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国新办主任赵启正：人有人缘国有国缘

　　赵启正简历

　　1940年1月生，北京市人。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曾在核工业部第二研究设计院、航天部上海广播器材厂工作二十年，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副厂长等。曾多次荣获上海市和航天部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称号，并获3项发明专利。历任上海市工业工作委员会党委副书记、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上海市副市长兼上海浦东新区党

工委书记及管委会主任。1998年调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是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赵启正被外国媒体称为“浦东赵”、“中国政府的公关总领”、“中国屈指论客”、“中国的形象大师”。-

　　采访赵启正是在惊讶中开始的。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几分钟，会客厅的门忽然响了一下，我以为是工作人员进来倒水，一抬头却发现赵启正已经站在面前了。

　　他对我们抱了抱拳说：本人赵启正，你们下午好，咱们开始吧。

　　我们的话题从书开始。我手里有一本在上海书城新买的今年5月第二次印刷的《向世界说明中国》，是赵多年来演讲和谈话笔录的一部分。很难想像一名政府部长的讲话录会成为畅销书，但赵启正创造了这样一个“另类奇迹”。

　　“这本书刚上市就三次重印，”他不无得意地说，“出版社只给了200本，同事和同行们都送不过来，别的部长们几乎还都没有送。”

　　赵启正说他在上海有80箱书，是那种装电脑的标准箱，“我的一大苦恼就是书没地方放。我一天不看书，就好像一天没吃饭。”

　　我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他说同时在读三本书:一是再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二是中国作者单纯写的有关宗教哲学的书，“这本书写得非常有水平，可惜识货人不多”;还有一本是最新翻印的1900年在日本出版的一本书叫《新渡户稻早》，是研究日本文化缘起的。“了解他们，好和他们对话啊。”他说。

　　谈到是否可以问一些“私人问题”，他爽快地回答说:完全可以。然后他把自己的家庭和成长情况一一做了介绍。谈及业余生活时，他笑笑，停顿片刻，然后说：这么多年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休过假，想想自己也挺——不叫可怜，也挺什么的……公务员哪有自己的生活啊。我的生活安排很简单。我这不是苦行僧，是多年工厂生活的训练。

　　赵启正对所谓的机关作风很不以为然。他说机关干部中午要睡午觉，大白天的像夜里一样，到处都看不到人，“我来的时候，凡是局长，屋里必有一床。这哪像办公室啊？我让把床都搬出去了。”

　　他用纸都是用两面，很恨浪费。“我收到的报告翻过来，就第二次使用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新书《向世界说明中国》出版了。你是外宣办的主任，为什么不用“向世界宣传中国”这样的题目？

　　赵启正:宣传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词汇。我党的宣传工作也有优秀的传统。但对外交往中，人们往往会把宣传翻译成一个不太准确的词，叫PROPAGANDA。这个词，跟中文的宣传不能对应。所有的美国的英国的字典，它都有一个贬义的意思，有强词夺理、勉为其难甚至置事实不顾去说自己的主张的意思。所以在和外国人交往的时候，就不用宣传这个词，在和我们自己同志交往的时候，还是用宣传这个词，因为我找不到合适的能够代替宣传的词。

　　宣传这个词的使用被外国很多国家用滥了，已经赋予了反意了。但是你用说明这个词，就是给人家信息，是介绍、解释、交流、沟通。具体怎么说明中国呢？就是中国故事，国际表达。中国故事是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故事，小提琴协奏曲就是国际表达。用民乐也能传播，但不如用西乐传播得快。要说明就要解释，要注意外国人的生长环境，他们的教育背景、知识领域，外国人的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所以简单地翻译成外文是不行的，应该改写。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说过 “人有人缘，国有国缘”。那么这个国缘靠什么来塑造和维护呢？

　　赵启正:国缘就是世界领域内，多数人对你的印象和信任感。首先这个国家本身应该是一个好的国家，人民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就容易受到世界的尊重。但事实并不那么简单。有被人不了解的时候，有被人误解的时候，有被某些怀有非善意的人攻击的时候。所以你不能抱有自然的你爱怎么认识我就怎么认识我吧的态度。

　　作为个人你可以与世无争。比如说你聂晓阳借钱不还，学历是假的，不是这么回事，但你也许与世无争，就认了。但国家不行。我们不能被人说借钱不还。我们借的钱都是还的。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但有人否认这一点，那就不行，我就得说明。所以国缘实际上是你的软力量。国缘好，软力量就强，你就可以降低国际活动的成本。比如说，我去贷款，如果国缘好，立即贷给我，否则要么不给我，要么利息高。如果不信任你，关于付款方式的谈判就会没完没了。

