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案组里出内鬼 云南刑讯逼供案查了一年多

　　中国青年报昆明7月8日电 (记者喻劲猛)　对农民王树红实施刑讯逼供的3名警察刘自春、李光兴、卢梁甲能否受到法律追究，曾经悬在一线之间。

　　从王树红提出控告，到3名警察因涉嫌刑讯逼供罪被刑事拘留，先后历经3次调查，历时一年有余。

　　前两次经过当地有关部门调查后，该案曾一度处于撤案的边缘。直到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督办此案，派出骨干力量到文山督促进行第3次调查，查清案情只用了7天时间。

　　为何7天就可查清的刑讯逼供案由当地“自查自纠”却旷日持久？

　　日前，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接受笔者独家采访时，披露了该案的侦破过程。

　　当地检察院申请撤案

　　2003年6月24日，丘北县公安局抓获真凶王林标，事实证明王树红一案是错案。当年7月1日，王树红被释放。

　　王树红对笔者说，他被捕进入看守所后，曾先后3次对提讯他的检察官表示，他遭到办案警察刑讯逼供。他被释放后，于7月10日就此事向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提出书面控告。

　　而云南省检察院派人到丘北调查期间，丘北县检察院辩称，“王树红在看守所内几次被提审时，均对遭刑讯逼供一事只字未提。”

　　省检察院督办此案的检察官说，王树红被释放前一天，省、州两院的检察官到看守所看望王时，“他一脸惊恐，讲话不流利，只会说警察打他。本来，此时检察机关就应该行使监督权，进行调查。但当时与公安方面达成协议，先由公安内部调查。”

　　7月9日，文山州政法委、州公安局、州检察院组成调查组找到当时的办案警察进行调查，他们一致否认采取过刑讯逼供。调查组认为，办案警察有诱供行为，但刑讯逼供证据不足。

　　之后，文山州人民检察院收集到一些新情况，报经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批示，由丘北县人民检察院于7月30日立案侦查王树红被刑讯逼供案。省检察院督办此案的检察官说，这一次，检察机关查明，直接讯问过王树红的刘自春、李光兴、卢梁甲有刑讯逼供的重大嫌疑。

　　但是，案件调查并未深入下去。“当地检察机关提出撤案申请，但我们没有同意。”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督办此案的检察官说，当地检察机关的理由是：找到当事警察谈话时，对方要么不说话，要么否认，案件还是无进展。检察官调查后认为，因案发时间较长，有关证据的查找难度大。尤其是检察机关以刑讯逼供立案后，一些不明真相的公安民警情绪较大。

　　专案组7天获取5组核心证据

　　2004年3月，法医为王树红所作的伤残鉴定显示，王已达到7级伤残。省检察院遂决定把此案立为督办案件。该院渎职、侵权犯罪检察处副处长李维勤解释说，由于立案级别达不到由省检察院直接办理，所以只能督办或指导。

　　李维勤说，7月，文山州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打来电话称，有几名警察愿意出面作证，“但不愿和当地的检察官谈，只愿和省里下来的人谈。”

　　8月，李维勤受命带领侦查科长杜洪到文山，抽调州、县两级检察机关的干警组成一支9人的专案组，恢复对此案的调查。

　　当时，专案组对该案的调查取证，难度主要在两方面：一是“零口供”，3名涉嫌警察均否认曾经刑讯逼供；二是主要犯罪工具灭失，那部老式手摇电话机已无从查找。

　　但是，从8月12日到18日，专案组在7天时间内就获取了5组核心证据，足以构成完整证据链。

　　专案组首先从看守所医生的笔记本打开了突破口。那上面有给王树红多次发放阿斯匹林类止痛药的记录。与王同监舍关押的人犯证实，洗澡时看见王直不起腰，背部有青紫淤血，晚上，王疼得睡不着觉，却不敢叫出声。与王同监舍的3人证实，自己也在县公安局遭老式手摇电话机电击过。有一人伸出双手，拇指根部被电线烧糊了的黑圈仍清晰可见。

　　丘北县公安局几名警察证实，李光兴办公室里有部老式手摇电话机，用电话机对犯罪嫌疑人“测谎”，是他长期的办案风格。

　　王树红和作证的警察，可以从摆放在一起的很多种电话机中，同时指出编号为5号的电话机就是李光兴用的那种。

　　王树红从丘北县公安局提供的33张民警的照片中一眼就认出李光兴和卢梁甲就是打他的警察。指认现场时，王刚上到公安局二楼人就开始发抖，直接指认就是在最顶头的一间办公室被刑讯逼供。

