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媒体掀起中国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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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30日14:56 南方周末 | ||||||||
□本报记者 孙亚菲 6月底,《时代》周刊(美国版)的封面报道是“中国新革命”,与之相随的封面是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其实,《时代》之前,早已有《财富》、《华尔街日报》、《新闻周刊》等纷纷抛出大篇幅的中国报道,英美两家电视机构合作的一个名为《中国》的纪录片也已基本完成前期拍摄。
所有这些是巧合,还是必然?中国为何惹得世界这么多关注,这一次是缘于外界的好奇,还是中国的发展?从外界观察中国的眼光中,中国人自己又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中国是世界的新闻中心之一 电话里周兴平的声音听起来似乎还带着疲惫。他有些夸张地对记者说:“累得几乎掉了一层皮。” 毫无疑问,那的确不是个轻松的差事。从去年11月起,周兴平跟着纪录片剧组,在西藏拍寺庙和牧民,在山东拍村民选举,在河南拍艾滋病,在广东拍报业集团,在新疆拍反恐部队……半年来,马不停蹄,奔跑在中国的各个角落,村庄和城市,铁路线和荒原——把他们想知道想了解的,悉数收罗在他们纪录片的素材里。 纪录片有个响亮的名字,叫《中国》。 导演是英国知名独立制片人乔纳森·路易斯,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美国公众广播台(PBS)聘请他,拍摄这部投资300万美元的纪录片。 “这当然算得上是大制作。”在西方,拍纪录片基本上都赔钱,能保本都不容易,而BBC和PBS却不惜血本,周兴平猜测,“他们想拍一些重要话题的片子,赚得关注和口碑。” 中国,也许是个好话题。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尽管近年来以各种方式努力融入世界,甚至高调地站到世界舞台聚光灯下——加入WTO,争取奥运会承办权,东南亚赈灾,以及最近的几起国际商业并购案——就如《时代》周刊亚洲版主编迈可·伊洛特所评价的那样:“近些年来,中国是世界的一个新闻中心”。 可对于西方人,遥远的东方对他们仍然陌生。他们把握不住这个古老又崭新的国家的脉搏,也难以按传统基调给它下一个定义:中国究竟是“龙”,是“睡醒的猛狮”,还是冷战阴影下“红色国家”? 不仅是BBC的《中国》剧组,不少西方媒体都尝试寻找合乎时宜的答案。探析这个谜一样的国家,正成为西方媒体的一个共识。 商业触角敏感的《财富》拔得头筹,以整期124页、十几万字的容量,开了“中国报道热”之先河。2004年10月出版的这期杂志给中国下了个定义:正塑造着世界经济的神话。文章写道:随着过去25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强大、最不可预测的力量。 之后是《华尔街日报》。这张被认为一向态度偏保守的报纸,去年10月推出中国报道特辑,出人意料地高调地宣称:中国改变世界。 英国《卫报》连续7天,刊出60多个版面的“中国专刊”。《纽约时报》没制作特辑或专刊,却在今年5月22日的评论版中,登出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的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标题居然用了中文。毕竟,在《纽约时报》办报史上,此番举动前所未有。 令人注目的还有BBC和CNN的“中国周”,每天以几十种语言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另一个亮点是美国《新闻周刊》的“中国世纪”,以21个版面询问“未来是否属于中国?”以这样的篇幅来报道外国,几乎除伊拉克之外绝无仅有。此外,《经济学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新共和》等,也相继推出有关中国的封面报道和专辑。最新的要算《时代》周刊“中国新革命”的封面报道。 像是一个“合谋”,几乎欧美重要的报纸、杂志、电视,都在这一轮“中国报道热”中登场。 在中国,才知道中国有多重要 这当然不是一个巧合。《时代》周刊亚洲版主编迈可·伊洛特把它看做必然。 “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给从欧洲纺织品制造商到美国消费者的每一个人带来影响。”迈可说,“这是报道的上佳时机,可以以旁观者角度,为读者描绘一个全景式的中国描绘。” “我们等了好几个月,才等到版面。”《新闻周刊》中国分社记者莎拉·西弗对记者抱怨,《新闻周刊》的版面都被伊拉克报道占满了,“我们在中国,才知道中国有多重要。” 后来编辑部决定做那期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莎拉和中国分社的同事们,一口气策划了30多个题目。最后刊出的有政治、经济、生活、教育和电影五方面。 是否《新闻周刊》在跟风目前的“中国报道热”?莎拉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她说,“很明显,伊拉克仍旧是非常重要的报道题材,但我们也开始关注其他领域,中国就是其中之一。近年在国际版我们做过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基本上每周都有。” 《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周看态度鲜明:“中国热”来来去去已好多次。“最新一轮热浪是对中国公司收购美国公司,以及中美汇率争端。” 周看以《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的人数变化,来证明报社对中国新闻的关注:号称全美第一大报的《纽约时报》,1994年只有1个记者报道中国新闻。