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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上下游如何同舟共济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30日16:42 中国新闻周刊

  两广:上下游如何同舟共济

  珠江洪水未酿大祸,并不能掩盖上下游间对于治洪方略的意见之争甚而各行其是。同饮一江水,上下游、左右岸当如何协调,这一古老的问题仍在寻求答案

  ★ 本刊记者/王刚(发自广西)

  唐建光(发自广东) 杨中旭(发自北京)

  西江,珠江三大水系中集雨面积最大,其流量仅次于长江而位居全国第二,历来是下游广东防洪最大的心腹之患。

  西江干流全长2214公里,穿越云南、贵州以及两广地区,落差2130米。其间落差的大部分在广西境内。

  而梧州,正处于三江汇流、两广交界的节点。

  作为广西的“水上门户”,梧州正处于广西水系这棵大树的根部。

  梧州:防与不防之争

  梧州自建埠以来洪灾频繁,河东市区即使是10年一遇的洪水也有54%的人口受淹。1900年以来,平均每1.4年受灾一次,“三年两涝,五年大涝”。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王秋生说,90年代以前,西江沿线众多城镇农村,即使有少量堤围,也只达到抵抗五至十年一遇洪水的水平。另一位广东水利专家称,实际可谓是“不设防”。

  而另一方面,梧州开埠两千年来,水患始终不断,但始终未因洪水伤亡一人。在观念上,梧州人始终没有建坝防洪的传统。民间更是戏称,人与洪水“和谐相处”,往往是水来人走,水退人来。

  一个颇为独特的现象是,这里的人修房子都是修两三层,一层和上层分设两条电路,下面淹了上面照样可以过日子。很多家庭都自备舟船,一遇洪水借此代步。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梧州城市中心开始西移,规划建设河西区。河西区成为梧州的主要工业基地。

  1987年,梧州市被列为全国首批25个重点防洪城市之一,梧州不设防的历史开始改变。

  在河东区防与不防的问题上,两省区(广东、广西)一委(珠江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珠委)之间却始终存在着争论。

  在1986年珠委的《珠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报告》中,规划河东区不采用工程防洪。

  此后,河东经济也日益发达,梧州市认识到河东也淹不起了,于是决心要建河东堤防。1993年7月,由珠委设计院编制的《广西梧州市防洪工程补充规划》,首次提出了河东区筑堤防洪的规划。

  然而,就在第二年的6月,梧州即遇到了在水位史上7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城市95%的街道被淹,损失达24.8亿元。之后河东区6~8月断续被淹5次,为洪水所困扰长达两月有余。

  据广西官员回忆,当时邹家华副总理在梧州视察水情期间,严厉批评了梧州市的防洪规划,要求水利部门尽快拿出长短结合的方案整治梧州沿江堤段。7月,朱基总理亲临梧州,特别强调梧州河东一定要设防。

  1994年8月,《广西梧州城市防洪规划修订报告》将河西、河东片列入近期工程(至2000年),按50年一遇设防标准。

  同年12月,珠委向水利部提出初审意见:基本同意河西、河东两片列为近期工程。

  珠委的这句“基本同意”并未平息河东设防之争。据参与其中的梧州市水利局总工程师吴若峰介绍,关于梧州河东防与不防的问题,水利部听取了两广专家以及珠委的意见,但三方意见始终不一致。

  珠委倾向于尽快上马干流控制性工程大藤峡水利枢纽,但这个短期内难以实施的计划显然解决不了眼下梧州的防洪问题。

  而广东的专家认为,梧州水位变幅很大,平时枯水期水位仅2~3米,与洪峰期间26米的水位相比,变幅竟达23米。造坝等于给旧城围了一堵墙。且梧州的城市中心正在西移,花大钱给河东建坝,是否考虑过经济效益?他们还担心,上游筑坝,将增大下游的防洪压力。

  大堤的建与不建讨论了5年,期间梧州又发生了1998年洪灾,比1994年更为凶猛,河东全城被淹。

  这一次,惊动了温家宝,温总理视察之后提出,梧州河东一定要设防,要在上游搞控制性工程,梧州以下不好搞。

  2000年,河东堤工程上马,但珠江委设计院提出,鉴于河东防洪堤投资较大,资金筹措困难、工期较长等实际情况,第一期的设防标准为10年一遇,漫顶水位25.12米。以后逐步提高。

  2004年,河东大堤建成完工,一年之后,百年一遇的洪水不期而至,河东区被淹。

  两广筑坝竞赛

  梧州,以其在西江的中枢地位,其安与危、弃与防,不仅关乎自身,更关乎下游珠三角。

  由此折射出更复杂的关系:下游富甲中国的广东,与上游较为贫穷的广西,当如何协调而同舟共济?

