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教授10余年致力于慰安妇调查研究

部分幸存慰安妇的照片 图片来源: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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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7月10日引用一名在法国留学的日本女学生的话说，亚洲慰安妇应该感到骄傲——因为她们消除了在战场上作战的日本军人的不安和紧张，让他们得到放松和恢复疲劳；所以，她们从事的是一份光荣的职业。中山成彬说他“对日本年轻人能够如此深刻地理解历史，极表欣慰。”

　　-中山成彬有必要跪下来，拜读中国教授苏智良的书。

　　-苏智良说：“我听见的每一次控诉都撕心裂肺、血泪交加。13年来，太沉重了，尽管出了好几本有关慰安所、慰安妇的书，但我没有成就感——”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10余年致力于慰安妇的调查研究研究。

　　苏智良最近这13年是这样度过的：一年出门28次，从上海到黑龙江、辽宁、山东、海南……他做的事就是不停地寻找、追访。他面对的人一生都经历惨烈，到现在剩下一个共同的特征：贫病交加、孤苦无助。留给世人的是一张张令人肝肠寸断的老脸：枯瘦、龟裂、呆滞——

　　这是他找到的慰安妇，现在活着的，仅存35名。

　　2005年7月3日，上海高温40度，苏智良刚结束在桂林的追访，赶回上海家中。护送抗日老战士杨养正上海圆梦的信报记者专程拜访了他。

　　让人意外的是，保安也知道上海师大这位苏教授寻找慰安妇、慰安所的事，也认识了不少记者。天长日久，暗生很多民族情绪。拿他的话说“居然日本人也好意思来采访他。”

　　苏教授客厅餐桌上有本日语书籍，翻译过来，书名叫《从上海到上海》。这本书是当年侵华日军军医麻生彻男写的。麻生彻男1937年日本陆军卫生部的见习士官被派到上海战场。他用自己手中的相机拍下1300多张照片，其中的镜头，就有日本至今都不承认的慰安妇，有存在于上海的慰安所。

　　苏智良自己都不知道把这本书读过多少遍，只要一来人，他就将这本书拿出来作证据：“这是他们自己写的，自己看到的，是最真实的记录，是铁证。”

　　这条路一走13年

　　如果规规矩距在上海师大做教授，搞学问，苏智良现在会是另外一种境况，至少他这个斯文书生不会在中国最贫困的地区日晒雨淋，不会因为资金入不敷出让自己的房子贷款100万，更不会天天经历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苦。

　　苏智良开始关注慰安妇是“因为受了刺激”。

　　13年前，他研究的是另外一个行当——毒品。1992年，他在日本东京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从事中国近代毒品史的研究。一次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他和邻座一位日本教授边喝咖啡边聊天。交换名片时，两人都发现对方竟都是研究历史的。那位教授直接就对苏智良说了句：“第一座慰安所在上海吧。”

　　苏智良说，当时他就受了刺激。在此之前，他对慰安所、慰安妇的认识仅限于在东京街上韩国慰安妇的一次游行。

　　“我很受刺激，也有些自责，我是研究上海史的，居然不知道这段历史”。随后，苏智良在自责中开始关注慰安妇。

　　那年他终于有了最大的收获：一天，在东京旧书街神保町的旧书店里，他发现了一张照片。黑白照片的上面，有两排日本式的木屋，中间是碎砖铺就的路，一个日本兵在女性管理者的陪同下，正准备去进入“慰安妇”的房间去作乐。旁边的文字说明是：上海杨家宅慰安所，1938年1月建立，日本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管理。

　　苏智良说，当时，他对这张照片产生极大的兴趣：这个杨家宅在上海的何处？日军为什么要设立这个慰安所？杨家宅慰安所是什么人经营的？这里面的慰安妇是什么国家的女子？这些房子还在吗？还有没有知情者？

　　一系列的问题萦绕胸间。

　　1993年6月11日，苏智良结束留学生涯，迫不及待回国。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寻访杨家宅慰安所。他以为最多2-3个月就能把这事搞清楚，但没想到的是，这一找就是13年。

　　在对上海进行地毯式搜索时，一个个慰安所像文物一样被他从地底下掏出来。东宝兴路125弄的“大一沙龙”、吴淞路松柏里的“三好馆”、太的富里5号的“小松亭”……13年，苏智良一口气在上海找出149个日军慰安所。

　　受害老人为1200元下跪

　　“全国有多少？数以千计。”有多少中国妇女饱受凌辱？苏智良想都不敢想。他只能马不停蹄地将她们找出来，这是一种历史责任，因为这些见证历史的人在一天天老去、死去。找到她们，记录她们、帮助她们，成了苏智良这13年来主要干的事情。

　　他翻开麻生彻男的书，指着一幅图。图上是一只避孕套，上面不仅印有日军标志的圆和星，还有4个汉字：突击一番。苏智良把它翻译成中文，意思是“进攻最厉害”。

　　“从麻生的记录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当年日军是有计划地配备性奴”。

　　苏智良根据麻生的记录发现，当时，日军为了防止慰安妇感染性病并传染给日本官兵，陆军兵站司令部对杨家宅慰安所的慰安妇实行严格的性病检查。当时，慰安所里有个医务室，也是专门给慰安妇体检的地方。麻生彻男每周都来一次，每次都是带着卫生兵开着吉普车过来。在医务室里，有专门给妇女检查下身的检查台。

