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掌权 小学开设日语课

　　付跃波童年居住的下洼子已经变成了现代化商务区，其父经营的膏药铺原址就在他身后的路灯处。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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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士兵教中国小学生学习日语

日军刻意安排军官向沿途儿童散发糖果，作出“亲善”之态

　　日伪奴化教育

　　北平沦陷后，日伪当局设立国省立学校保管委员会；改变教授科目；普及日语。废除公民课，改设修身课，以孝经、四书五经等封建文化取代受美国社会教育影响的公民教育；设日语为必修课，改英语为选修课，规定小学3、4年级每周须上2个小时的日语课，小学5、6年级每周3个小时、中学每周3个小时、师范每周4个小时、专门学校及大学每周4个小时以

上。

　　除此之外，日伪机构还设立了多种日语学校，或面向成人推广日语，或是面向中小学生的补习班。根据兴亚院文化部1939年6月的调查，北平当时有日语学校57所。

　　讲述人

　　付跃波

　　男，80岁，家住中关村科星社区。离休干部，原在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1937年，12岁的付跃波见证了日军进驻海淀全过程。随即，上小学的他被要求学习日语。

　　自孩子去国外生活后，付跃波和老伴王兰君俩人晚饭后常常到楼下散步。每每走到海 龙大厦的时候，付跃波想起电视连续剧《大宅门》里，香秀第一次见白家老太太的时候说的一句话：“我们家住在下洼子”。

　　下洼子，这三个字让80岁的付跃波回到了童年。68年前，卢沟桥事变那一年，12岁的付跃波就在下洼子目睹了日军进入海淀的全过程，并被要求学日语。

　　飞机来了，不用上学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下洼子是一条2米宽的胡同，沿街是零星的小店铺。付跃波的父亲在胡同的中间经营着一家小膏药铺，每天卖一两贴膏药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战争打响前，付跃波在海淀观音阁(现在的中关村家乐福西南)私塾上了两年学。

　　“每天都得背书，背不出就用一个大竹板对着手一顿打。”童年的付跃波不爱学三字经、百家姓，一有机会就逃学。

　　1937年7月28日早晨，在院子里床板上睡得迷迷糊糊的付跃波被太阳照到屁股才醒来，想起又要挨先生的板子，他就不愿意睁开眼睛。迷糊中，忽然听到头顶嗡嗡的声音直响。“开着太阳呢，不像打雷啊！”纳闷的他睁开眼一看，吓了一大跳———只见三架双板的飞机从东面直飞向离家不过一二公里远的西苑上空，对着一个军营上方一个劲地投炸弹。长大以后的付跃波才知道，当时军营里驻扎的是29军下属的一支队伍。

　　“这一炸，社会乱套了。”付跃波的印象中，从这天开始，大人不做买卖了，孩子不上学了，奔跑声、哭声、叫唤声顿时四起。然而，在12岁的付跃波眼里，却是那么地好玩，特别是父亲通知他暂时不能再去私塾上学时，他趁着大人不注意，吱溜一下就偷偷地跑出去看热闹了。

　　西红柿卖给日本士兵

　　“我们住在郊区，当时还不知道北平城已经沦陷。”付跃波回忆，在路上遇到几个大胆的小伙伴，一起继续前行，当走到老虎洞时，他们的脚步停住了———前面不远处就坐着不少在沿路休息的日本兵，一坐就占据了大半条马路，看不到头。第一次近距离地见到日本人的付跃波没有恐惧。心里反而暗暗地琢磨，他们那么远地过来，可能很久没吃东西了，是不是可以将食物卖给他们，挣他们的钱呢？

　　这样想着的付跃波和一群伙伴来到离老虎洞不远处的菜园子。“就在现在海 龙大厦西南面。”付跃波和几个小朋友用东拼西凑出的几个铜子换来半篮子西红柿，随即直奔老虎洞。

　　日本兵一见西红柿，立刻要往篮子里伸手。付跃波身子往后一闪，伸出一根食指对着日本人比画着，“不行，这得一个换一个！”日本兵听不懂汉语，只是纳闷地望着他。付跃波再一次努力地解释，并用手画一个圈，示意铜子的模样。日本兵这才终于领会，点着头，掏出钱。接过钱，付跃波仔仔细细地打量，这是一个他从没见过的小铜钱，上面是“昭和**年”的字样。不一会儿，日本兵争相将他的半篮子西红柿都买走了。

　　付跃波揣着一把铜钱忐忑不安地去粮店，买来全家的一顿大米、面。可是，爸爸一听说这顿米面的来历后，吓得再也不敢随便放他出去了。

　　短期小学要求学日语

　　北平沦陷几天后，付跃波的父亲听说海淀小学成立免费的短期小学后，立即将他送去。这个短期小学，每天下午从两点到四点，只上两个小时，四五十个不同年龄的小学生在一起听课。

　　按规定，从五年级开始得学日语。付跃波所在的短期小学就是将他们一年后都直接升级到四年级。这浓缩的学时，他们读完四年级后立即开始了日语的课程。

　　1939年，五年级刚开学，学完拼音的付跃波忽然见到课表里有一门日语课，很是奇怪，“我们又不是日本人，干吗要学日语啊？”同学偷偷地说，“小声点，日本人已经占了我们国家，人家让学就只能学了，不过，学了也没用，你没听说这一句话吗？”说完，他摇头晃脑地背起顺口溜，“日本话不用学，一年两年用不着。”

　　“那时候还小，不像成人带爱国的情绪抵抗学日语，但莫名会对日本话有一种反感。”至今，这个顺口溜让付跃波依然记忆犹新，教日语的男老师是一个27岁左右的中国人，让付跃波觉得奇怪的是，这位老师上课只顾自己讲解，学生再吵也不管。一上课，他都习惯用日语叫一声“上课”，学生们就起立齐刷刷地喊“先生，早上好！”然后，他就顾自己在黑板上写字，有时写着写着就一黑板，在讲台前唱着独角戏。听到下面闹成一锅粥，才转头在上面念，学生们就照葫芦画瓢地跟着念一遍。

　　付跃波依稀记得，当时好像还没有日语的课本。对于考试，学生们趁着监考老师去上厕所时，他们就互相一通胡抄。没想到，这样还大多数都过关了。

　　现在，付跃波惟一能记起的一句日本话只有“老师，你好！”这是每当上课时都会说的一句问候语。

　　本报记者陶春

　　-“祭”忆

　　北平师生抵制日语

　　日伪的奴化教育受到北平学校师生的抵制。学生不愿意穿伪市政府规定的制服；有些学生还打电话大骂伪校长、教导主任等。一些敌伪开办的中小学，被迫任教与入学的师生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巧妙地将其办成两面学校，经常用两套课本，当日本宪兵、汉奸不在场就读中文课本。

　　-对话

　　“那段生活多可怕，不想去想”

　　王兰君，付跃波妻子，85岁

　　新京报：你们经常回忆抗日时期的事吗？

　　王兰君：挺少回忆的，有时候看那年代的电视才会感慨一下。那段生活多可怕，不想去想。

　　新京报：他的那段经历，与你比呢？

　　王兰君：我不像他胆子大，还敢出去跑。从1931年开始，直到解放，我才敢出门。女子都不敢洗脸，故意抹得乌黑，头发弄乱，挽一个鬏，穿老太太衣服。

　　新京报：对日本兵有印象吗？

　　王兰君：有，每次一听说日本人杀中国人，我们就特别害怕。

　　新京报：给孩子讲过吗？

　　王兰君：讲过几回，他们像听故事一样，可一会儿就没兴趣听了，也许没经历过的很难想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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