　　云南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省高院联合鉴定认为，王树红胸椎11、12节及腰椎1、2节压缩性骨折，是高处坠落所致，损伤程度已达轻伤(甲级)。王如何从高处坠落？其腰椎所受的伤与警察的行为之间有何必然联系？有关专家和王的说法解开了这个谜团：电流通过王的双手直接打击心脏致其昏迷倒地，王还被警察抓着衣领往地上砸，都是腰椎着地，骨折由此而来。

　　在证据已经充分的情况下，专案组于2004年8月20日将3名涉嫌警察带到昆明市官渡区看守所刑事拘留，进行异地关押。

　　专案组里出了“内鬼”

　　该案第3次调查时间虽短，但侦破过程却有颇多困难、惊险和阻力。

　　展开调查前，李维勤查看了原来的案卷材料。“我发现，证据材料单一，其中除了王树红的控告外，只有3名嫌疑警察的否认。”

　　他说，这样的调查在技术上“犯了侦查的大忌———过早接触当事人，而缺乏足够的第一手外围证据。由此带来的一个负面作用是，3名嫌疑警察有机会互相串供，毁灭证据，给此后的调查造成更大的困难”。

　　李维勤说，这一次调查，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此，调查是在一种半隐蔽的状态下开始的。为了转移对方注意力，专案组表面上称是调查另一件案子，暗中收集该案证据。

　　但是，调查工作刚开始，就发现了“内鬼”。“头天晚上，我召集专案组干警开过一个秘密会议，进行工作部署。”李维勤说，“结果，我在会上说过的所有话，第二天就传了出去。”“秘密召开的案情分析会马上就漏气，这是很凶险的事。”侦查员杜洪说。

　　更为凶险的是，专案组设置的秘密办案地点还被盯梢。

　　李维勤说：“一位愿意提供证据的民警来找我，一进来就对我说：要谈可以，但不在这里谈，换个地方。我当时就感觉到他有顾虑，马上答应晚上再与他联系，他留下手机号码，就匆匆走了。当我送他出门时，我发现门外有人在监视。当晚，我和那名民警在一家宾馆的房间里谈了话。”

　　李维勤说，通过以上两件事和一系列的观察，“我断定专案组里出了‘内鬼’，此后一方面重申纪律，一方面有意识地将我们发现的‘内鬼’调离了核心工作。之后，调查才得以继续开展下去。”

　　谁会为一个农民伤了和气

　　王树红遭到刑讯逼供时，刘自春是丘北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李光兴是刑警大队一中队队长，卢梁甲是刑警大队警员。而专案组展开调查时，刘已被调到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当教导员，李被提拔为刑警大队副大队长。

　　查办此案，专案组得到了当地党委、人大、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但是，侦查工作要面对的是一张无形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网。

　　在丘北县公安局看守所，专案组调取到的王树红《入所体检表》显示：身体状况正常，无外表损伤。“这是一份无罪的证据。”李维勤说，反映王树红在从公安局到看守所的过程中身体未曾受到伤害。

　　但是，专案组了解到，该案嫌疑人刘自春以前曾担任过县公安局看守所所长。而当天送王树红进看守所的，正是刘自春和另一名警察。“因王树红入所时未报病，就没有对其进行检查。”当班警察的证言证实，在这个重要环节上，人际关系代替了制度。

　　此外，专案组还了解到，嫌疑人有亲属在丘北县政府担任要职。“我们在当地时，对方也在找关系活动，制造阻力。”

　　李维勤说，专案组在要求县公安局提供民警照片供指认犯罪嫌疑人时，该局曾拒绝提供。就在本案的调查快结束时，还出现了不利情况———原先提供过证言的两名民警打电话给李维勤，要求撤销证言，称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从不同渠道汇集的信息表明，专案组离开丘北后，曾提供过证言的民警被有关人员召集到一起开了个秘密会议。会上，有人假借“党委研究决定”名义，称“要把胡说八道，给检察机关提供‘炮弹’的警察，开除出公安队伍”。

　　丘北县公安局政治处有关负责人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对上述情况予以否认，称“不知道，没有这样的事。”对该案不愿发表看法，称“等待判决结果。”

　　杜洪说，他在当地听到有人说，“同在一个县城，大家太熟了，谁会愿意为了一个农民伤了彼此之间的和气？”

　　李维勤对笔者感慨说，此案的调查，无形的阻力太大了，“所以，在任何情形下，我都不主张公开几位证人的姓名，谁能保证在暗中没有打击报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