　　为了严防感染性病，避孕套作为日军的战略物资而被紧急运往前线，仅上海地区，每个月就需要4.3万个避孕套。后来，由于军队的大量需求，避孕套供应不上，因此，日军就要求将使用过的避孕套清洗之后再使用。

　　“我们寻访到上海当时的居民，他们每洗一个避孕套的工钱是日币2钱。”

　　为了达到避孕的目的，日军更是不择手段，他们给慰安妇服用“606”试剂，这种药让这些受害妇女终身都不能生育。

　　苏智良在寻访中发现相当部分慰安妇都没有生育能力。“她们有的根本就没嫁出去，有的被父母送到外县，好不容易嫁了，但没有生育能力，遭受丈夫的殴打、折磨、最后是抛弃。”现在，这些可怜的老人都80多岁了，她们大部分孤身，有的好一点，有养子、养女。但境况都不太好。

　　苏智良找到她们后，通过全球华人组织“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对她们进行帮助。，每个老人每月100元。

　　这些老人大部分居住在山区。2000年苏智良去海南山区给老人们送一年的1200元钱，令他没想到的是，老人竟为这1200块钱下跪。1200元钱对于在城市生活的人们来说算得了什么，可能就是有些人的一餐饭，可现在这些受尽凌辱的老人还要为它下跪。他流着泪一个个扶起这些风烛残年、骨瘦如柴的老人，感觉心在滴血。

　　怀孕慰安妇的凄惨人生

　　苏智良家的书房，整整两面墙的书柜，在最下面一层，一家人都不太轻易去开。夫人陈丽菲也是搞历史的，13年前，和苏智良一起开始中国慰安妇的调查。儿子今年19岁，马上上高三了。

　　现在，三个人都不太轻易去开的柜子里放着40多盘受害者口述的磁带。

　　“每一盘都撕心裂肺、血泪交加。13年来，太沉重了，尽管出了好几本有关慰安所、慰安妇的书，但我没有成就感。”

　　苏智良说到这里就哽住了，半晌没说话，眼睛发红。

　　他找了一张翻拍的照片出来，这是日军当时拍的，几个慰安妇站在一起，其中一个还是女孩模样的人腆着肚子，靠在一壁墙上。

　　这幅照片现在是审判性奴制度时的背景画面，苏智良居然通过他了然于心的记忆，成功地找到照片上这个被迫怀孕的慰安妇朴永星。

　　朴永星早年被人从平壤诱骗到中国南京，成为日军性奴。之后，一直被日军押着辗转缅甸、云南。在远征军的医院里，她肚子里的小孩流产。后来，她经重庆，被遣返回国。朴永星命运多桀，她甚至被日军脱光衣服拍过裸照。

　　2000年，在东京的民间法庭，苏智良参加性奴制度的审判。法庭上的背景图片正是朴永星大肚子的照片。这时，苏智良发现审判庭里，一个老妇人的长相和照片上的孕妇有些相似。果然，老妇人就是照片上的朴永星。后来，朴永星2003年受苏智良的邀请来到中国。她的出现，是审判日军性奴制度的有力证据。

　　如今，老人还健在，84岁的她在朝鲜有一个养子，生活很困难，身体也很弱。今年，陈丽菲的书《追索——朴永星和她的姐妹们》将出版，书中详细记录了慰安妇们的悲惨命运。

　　口述实录撕心裂肺

　　在苏智良的血泪磁带中，有这样一个老人的控诉记录。

　　老人名叫朱巧妹，1910年生于松江小昆山。被日军强征之前，她已经结婚，并怀孕3个月。老人的控诉声泪俱下——

　　“刚被抓去时我已怀孕，日本军官根本就不管你肚子里有小囡，生完孩子两个月后，又再遭强奸。我怕死，一直忍受日军的暴行。日军炮楼里的那间房屋不大，是专门为强奸我们而设立的，里面有一一个浴缸，一张床。我们进去后要先洗澡，洗了澡日本兵就在浴缸边的小床上强奸我们。除此之外，日本兵从没采取过任何卫生措施，连命都差一点丢掉，哪里还有什么报酬？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9年底，每周至少有5次，有时更多，现在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具体我已记不清楚了。记得有时被抓进去关上一天，才放回来。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前面跟你们讲的‘七个姐’里，梅姐是我的婆婆，那时已经50岁了，日本鬼子真是罪孽呀！风姐是我婆婆的妹妹，也有40多岁了。大姐周大郎是我的远房姐姐，我们一家四个人遭难，真是苦呀！

　　我的丈夫周守文因看我遭受日军的折磨，愤而参加当地的抗日游击队，但后来不幸被日军抓住，被活活打死……”

　　没有声嘶力竭的悲哭，苏智良说，经历这么多，这些老人自己都有些麻木了，她们哭都哭不出来，但听她们说完，自己感觉像死过一次。

　　走出苏智良的家，记者去了浦东南路钱仓街350号。这是日军当时的旗昌栈慰安所。院子中间是两层建筑，共有38个房间，日军当时在这里设立军官慰安所和士兵慰安所。

　　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海港职工大学，原来的两层建筑还在，现在都变成了教学楼、办公楼。当年慰安妇的检查房现在变成了教务办公室，二楼设立高校继教中心。

　　学校放假，院子里静悄悄的。

　　没有人在意它的过去。

　　上海的另外148处慰安所，大多已经消失，有的正面临拆迁，它的过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开始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