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115师骑兵团老兵回忆420天的战俘生活

战俘生活给李庭芳留下了阴影。本报记者 方谦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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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杀害中国战俘。

沈阳奉天战俘营(日本称为“奉天俘虏收容所”)。

日军残杀中国俘虏。

　　1941年秋天的明月将冀东平原照得恍如白昼。

　　这轮明月牢牢地悬挂在李义的记忆中。因为，“对面鬼子的眉毛眼睛看得一清二楚”。

　　在月光下，八路军115师骑兵团七连与侵华日军的一个连队猝然相遇了。由于是从平地

上一座土丘的两侧分别走出，遭遇来得过于突然，双方都曾有一个瞬间的错愕。来不及开枪，双方即发起冲锋，上刺刀。

　　李义的对手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日本兵。这个结实有力、端三八枪、穿黄呢军服的鬼子没有将看起来还像个大孩子、穿破旧军服、手抡杂牌枪的八路军小战士看在眼里。这种轻视加速了他的死亡。李的家乡唐县习武之风甚盛。

　　李义拨开鬼子的刺刀，一枪刺向黄呢军服的心窝。鬼子的血激射到李义的脸上。

　　这是李义第一次跟鬼子拼刺刀，他18岁。“当时汗把衣服都湿透了。”

　　李义参加的战斗主要在河北保定地区展开。两年后，1943年1月26日，在一次反扫荡中，掩护主力部队转移之后，他成了战俘。在此前的一次战斗中，为掩护一位地方女干部冲出包围圈，李义与她交换了名字。后李义改名为李庭芳，解放后延用至今。

　　2005年6月16日，广州被雨水打得透湿，在流花地区的一栋居民楼里，80多岁的老人李庭芳的思绪不得不回到他还叫李义时的军旅时代，回到给他带来痛苦与耻辱的1943年的集中营。

　　阵地被俘

　　铁丝穿过他和战友的身体

　　李义睁开眼，看到几条大狼狗吐着舌头蹲在身边，还有七八个日伪军持枪看守着他和几个战友。

　　他们是1月24日进入唐县魏庄岭阵地的。这里是冀东地区党政军民来往晋察冀边区的要道，离保定、石家庄都很近，也是日军进攻边区的必经之路。

　　1943年初，大量日伪军集结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又一次扫荡。1940年中日战事中著名的百团大战之后，正如彭德怀所预言的那样，日军南下的步伐放慢，但加强了对华北的控制。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多次对华北进行大扫荡，意图吃掉晋察冀边区。

　　七连的任务是在这里坚守二至三天，与定唐支队和十一大队一起掩护边区驻地五万余人转移。时任副班长的李不可能想到这竟是他与日军在战场上的最后一次战斗，此后他将转入与敌人另外一种形式的战斗。

　　百团大战之后，李义所在的部队与日军在华北频繁接触，“有时一天要与敌人交锋三至四次”。

　　李义与日军最后一次战斗中遭遇的是冈村宁次的第二联队。到1月26日下午，七连与其他掩护部队且战且退，进入了西赤村附近一处财主的墓地里，此处柏树成林。这时，七连的两个排已经只剩下11名战士，李义的鼻翼处也挂了花。日伪军将墓地包围，在随后的肉搏战中，李义被打昏。

　　李义昏迷了10来分钟，醒来后，不只看到了狼狗，还看到受伤的30多位战友被捆在柏树上用刺刀挑死，包括他的堂弟。

　　李义本以为自己也会被挑死，他想死在这里也好，因为那处墓地离他的家只有一里地不到。但是日军显然不打算这样杀掉他，李义等五人被押到了唐县宪兵队，第二天又被转移到望都县宪兵队。其间，李与战友齐贵全、胡根杰被一根铁丝相连。铁丝穿过了齐、胡的锁骨，到李义这里则穿过了他受伤的鼻翼。

　　在望都宪兵队的日子里，李和他的战友受到严刑拷打，鬼子逼他们交待主力部队的去向及个人是否共产党员。在拷打中，鬼子将一块烧红的铁块夹在李的膝窝里。现在，老人腿上伤疤犹自清晰。

　　七八天后，李义等七人被带出。开始他们还以为是要被枪毙了，所以都准备了几条有力的口号，准备行刑时喊出来。但是，七人很快与五十余名被抓来的河北农民会合。出了望都城南门后，他们被赶上了火车。

　　石家庄集中营

　　22个病伤者的人头被齐齐砍落

　　下了火车，李义发现自己到了石家庄。在进入石家庄集中营的一瞬间，李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我成了战俘。

　　在中日战事早期，日军对待战俘是一律杀掉。但李义他们硬跟鬼子顶着干，却没有被杀掉。实际上，从1931年到1945年的14年间，日本法西斯为疯狂扩大军备生产、修筑军事工程，曾强迫数千万平民和战俘充当劳工，并致使其中数百万人死亡、伤残。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更加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进一步强化了劳务供给体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义来到了石家庄集中营。

　　李义走进集中营时，注意到大门口挂的牌子是“劳工教习所”。“集中营像个城堡，围墙厚而高，墙上还架有三条电线，围墙四角建有碉堡，黑洞洞的枪口向外伸出，集中营大院内有大碉堡，四周都有射击孔，被俘人员和被抓来的农民，一举一动日寇看得清清楚楚。”李庭芳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进入集中营的第二天仍是拷打。拷打之后，李义的八路军服被脱去，换上了集中营的囚衣。李庭芳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囚衣上的号码“1500”。集中营里不但有李这样的八路军战俘，还有国民党部队的战俘。

