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29军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科员亲历七七事变(2)

　　滞留在北平的一个多月

　　大部队撤走了，可是韩立才来不及走，通道都被日军占领了。“据我所知，绥靖公署八个处1000多人中，宋哲元只带走了参谋处长、作战科长、情报处长，29军其他人滞留在北平的就更多了。”

　　韩立才和几个朋友一起住在友人家中，从南苑战场退下来的大哥韩立园也和他们一起，后来他们的叔叔也来了，“一家七口人，除了叔叔有行医执照外，其他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户口问题”。

　　韩立才马上到警察局去改户口，今天他依然感激当时的警察局，“警察局全部给留下的29军官兵改了户口，看着像商人就改成商人，看着适合做教师就改成教师，我改成售货员。他们很好，警察局本身也有问题啊，可他们还是给我们改了，8月8日日军进城前都改好了，几千人啊，这是了不起的工作”。

　　“这里可以看出29军和老百姓的关系好啊，留下的几千人，没有一个被告发的。”韩立才自认为“29军走了，老百姓很失望，可他们还是对29军很好，他们相信29军那么大的力量，不会就这么走完了”。

　　“我们在这一个月里天天着急，可是着急也没用啊，老百姓都劝我们，不要着急，说‘我们掩护你们’，我们白天很少出门，就晚上聚一聚，都是29军的聚在一起商量一下怎么办。”在北平的日子，韩立才和朋友们只能用平日的积蓄买饭吃，还好“物价很便宜，两块几毛钱一袋40多斤的面粉，一块钱100多个鸡蛋，而我们的薪水是36块”。

　　偶尔到街上买菜，韩立才发现，“青年妇女和女大学生在大街上几乎绝迹，有事上街的妇女，穿着特别朴素，有的还化装，打扮得又老又丑。日本浪人及便衣特务，随便坐人力车，上车后比比画画，哇哩哇啦，人力车夫听不懂，光挨打”。

　　大街上也很少见到日本兵，经常有一些军用汽车行驶在大街上，车上都是全副武装的日军和军用物资，有一次韩立才看到汽车上摔下一个日本兵，心里很高兴，“我想着摔死一个是一个，哪里知道那个兵很有弹性，掉下来一蹦一蹦的，这才明白上面拉的全是橡皮人，而另一次看到摔下来一个箱子，里面全是石子”，由此韩立才想到，“战争开始的时候，日本兵力确实不多，为了虚张声势，吓唬中国人，才这样变戏法”。

　　“也正是因为日本兵力少，主要精力都放在军事据点上了，才没人去抓人，他要是人多啊，我们29军也没这么安全。”韩立才也因此感到庆幸。

　　化装成商人逃出虎口

　　9月上旬，平津开始通车了。韩立才和朋友一行4人化装成商人登上了第二次列车，想着取道天津去寻找部队。

　　离开北平的火车上也是非常危险的。“每个车厢六个人检查，两头分别两个人，中间两个。检查主要是三个部分，看额头有没有戴帽子的痕迹；看手上有没有老茧，拿枪的老茧；然后浑身上下摸，看有没有子弹，枪。那个车上气氛很紧张，小孩子都不敢哭。抓到一个，车上的人都很伤心，觉得这个同胞没有了，放回一个又都觉得舒了一口气。日本人主要抓两种人，学生和29军战士。”

　　韩立才终于通过了检查，“一个日本兵对我说，‘买卖，买卖’，我也跟着附和‘买卖，买卖’”。

　　走出火车站的过程还要更艰险，“两排日本兵，持枪相向，刺刀只留下一个人走的空间，看着你的神色自然不自然。”

　　幸运的是，韩立才都通过了，到了一个老乡住的地方，“悬着的心算是放下了，可是发现我们少了一个人，我们一路上都不敢向后看，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丢的，我们都吃不下饭，觉得他完了。没想到晚上他竟然出现了，原来他长得高大，被怀疑是士兵，于是被抓走了，和一群北京大学的学生关在一起，学生同情他，都证明他是商人，日本人就把他放了。”

　　从天津，韩立才坐船到了烟台，再一次见到了青天白日旗，“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啊，可算是不做亡国奴了”。从烟台他们又找到了当时29军军部所在地河北泊镇，韩立才继续在军务处工作。

　　在这里，他从被打落的日本飞机上发现了一张日本军用地图，地图上绘的正是他的家乡附近的地形，这张地图让他惊叹，“它比我国绘制的万分之一地图还要精确，村落的位置、河流、道路走向都非常准确，连多少水井、多少人员、多少物资都有记载。日本这种深入异国调查研究，做得如此精确，不能不让人深思。”