　　我们如果在联合国没有这么好的国缘，美国每年在日内瓦人权问题上都提出攻击中国的提案，我们就不会每次都绝对有把握胜利。这是真实的国缘，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和理解我们的国家知道中国政府也是高举人权旗帜的。所以国缘好是一种力量，它是一种和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不同的一种力量。似乎是看不见，但它是客观存在的。似乎是虚拟的，但是又能转变为实实在在的东西。

　　《瞭望东方周刊》:你做新闻办主任7年多了，在你眼里，中国的形象或者说叫“国缘”在这期间发生了哪些变化？

　　赵启正:中国的国缘是越来越好。对中国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国际主流媒体所表达的中国形象不是一致的。各个报纸不同。不同时间不同，各个问题也不同。有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很称赞，有的对什么都赞成，就是对我们的宗教政策不太了解。我们要注意主流的，所谓主流的就是传播最广的，有众多的受众的。因此我们每天在分析国际舆论，看到变化，抓住主流。如果你不抓主流，工作就没有针对性。

　　在网络时代，在信息泛滥时代，先有一个结论去找证据不难。我看到一个报道，说一个少数民族阿婆，90多岁了，吸了一辈子烟，不但没有受害，反而活得很硬朗。你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但这不是主流。我们不能指望全世界都说你好，特别是不能指望对中国怀有偏见甚至有某些敌对情绪的人说我们好。但主流上说对中国的认可度是大大提高了。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认为中国记者提问比较四平八稳，外国记者好像锋芒毕露。你怎么评价不同的提问风格？

　　赵启正:我说的可能尖锐些。我在上海接触各国记者很多，我在世界各地被电视台采访也很多。外国记者很多的确咄咄逼人。他们采访的准备也是相当充分的。迈克.华莱士采访江泽民同志时，我当然事先要摸一摸他要采访什么。他拿出一摞纸，8开的9页，密密麻麻写满了。还有两本书，都是外国人写的关于江泽民的书。他说，我不能告诉你，要不采访时就没意思了。我说你告诉我大概，有好处，到时候咱们呼应紧密，他给我说了有90%的题目，但特别尖锐的还是没有说。他甚至连江泽民几月几日几时从上海到北京都知道。他掌握的素材非常好。

　　伊朗的一个交通部长一次在上海和我谈购买中国机车的事。我说伊朗的留学生在美国功课很好，和中国人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的合作是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是聪明人和聪明人的合作，一定能取得成功，还有其他一些生动的话。当时有中国记者在场。第二天，有的报纸就报道说“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进行了谈话”等等，而另外一家报纸就把这些生动的话都报道出来了。有的报纸管得严，但至于严到这份儿上吗？也有记者偷懒的一面。再比如有一个泰国领导人游黄浦江，双方都有很多记者。一来泰国记者就把我围上了，我说中国记者你围他啊，结果中国记者围上去了还看我，说赵启正副市长我可以问吗？我说问啊，结果我们的记者就问人家到中国来有什么感想？这是最坏的问题，不动脑筋，你对他的历史，他对中国的态度一无所知。

　　《瞭望东方周刊》:你喜欢回答什么样的问题——中规中矩的还是富有挑战性的？

　　赵启正:我喜欢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因为挑战性的问题往往是外国最关心的问题，你回答后容易得到传播。效果好。我们对外宣传讲究效果论。我们要尽量争取正面效果，避免负面效果。正面报道为主。但什么是正面报道有时候并不清楚。你就只认一个道理，就是问报道出来效果是正面的吗？什么是负面报道，我的定义是，凡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就是负面的报道。但不是因为负面消息就不报道。报道负面消息也可以产生正面的效果。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部长，你似乎有很多朋友。你的交友之道是什么？

　　赵启正:以诚相待。不要怕在别人、年轻人面前暴露自己的愚蠢。因为你暴露你的缺点，暴露一次就能克服一次，暴露一次无知，就能弥补一次，变成有知。交朋友是一种享受和愉快。不是说你送我一个领带就是朋友，真正的朋友在交流中你送我一个思想。要不然你会感到孤独。

　　特别难忘、特别特别的朋友，多了。比如汪道涵先生。1982年，我是工厂的工程师。有一些科技上的发明，有的简报就报道了，这样他就认识我了，就开始和我聊天，我们成了终生的朋友。这么多年，凡每年元旦、五一、十一，我们是必见面的。他是一个好读书的人，见面后第一句话总是问最近读什么书啊，你怎么评价，或者就是我告诉你几本好书，甚至他买了书送我回去读。