　　李庭芳用“非常恐怖”来形容集中营的时日。在这里，伤病者是得不到救治的，死人被装到特制的四轮车上，运到野外后，将四轮车的底板一抽，尸体即跌落下来，为野狗分食。四轮车被战俘们称作“活底棺材”。

　　李义认识了一个拉“活底棺材”的附近农民。农民告诉李，他每天往外面拖死尸，少则五六个，多则十来个。集中营里有很多日本医生，天天拿抓来的活人做实验，做实验没死的，也要把他搞死。

　　这个农民还告诉李义，就在前几天，集中营从日本国内调来了八名新兵，日本军官就从牢房里将八个有病伤的人拖出来，扒光了衣服绑在木头桩子上让新兵练刺刀。其中一个不敢刺，当官的就打他嘴巴，一直到把这个兵打得跪在地上。这个农民说，他来集中营三年多了，日本人三天两头杀人。

　　不久，李义就目睹了这样的一幕。那天，22个日本人要“试刀”，即从牢中选了22个病伤者，让他们跪在当院里。日本人站在他们背后，将指挥刀刀刃向外、刀尖朝上贴附于小臂下，然后迅速从中国人颈项后抹过。人头落地，看谁的动作快，利索，刀口齐整。

　　“那么多人头刷刷掉在地上，脖子上的血喷得老远。”李庭芳说。

　　当时一个被抓来的农民见此情景吓得瘫倒在地，日本军官就让一个新兵上前，把他的头砍了下来。

　　李义在石家庄集中营呆了一个来月，他大致算了一下，有3000余中国人死亡。

　　李义等人很快跟集中营的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他竟然是李义刚进入集中营时拷问他们的那个人。这位叫王任杰的地下党巧妙地利用敌人的手搞掉了不少叛变者，还营救了数十位抗日志士。

　　在集中营的刺刀和鲜血中，李义还跟一个叫李玉青的翻译官结下了某种类似友谊的关系。李玉青原本是冈村宁次第二联队的翻译官，在一次扫荡中被八路军俘虏。并在晋察冀边区学习一年有余，后被放回，但这时日本军队已经不再信任他，派他到集中营做翻译，他对此非常不满。王任杰将他争取过来，为共产党做事。

　　在后来门头沟的一次未遂暴动中，李玉青救了李义一命。1943年5月，当李义等数千劳工被转押到黑龙江做苦工时，李玉青创造条件使一批劳工逃亡。第二天，李玉青即被日军枪杀。

　　北平俘虏收容所

　　劳工被强行抽血，妇女被当众奸杀

　　1943年的春天，小麦尚未长高，刚刚泛绿。在集中营度过一个月后，李义等1500人被抽到北平(京)附近门头沟劳动，为日军挖弹药库。在进行编队时，李义当上了小队长。李开始认为这是当汉奸，王任杰说，由我们的人来当小队长，有利于与鬼子做斗争。另一位同志刘炳臣则成为中队长。

　　日军在南下过程中，显然想把华北作为自己的大后方，在这里广筑工事、仓库。“我们在劳动中有组织有计划地磨洋工，拉屎拉尿半个钟头，开山的速度慢得像老牛。”李庭芳回忆说。

　　由于劳工磨洋工，加之八路军游击队不断搔扰，弹药库进展缓慢。后来，劳工们被押回北平市区，关进俘虏收容所。

　　在这里，李义一天只能吃到二两高粱饭，饿得难受。有一次，日本人还从每个人身上抽走了300CC的血，李义是O型血，更是被抽了400CC，当时就昏倒在地。日军医生用脚踢他，一直到把他踢醒站起来为止。不只是李义昏倒了，被抽血的人几乎都昏过去了。李玉青说这些血浆供给了日军伤员。

　　更为残忍的是，在收容所，拿伤病者练刀是鬼子的家常便饭。练刀时，战俘们还被逼着围观。李义前后就看到80多人被日军砍头。

　　最让李义痛苦及不愿回忆的是收容所里那些被抓来的年轻妇女。鬼子日夜轮流污辱她们。有的妇女跟鬼子打起来，从屋里一直打到屋外的草地上。鬼子将其打昏后，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将其强奸，之后抽出手枪将她打死。一个日军军官并不制止他的部下，而是说了声“约西”。性格暴烈的齐贵全见状要上去跟鬼子拼命，被李义劝止，“手无寸铁，怎么跟他们拼？”

　　李玉青告诉李义，收容所共有270多名妇女，她们将被送到前方劳军。

　　“这一幕就像烙印一样烙在灵魂深处。”李庭芳说。

　　战俘收容所墙高院深，并装有电线，又有一个营的鬼子驻守，像在门头沟那样搞暴动无异于自取灭亡，但逃亡的努力时刻都在进行。

　　一个早晨，李义起床后发现赵福祥等五个战友不见了。他连忙走出屋来，在刺眼的阳光下，他看到五个战友全都挂在墙上的电线上，早已被烧焦，认不出面目了。

　　头一天晚上，当五个人决定深夜爬墙逃走时，李义和齐贵全劝他们不要莽撞，但来自农村的赵福祥等人根本不知高压电为何物，他们认为李义太胆怯，是在替鬼子说话。赵的指责令李义无言以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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