　　为29军的战友收集撰写材料

　　辗转60多年过去了，韩立才依然对29军怀着深深的感情。94岁的他依然每天工作，收集、整理、撰写文史资料。这是他从1983年退休后就一直从事的工作，22年未曾间断。他的书柜里，分门别类放着六叠厚厚的材料，其中有喜峰口大捷前宋哲元写的“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复印件。

　　他最高兴的，是自己精神很好，“这也是整理材料、不断用脑的功劳”，有人恭维他能活到150岁，他说，“我只要活到110岁就够了。”而他津津乐道的，是用自己收集撰写的材料为战友平反的事。因为历史原因，29军一些官兵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有的被打为历史反革命，其中包括“七七事变”前夕驻守卢沟桥的团长戴守义和29军骑兵连连长陈振凯。上世纪80年代初，韩立才找到了他们抗战事迹的材料并寄给他们所在地的政府，接着他们被平反了。

　　22年来，特别是80年代，韩立才亲自前往全国各地几十个县市拜访了几十位老战友，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且依然和健在的战友保持联系，通信，或者偶尔见面。

　　提到29军的战友，他也会感叹，“不多了，越来越少了，北京还有一个，南京有两个，台湾有一个，美国有一个，邯郸还有一个，就是我”。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王吉陆

　　枪炮大刀决战卢沟桥

　　1937年1月间，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北平、天津两地举行大规模的分列仪式，寻衅意味浓厚，中国政府因内外条件趋于成熟，亦回以强硬的态度。6月25日开始，日军在北平近郊卢沟桥以北以西地区举行一连串的军事演习。7月7日夜晚，驻丰台的日军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的率领下，在卢沟桥以北地区举行夜间演习。夜晚11时许，日军演习部队突称遭受中国军队射击，导致失踪士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县搜查，同时又向丰台日军请援。当时驻守宛平之29军37师219团吉星文团长以时值深夜，恐生事端，拒绝日军入城，日军遂对宛平采包围势态。不久，丰台日军援部抵达，未待双方人员交涉结果，8日凌晨5时，得到增援的日军突然炮击宛平城，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奋起还击，双方于是在卢沟桥一带展开激战。遂爆发历史性的‘七七事变’，揭开八年抗战的序幕。

　　守桥士兵的番号是29军第37师219团第3营，士兵们穿着灰色棉衣、打着绑腿、提着步枪，身后背着的系有红色绸带的大刀是这支部队特有的标识。

　　战士们以卢沟桥护栏、望柱为掩体，坚守阵地，冒雨用简陋的武器和血肉之躯阻击敌人。威名远扬的大刀再一次发挥作用。

　　次日晨，日军以一个大队渡过永定河，从宛平城西迂回进攻；以一个大队从丰台镇方向向宛平城东门进攻，并一度占领了城外铁路桥，切断了平汉铁路。

　　入夜，中国第29军调动何基沣旅从北京西郊增援，从八宝山方向向占领铁路桥的日军展开反攻，而坚守宛平城内的中国军队一个营也出击支援，在方圆不到两公里的地域内双方整夜反复以近战肉搏争夺，终于在9日凌晨夺回了铁路桥等地。此后数日，日军一边以谈判争取主动，一边增兵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日军将关外的关东军紧急调至长城一线，并将天津、通县等地的日军重新部署，到7月30日先后有一个师团、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和临时航空兵团等新军到达，使29军面临的形势日趋恶化，伤亡惨重，被迫撤出卢沟桥，北京、天津随即失守。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便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7月17日，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发表著名的庐山谈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华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七七事变”的真正意义，就是中国人从这天起不再妥协退让。此后，无论形势多么艰难，中国人坚持不妥协一口气打了八年，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而取得最后的胜利。

　　老兵档案 韩立才

　　1913年1月 生于河北盐山县。

　　1931年 到北京上高中。

　　1933年 回到家乡做教员。

　　1936年 参加29军，分配到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

　　1938年9月 考入中央军校16期。

　　1941年 毕业后到59军(29军38师扩编，初军长张自忠，张阵亡后为刘振三)参谋处任参谋。

　　1944年 任59军特务营少校营长。

　　1948年11月 在台儿庄附近起义，后升任团长。

　　1949年2月 到济南军政大学学习，6月到华东军政大学教员班进修。

　　1950年12月 到华东军区司令部军训处工作。

　　1951年11月 到南京工程兵学校任教。

　　1958年 转业到邯郸。

　　1962年 到邯郸市金属公司任副经理。

　　“文革”中 受迫害。

　　1983年1月 离休，到政协从事文史资料工作，笔耕不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