　　有一次他给我说，你怎么读书，怎么选书？我说去书店找啊。他说你脑子里没有这个问题，你就不能发现那个问题的书。再说新的领域的书你也可能不知道。怎么办呢？他说有一本杂志叫世界图书，都是图书简介，是一本高度压缩的读本。这个杂志后来没有了。我就到处去说，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说，现在恢复了，叫《中国新书》。一本书缩成一页，汪道涵说，你就可以对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些先锋问题有一个了然，最省时间的。他教我一个读书方法，这个朋友就很难忘。

　　《瞭望东方周刊》:外国朋友呢？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吗？

　　赵启正:我认识的外国朋友太多了。70%的外国元首来中国都去上海。印象比较深的有卡斯特罗、阿拉法特、叶利钦等。叶利钦一上飞机，我就问我怎么称呼你。他说叫我同志。我说叶利钦同志，我读过你的传记。他问你对我哪段最有兴趣。我说你和老师吵架，也可能你违反校规了，老师说要建议校长开除你，结果你不但没让老师开除你，你去找校长把老师开除了。我问这样的俄国学生多吗？他笑着说，不多，就我一个，所以我当总统他们都没有。

　　我带领卡斯特罗参观宝钢时，他问产值多少、人数多少，我告诉他后，他心算了一下，说你这个数字不对，因为人均下来不是这个数。我就解释说机制改变了，绿化、清洁那部分人单算。后来他对我说，你下基层时要注意，“不要事先让他们知道，更不能事先告诉他们你要问的问题”。卡斯特罗还说，你问基层人员问题的时候，脑子里想一想，以防他们说的与情况不符。参观完宝钢，卡斯特罗说你们的经济的确是社会主义经济，办法也很好。向世界说明中国是很具体的，我向古巴说明中国时，通过事实把中国说清楚了。

　　另外，我还想提一下奥地利总统托马斯.克莱斯蒂尔先生。他1995年10月来上海访问，我陪同他专程去虹口当年欧洲犹太难民聚居区参观。他说，奥地利对不起犹太人，使他们避难来到遥远的上海，是你们救助了他们，所以今天我要来这里表示衷心感谢。他说着就流下了眼泪，当时天空突然下起了雨。他与周围的中国群众热情握手，情景十分感人，我也不禁热泪盈眶。克莱斯蒂尔总统还给我讲了一个有关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而我则告诉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

　　《瞭望东方周刊》:温总理今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提高政府公信力”。你认为应该怎样更好地打造透明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现在还存在哪些问题？

　　赵启正:这个制度，有的省和地方还正在建设，举行得不经常或者很长时间没有举行。发展得也很不平衡。这个我也不说一定要平衡。有的地方新闻多，有的少。但是有的新闻一些地方没有把它当作新闻。新闻发布会就是正面报道为主的主要措施。政府表达的事实是正面的，政府是信息的源泉，记者是接力棒，是电缆，是扩音器，这应该是政府求之不得的。我特别重视，可是推广起来并不容易。过去我们有新闻发布会，但是还没有形成制度和习惯。我力争一周一次，坚持下来，一周一次去年已经实现，全年共60次。今年我们争取一周一次半。这是国务院层次的，我做好了才能带动地方。

　　过去很多人不知道新闻办干什么的。安全部你不了解还好说，新闻办不知道你干什么的怎么行？所以我们在培训上下了大工夫。去年硬碰硬培训了2000人，今年要达到3000人。不能在北京培训，我们上门服务，到西北、到东北。每个月都举行。我们请CNN老牌记者，你怎么刁难美国总统？也请白宫发言人，你怎么保护总统？知己知彼。

　　《瞭望东方周刊》:最近定州发生严重暴力事件，作为记者来说总感觉信息提供得还是不够，政府主动发布新闻不够，我们感到特别需要政府新闻发言人出来……

　　赵启正:完全正确。也就是说，我们只培训局级干部还不够，还得向更高层次的官员提供信息透明的力量方面的认识。我们应该认识到，新闻作为一种软力量，在发生危机的时候有独特作用。有的省在这方面还是比较薄弱，他们还不是很理解这个制度，不觉得这事很重要。有些东西你不主动、早发布，就要被动。你说等事情完了再发布，实际上可能这个消息早已传遍全国。你不讲故事，别人就会讲故事。你不讲真故事，别人就可能讲假故事。最后真假故事就难以分辨，使一个真实的消息模糊了，最后对国家不利。

