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29军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科员亲历七七事变

韩立才亲历了“七七事变”前平津一带的紧张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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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沟桥事变后，我当了一个月的准亡国奴

　　“我们的部队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94岁的韩立才很自豪地说，68年过去了，他依然以此为傲。

　　68年前，“七七事变”发生时，韩立才正在北平，他参加29军已经一年多了，在冀察

绥靖公署军务处做科员，军衔中尉。这个公署是在当时华北四省市(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的最高军事机关，29军军长宋哲元兼任主任。

　　韩立才精神很好，喜欢开玩笑，和他接触过的人几乎都会被他“开涮”，当别人叫他“老小孩”，并把这个称号对着他的助听器大声喊出来时，他会哈哈大笑，非常高兴地接受。

　　可是说到抗日战争，他马上严肃起来。韩立才亲历了“七七事变”前平津一带的紧张气氛，1937年7月底29军大部队撤退后，他还在北平滞留了一个多月，“做了准亡国奴”。

　　喜峰口大捷后，参加29军

　　1933年，韩立才还是家乡河北盐山县的一个小学教员，大哥韩立园在29军军务处工作，这年9月他去张家口29军军部看望大哥，在这里，他听到了“喜峰口大捷”的故事。

　　“1931年‘9·18事变’中，日军兵不血刃占据了沈阳，此后的日子里，如入无人之境地占领了东北。1933年3月，日军攻占了长城的喜峰口，29军奉命阻击。”72年过去了，韩立才仍然清楚地讲述出当时的背景。

　　当时的29军军长宋哲元为了鼓舞士气，写了“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手令，传达到全军。“日军因胜而骄，夜间都架起枪来，脱光了衣服睡大觉，29军探明了情况，组织大刀队夜袭。由当地老乡做向导，大刀队很顺利地处理了执勤兵，进了屋子砍杀日军，日军多跪地求饶，他们很迷信啊，认为砍了头升不了天，所以此后日军的脖子上都戴了橡皮箍。”

　　“这是‘9·18’以来国军首次打败日军。”这一仗使29军名声大振，南洋华侨、港澳同胞踊跃回国参加29军，至1935年分批到达北平的有100多人，著名的抗战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也因此战谱写出来并开始广泛传唱。

　　而韩立才也在1936年1月参加了29军，“喜峰口大捷鼓舞了我，另外，我的家乡盐山离宋哲元的老家山东乐陵只有30里路，要参军很自然地选择了29军”。

　　29军是西北军的部队，1930年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败，西北军土崩瓦解，宋哲元、张自忠等将领群龙无首，张学良于1931年1月把这些部队收编成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宋哲元任军长，6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全军两万多人。

　　这个时候，29军已经开始负责华北的防务，根据《何梅协定》，中央军不能驻守华北，29军事实上站在了国防的第一线。29军军长宋哲元同时兼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冀察绥靖公署主任，掌握华北的军政大权，而29军也扩充到10万多人，“这是他事业的高峰”，韩立才说。

　　“事变”前夜，北平局势一触即发

　　参军后的韩立才被分配到绥靖公署军务处，“拿笔不拿枪，但是对整体的局势会看到得多一些”，这时的北平局势很复杂，一方面，日本人扶持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通县驻扎的日军不断闹事，为进一步侵华制造借口；另一方面，日本人积极策动宋哲元成立华北五省自治政府，被宋哲元拒绝。同时，蒋介石给宋哲元的嘱托是，“国防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愈久，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宋哲元和他的幕僚便在“和”与“战”间徘徊。这些，韩立才在多年之后才看得清楚，当时的他看到的，就是“日本人欺人太甚”。

　　“日本人那个过分啊，光天化日之下在北平市警察局门口大便，到北平警备司令部门口的槐树上打鸟。两个机关的警卫人员和过路人怒目而视，义愤填膺，在当时的局势下，也只能忍气吞声。”

　　做这些事的日本人是浪人，“其实就是地痞流氓”。

　　日本军队也在不断挑衅。“从1936年夏开始，日军就在北平城郊搞军事演习，”韩立才说，“他们的步、骑、炮、坦克、装甲车等兵种，从通县出发，要经过北平市向演习地点推进，他们穿城而过，耀武扬威，市民对此愤慨至极。”

　　而士兵们也一心想着快点把日本人打出去，绥靖公署的一个卫兵对韩立才说，“怎么还不下命令打啊”？韩立才记得他说话的时候，气得直跺脚。韩接触的很多青年官兵都很急躁，“官兵们觉得日本人太疯狂了，先和他们干一仗，可能会老实一点”。

　　对于官兵的情绪，宋哲元很注意安抚，韩立才清楚记得他到绥靖公署讲话安定人心的情形。宋哲元说，“时局紧张，我希望大家沉得住气，日本就那么几千人，我天天派人监视他们，他们今天这里调动，明天那里驻防，都是虚张声势。打起仗来，我们这个军决不含糊，日军有飞机大炮，我们有大刀，在喜峰口等地我们较量过的，两军杀到一块去了，飞机大炮就没有大刀顶用。今后不管时局怎样，我宋哲元决不卖国，不当汉奸”。