1998年增加到2个。而今,已有6个全职记者。 周看估计,《纽约时报》平均至少每天有一篇中国报道,遇到重大问题时可能是多版,题材可能是商业,也可能是其他。“很明显,中国是所有亚洲国家中被报道最多的,无论正面还是负面。” 种种迹象表明,西方媒体对中国由冷而热,关注已非一两天。也许,从中国入世谈判代表团在会议桌上得胜,从“made in China”挤满美国超市的货架时就开始了。 周兴平告诉记者,《中国》剧组的筹备工作始于4年前。敏锐的英国人,那时候就预测到中国某天将攫取世人的视线。 勿庸置疑,经济发展是最大内推力。但似乎又不单单是经济。 有一个可以比照的例子:印度。中国近邻,相近的人口,同样被视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但在西方媒体中出现的频率,远低于中国。 “我想,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目前中国的影响力超过印度,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读者来说更加神秘。”《新闻周刊》的莎拉·西弗进一步解释:相比而言,印度、日本更加简单,而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时候显得更有趣,有时候也感觉更可怕。那对美国读者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 这是问题的症结。在他们看来,中国在它现代化的进程中,显示出如此复杂的多面性。一边是经济上的全面革新越来越“靠近西方”,一边是政治体制的核心从未改变;一面是社会积弊问题重重,一面却能保持稳定和经济增长奇迹。她不按常理出牌,却得到超出预料的结果。 总之,这不是一个按照西方逻辑思考的国家。它站在西方体系之外,不受控制,捉摸不透。 西方人对中国的感情,同样微妙而复杂。一个词大概能概括:喜忧参半。喜的是崛起中的中国,正成为最廉价的加工厂和最大的消费地,对世界经济发展推动显著。忧的是,它的未来将走向何方?是敌是友? “中国的上升将要改变世界。但,那究竟更好还是更糟?”《时代》周刊在它的特别报道中这样提问,显然也没找到答案。 “中间路线”审视中国 可能那些关注中国的西方记者们都在做一个尝试:展现一个不同印象的中国给西方人;向西方的世界打开一扇观察中国的窗。 这些精通中文,在中国生活数年甚至数十年的西方记者们,试图通过他们的努力,打破西方人对中国的刻板成见———中国百姓特别穷困;或纠正对中国的误读———中国已经步入发达国家。 “中国是非常复杂的国家,不能很简单地认为中国在发生的一切都很好,或者在发生的都让人担忧害怕。”莎拉·西弗顿了顿,说,“我们需要一个中间路线。” 非黑,即白。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已经鲜为今天的西方媒体所用。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孙有中认为,近年来西方媒体的变化,总的方向朝向“更多理解,更为客观”发展。 “总的来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经济成就态度比较积极、正面,但在政治报道领域,负面、消极和批评的声音比较多。”孙有中教授说,这部分由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造成,“这种对立在一定时间内不会消失”。 周看承认经济报道比以往更重要的说法,但认为《纽约时报》目前在各个领域都比以往报道更深入。“比如我们减少那些反应片面问题的文章,经常在全国旅行,尤其是到不够发达的城市和农村地区考查真实社会状况。我们也试着花更多笔墨报道政策制订者。” 《纽约时报》最近一个关于艾滋病的报道给孙有中教授留下深刻印象,报道中大篇幅介绍政府关注艾滋病防治工作,“表现了中国政府在艾滋病工作上的好姿态,比以前一些西方媒体惯于讽刺、挖苦显得友善。” 《时代》周刊的“中国新革命”一组报道,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各方面报道中国,有褒有贬,更多是思考和展望。比如谈环保,也赞扬逐步形成新的公民社会的趋向。 “我们尽量想从中国的观点中国的立场来看问题,然后解释给美国人,中国本身是怎么认识这些问题的。”此组报道的策划人、《时代》周刊主任助理丁达·伊洛特表示,他们更趋向于得到积极的结论。 “中国人从来没像现在一样拥抱过世界,对此我们是该祝福还是焦虑?”记者问。 《时代》周刊亚洲版编辑迈可·伊洛特的回答是:“如果像刘丽(音)那样的普通成衣工一直能快乐生活,那么他们(中国人)将成为美国的朋友。” 观察家们相信,这些改变是中国向世界敞开胸怀,并自我调整后的结果。“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看法,虽带着他们自身的价值判断,但也可以提供中国一个自我检省和观照的新角度,有益于中国的进步。” 周兴平所在的《中国》剧组感受到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新姿态。他们获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许可和支持,顺利完成在中国的采访。这其中包括三位部长,十数位省厅级官员。话题包括政治改革、新闻自由、妇女权利、民族问题等敏感领域。 “不能想象,没有国务院新闻办的协助,我们的采访会怎样?”周兴平说他感受到,中国政府正在学习按国际惯例办事。一个开放的中国,更容易避开偏见曲解,得到他人支持。 周兴平说,剧组的“老外”非常惊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真实中国,并非他们从前想象的那么极端和不可理喻。“别说他们,就是我——剧组里的‘中国通’——通过这次拍摄,也学到很多,对自己的国家也更了解。” 相关专题:南方周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