　　事实证明，我们政府的各项决策或对于事件的处理情况只要及时公布了，一般都会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因此，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对于提高政府公信力，改善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乃至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应该看到，现在政府部门对突发事件的宣布已经比以前快了很多倍了。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有的事件发生几个小时就宣布了，政府在这方面的及时反应也得到了中外记者的广泛赞誉。但是应该承认，仍有少量突发事件政府“说话”较迟，有的事件可能要拖上几天甚至上月。这里面原因很多，不一定是有意隐瞒或缓报。一个原因是事件的复杂性延缓了信息的传递速度。因此，我们现在特别鼓励地方官员在情况不都清楚的情况下也要发言，知道多少，先说多少。

　　当前，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建立一个突发事件的信息传递网络，以便事发地政府在事情发生后及时向上报告。目前，我们已经制定了建设这一网络的有关细则，有望于年内公布，通知到省级政府。有了这个信息报告网络，突发事件报告的效率和责任将得到依据和保证。

　　另外，国务院各部门正在制定的危机管理应对预案也都包含了新闻信息如何处理的部分：首先承认危机的存在，对危机本身、危机涉及的范围、涉及的受害人等等进行准确的描述，同时还要及时公布政府可能采取的应对行动。各级政府处理危机包括公布危机的权限级别取决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关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可以说我们中央政府、中央的领导人在很多讲话中都提到了要加强的。

　　《瞭望东方周刊》:有些地方官员可能不喜欢媒体暴露他们的问题。你会怎么说服这些地方官员允许和鼓励媒体报道他们的不足？

　　赵启正:我没有机会去说服他们。我只是在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说，如果你不用全面的观点报道你自己的话，人家不会相信你。一，你的真诚值得怀疑。二，你掩饰缺点，人家会怀疑你有更大的缺点。本来你只是咳嗽，你不说，人家会认为你也许还有肺炎甚至肺癌呢。三，暴露一点毛病，你可能还因此而进步呢。比如你英文不好，你假装英文特好，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政府和个人都不要掩饰自己的缺点。一个教育者首先是被教育者。

　　《瞭望东方周刊》:国务院新闻办也是中国互联网的主管部门之一，你怎么看待网络呢？

　　赵启正:我们网站在世界上的点击率还不错。网站现在是七八个部级单位管。但是你要做新闻网站，要由我们审批，只要你有这个能力和资质，我们一般都是批的。对报道我们也会提出一些指导性意见，像有的假消息我们就发布提醒，但对待有关网站不会很严厉，删掉就是了。比如福建黄金高事件，一个县委书记说自己带着防弹衣上班，我们某网登了，反馈到我们，我们一看就值得怀疑，中国要这样子的话老百姓还怎么活？我们立刻向中纪委询问，有没有这种事情，中纪委说不知道啊。后来查明是假的，我们就发一个信息，也不是禁止，就是说是假的。

　　网络已经被确认是第四媒体。所谓媒体就是载体。但是载什么，内容是什么？技术上快、互动、成本低，这是网站的优点，但是问题是可能不够严肃，可能虚假消息容易传播。我们就要发扬优点，去掉缺点，兴利除弊。现在我们提倡健康的网络环境。我经常看一些网上的评论，外国网站上的评论大多是有一定思想的，现在我们的很多网站评论是简单的骂，比如公园涨价，留言很多不是分析，而是一堆泄愤的粗话，说我们都不去了，让有钱人去吧。这就太简单了。-

　　你怎么看赵启正

　　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副社长熊蕾:

　　官场上很多人擅讲长话、空话、套话。有人甚至不相信自己讲的话。在很多披着共产党员外衣却没了共产主义信仰的人当中，在很多白天道貌岸然晚上醉生梦死的人当中，不相信自己讲话的，或者对自己讲话没有真心实意的感情的，大有人在。而赵启正的讲话，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有发自内心的真诚。赵的讲话，是短话、实话、真话的范例。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中心李希光:

　　政府高官的公共演讲是引导和影响境内外主流媒体报道的成本最低和最有效的方式。赵启正作为一名部长，在发表公共演讲时，他的立场毫无疑问是政府的，但是他的思维方式和使用的语言却是新闻记者的。他在演讲中很少使用行话、套话等远离听众的语言。这在表面上看是文风问题，实际上表现了赵启正作为一名高官的朴实和诚实的态度。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杨正泉:

　　政府官员要讲政府的话，但又有个性特色。赵启正喜欢说自己的话，很少讲官话、套话。他还是一个勤于学习的人，多年积累了大批资料卡片，建有个人资料库。

　　纽约时报:

　　赵启正是新一代文雅的中国官员之一，西方的外交官对他的相对开放态度印象深刻。

　　路透社:

　　赵启正演讲中表现出的坦率和开放有助于中国的公关努力。《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聂晓阳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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