  西江、北江和东江汇聚的珠三角,以全国国土面积0.1%,和珠江整个流域面积的不足10%,却创造着全国GDP6%以上,被称为“淹不起的地方”。

  于是,这里是全国“严防死守”的重点。珠江流域的12000公里堤围,大部分筑于广东。

  但以广东的富庶,仍不能使珠三角免于水患。特别是90年代以来,1994和1998两次洪水,震惊了全国。

  对此,珠委副主任王秋生对本刊说,西江流穿数省,抗洪防汛并不是一省之事,而是牵涉上下游左右岸。

  90年代以前,广西段的不设防,客观上有利于洪水外泄,洪水期间减缓了下游广东的压力。

  但“94洪水”和“98洪水”之后,国家和广西决意加强两广堤防建设,保护了西江沿线城镇乡村的安全。本次虽遇百年一遇水灾,但生命和财产损失小于1994年和1998年,即有堤防之功。

  但另一方面,堤防也减少了河道两岸的滞蓄容积,迫使洪水归槽下泄,增加了下游的抗洪压力。

  “大堤修建后,河道被牢牢固定,洪水无处泄洪,水位自然升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减灾所副所长谭徐明说,“汛期内洪水每升高一公分,都将对堤防和下游加倍叠加压力,所谓‘头顶一盆水’,指的就是大堤和水库的潜在危险”。

  这一后果在本次洪水中得到体现。王秋生说,这次梧州以上的大湟江水量仅30年一遇,而梧州以下却达到超百年一遇,堤防建设致洪水归槽是原因之一。

  王秋生分析,其弊一是堤防加剧了洪水归槽;二是堤防越高风险越大;三是从经济角度来看,全线筑堤也未必是最合算的。

  水利史专家谭徐明说,战国时期,黄河上游秦朝之堤防就令其下游国家韩、魏深受其害,为防韩魏袭击堤防,秦朝甚至派重兵守卫。

  2000多年前的往事,不同程度地在两广之间重新上演。珠委官员向本刊证实,广西加高堤防之后,下游广东的一些地方也被迫提高了堤防标准。这被珠委水文局副总工程师姚章民称为“筑堤竞赛”。珠委担心,“受洪水归槽影响,部分下游河段可能陷入‘加高提防 洪水位上升 再加高提防的恶性循环。”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减灾所副所长丁留谦批评说:现在哪个地方有钱,就自顾自地修了堤防,却不肯考虑流域的整体利益。

  “作为防洪一线的堤防,中国的规模已是世界之最,今后再加高培厚已无太多余地”,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会长周魁一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水利工程应该通盘、综合考虑,否则,再坚固的工程也不是完全无害的”。

  上下游如何唇齿相依

  按照珠委的总体规划,珠江流域应采取 “上蓄、中防、下泄”的治水方略。三者缺其一不可。

  地处下游的广东,能做的只能是筑堤保安全,以及疏通入海口,保证洪水安全下泄。而另两项措施,中防(筑堤)和上蓄(兴建调控水库),在西江则需仰仗于上游的广西的配合。

  在珠委看来,在上游修建控制性水利工程,堤库结合,方可确保广州市和珠江三角洲重点地区的防洪安全。

  目前,富裕的广东已将其境内的北江、东江上的水库全部建成,但规划在广西境内修建的水库却进展缓慢。目前,虽然位于西江上游红水河的龙滩水利枢纽,因其有发电效益而较早上马,不久后即蓄水,但没有下游水库的配合,其调蓄作用难以发挥。

  这样一来,处于下游的广东境内140多公里的西江防线,只能靠高筑堤防御。

  按照规划,需待西江干流另一座关键性控制工程——大藤峡水利枢纽建成后,与龙滩联合调度,可将西江梧州站100年一遇的洪水削减为50年一遇;遇梧州100年一遇洪水,结合下游西江滞洪区和北江上水库的调度运用,可西北江珠三角重点城市和重点堤围的防洪标准由50年一遇提高到100-200年一遇。

  但这个提议于50年代,规划于80年代的水利枢纽,至今仍停留在编制项目建议书的阶段。王秋生说,除了财力不逮的因素外,两广的意见之争是焦点问题。

  广东方面认为,应在现有规划基础上加大坝高和库容,这样可以减轻下游的压力。

  而在广西看来,这个总投资200个亿的项目,淹没影响6个县的14个乡,总人口54000多人,其中移民搬迁近5万之众。

  上游淹地,下游受益。广西方面要求在现有规划基础上减少坝高和库容,以减少淹没损失和移民数量。

  上下游之争,使得本可双方受益的项目延搁至今,双方只能以筑堤竞赛来免于洪患。

  珠委人士认为,西江上下游的协调问题应该引起重视了。这不仅体现在抗洪上,也体现在抗旱上。王秋生举例说,过去的三年珠江流域连续大旱,上游来水减少,致海水咸潮内侵。国家下达了“压咸补淡”的命令,需要上游诸省向下游放水。但上游省份提出,将如此珍贵的水放给广东,广东是否该给点补偿?而广东代表则反唇相讥:汛期你们将洪水下泄,是否也该给广东补偿?

  这段插曲当然没有影响“压咸补淡”的成功实施。但上下游、左右岸的关系,已并非仅用行政命令就能定论,而需要建立规范的协调机制与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但王秋生说,这在珠江诸省区间,仍然是一个空白。

  珠委的水利官员们则寄望,2005这年这场洪水,能促进大藤峡的上马,也能促进流域协调机制的形成,以改变历来沿江省区“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状况。

  一个信号是,珠江流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成立已获水利部的首肯,进入筹备阶段。

  “珠江洪水之后,政府的治水思路想必会有新的变化”。6月26日,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称国家防总)王姓处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他说这番话的根据是国家治水思路的两次变化,它们分别发生在1998年长江流域大洪水和2003年淮河流域洪水之后。★(黄卫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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