境问题。

　　潘岳说，现如今，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全抛弃了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而走向生态工业的绿色发展道路。眼下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意味着我们选择了一条超越苏联和美国模式的第三条道路。要落实科学发展观，第一要坚定不移地进行把绿色GDP与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的各种实践。第二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用不同政策去平衡不同的利益群体。第三要保障环境公众参与，以推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种种尝试。第四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国际潮流迫使企业走绿色发展道路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环境标准与发达国家差得很远，绿色壁垒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制约将越来越大，对我国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如食品中的农药残留量、陶瓷产品中的含铅量、皮革的PCP残留量、烟草中有机氯含量、机电产品与玩具的安全性指标等等。”潘岳说，国际潮流迫使企业走绿色发展道路。

　　21世纪经济的主旋律是绿色生态经济，包括绿色产品、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市场、绿色产业等内容，这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对经济生活的具体要求。作为国家环保总局的副局长，潘岳提出，政府必然会采取更为严格的环保措施和环境标准加大企业的环境成本，也会出台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鼓励企业进行绿色生产。谁提前采取绿色战略，谁就在未来的竞争格局中占据主动。

　　社会责任要求企业走绿色发展道路

　　“社会责任能大幅提升企业竞争力。”潘岳引用道琼斯分析师的话说。他说，美国杜邦公司就是凭着“环保理念”从一个总资产仅为3.6万美元的火药小作坊成长为年销售收入240亿美元的跨国巨头。

　　潘岳说，我们经济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发展成果却分配得不公平。这一不公平在环境方面也是如此。某些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某些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环境不公加重了社会不公，社会不公又带来了社会不和谐。

　　潘岳说，环保属于公共事务，关系着所有人的切身利益，最易达成社会共识和共赢。中华民族此刻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绿色崛起是中华民族最为迫切的选择。

　　本报北京6月21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