　　局势已是一触即发。1936年末，中日双方在丰台已经有过一次交锋，双方都是演习结束，路上偶遇，彼此不肯让路，起了冲突，双方均有伤亡。经过谈判交涉，以“误会”了事。

　　宋哲元于1937年2月末请假回老家山东，职务由副军长秦德纯暂代。韩立才向记者感叹，“重压之下，秦德纯被日本人气得吐血”。

　　进入6月后，韩立才所在的绥靖公署办公楼都涂了迷彩，做好了防空洞，随军家属都限期迁回了原籍，做好了打仗的准备。

　　“6月开始，日军在北平近郊的演习越来越多”，韩立才说，这个时候，29军就会在同一个地点演习，“无论日军在哪里，29军就在他们两侧演习，有的军官称之为‘夹肉包式’的演习”。

　　那一天，正在绥靖公署值班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也是因为一次演习。“7月7日，我们得到情报，日军要搞实弹演习，37师做了应战的准备”，这一天，韩立才还在绥靖公署值班。

　　而那天，秦德纯宴请了文化界胡适、傅斯年、梅贻琦等人，交换对时局的意见。宴会晚10点结束，一个多小时后，象征着全面抗战的事变在卢沟桥爆发。

　　根据秦德纯的记述，7日11时40分左右，日方向他提出，他们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后整队时，29军向他们射击，造成一个士兵走丢，可能跑入卢沟桥前的宛平城，因此日方要到宛平城内检查。秦德纯拒绝这一要求，并说天亮后代为寻觅。8日凌晨，日方表示对秦的答复不满，派兵包围宛平城，要强行进入，此时宛平县县长王冷斋等人正与日军谈判。在卢沟桥驻守的原为37师的戴守义团，此时同一师的吉星文团刚刚接防，秦德纯指示吉星文，“宛平城与卢沟桥为我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9日后，双方均增加兵力，战事扩大。10日，日军提出停战和谈，认为这又是一个“误会”。

　　“在此期间，全国的报纸、杂志纷纷发文赞扬29军的抗战行动，社会各界都声援29军，”韩立才说，“中共也发表号召全国抗日宣言，并声援29军的抗战，实际上，中共地下党很早就和29军一些军官有联系了，包括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旅长何基沣。”韩立才拿出一份在29军待过的中共党员名单，其中包括冯玉祥时期的李大钊和邓小平。

　　11日，宋哲元从山东回到了天津，找日本人和谈，希望继续保持以往的“和平”状态。蒋介石17日发表庐山讲话，宣布卢沟桥事变为最后关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但他仍表示“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沟桥事件的解决”。

　　韩立才说，那段时间“打打停停，停停打打”，高层仍不放弃谈判的努力，而普通士兵们早已等不及要上战场了。韩立才所在的绥靖公署有很多科员是从部队来的，“我们天天问战况，议战争，感觉无比激动，我们科里的好多人，从中校到中尉都有，纷纷找处长报名，要求回到原来的部队参加抗战”。

　　29军的特色——大刀在公署里也很突出，“特务营请来了10多个磨剪刀的工人磨大刀，除去管饭外，每天给一元钱的补贴，磨刀工人听说是为了杀日本侵略军，都表示只要管饭就行了，不要补贴，特务营长说服他们，你们的家属也得吃饭，不要补贴不行。磨刀工人们兴致勃勃地干起来，几天之内就把全营的大刀磨得锋利无比”。

　　“形势急转直下，29军退了”

　　“这时候，年轻的士兵们都认为我们会胜利，他们轻敌啊，都认为喜峰口我们能胜，怕他干啥。日本人有多少人呢，拿大刀砍了吧，”回首往事，韩立才不禁感慨，“万万没想到突然来了那么大的变化。”

　　事隔多年，韩立才已经明白，那时29军虽然人多，有士气，有斗志，不怕死，但和日本军队比较，战斗力还是很弱的。“很多是新兵啊，训练不够，武器也没有，高射炮一架也没有。29军是地方部队，蒋介石不会给武器的，而宋哲元派人到德国去买武器，还没运到，战争已经打起来了。”

　　27日，宋哲元终于发出自卫守土的通电，28日凌晨，韩立才被大炮声震醒，这是日军发起总攻了。

　　“一打，赵登禹战死了，佟麟阁也死了，这下部队就更气了，国恨家仇啊，”韩立才说，“29军很团结，都是子弟兵啊，一谈起来，个个泪汪汪的，我在城里，听说佟麟阁死了，赵登禹死了，如丧考妣。”

　　这一天，“整个北平都行动起来了，宣传队、募捐队、医疗队、救护队、运输队等等在北平街道上来回穿行”。韩立才在街上看到一批批退下来的29军官兵，“每批不过几十人、百多人，精神很疲惫，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的鼓掌欢迎，队伍刚坐下，递烟的、送水的、送点心的络绎不绝，有的群众请他们报告战况，带队的干部就即席汇报战斗经过”。

　　这天，宋哲元带着秦德纯等率大部队突围到了保定，并手谕138师师长张自忠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留守天津，几天后他也化装逃出占领区。

　　“报纸上登的，‘形势急转直下，29军退了’。”韩立才说，“我和同事看到了，都心情沉重，默不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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