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东
1969年，殷海光去世。在他辞世之前26天完成的《海光文选自叙》一文中，他说“……我近年更痛切地感到任
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
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自古以来，柏拉图等大思想家的顾虑，并
不是
多余的。”
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台湾自由主义领军人物殷海光晚年思想转向的总台词。在余世存汇编的《非常道：1840-1
999的中国话语》中，上面这段话被收在“自觉”篇中。殷氏早年是一个强烈的反传统主义者，在他所确定的中国自由主义
者的6个标准中的第一项，即为“抨孔”。这位“五四后期人物”延续了五四一代先锋知识分子的造反意识，自认真理在握，
似乎与维系千年的传统伦理有着深仇大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及其临终，才作出这样的喟叹：“我的思想刚刚成熟，就在
跑道的起跑点上倒下来，对于青年，我的责任未了，对于苦难的中国，我没有交待！”，“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
爱，希望能再活15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南朝的刘义庆搜集前汉到南朝间众多人物的逸话，成《世说新语》一书。这本书展现了魏晋时代知识分子的风貌，被
视为名士的自由赞歌。余世存所编的《非常道》，效仿的是《世说新语》的体例，内容也同样局限在政界和文坛人物的非常话
语上。不同的人，可能会从这本书中读出不同的味道。而我，愿意将这本书所记录的历史，看作是一个无所敬畏的时代的开端
。
天津教案后，曾国藩曾感叹自己“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这是一种敬畏。对神明的敬畏出自一种宗教情怀，对清议
的敬畏，则来自道德的约束。而这种敬畏意识，在不久之后，就被自认先进的主流知识分子视为迂腐。
《非常道》里记录了这样一段掌故：民初，逐僧毁寺渐成风潮。滇军师长李根源亲自督军上山，指名捉拿虚云和尚。
虚云只身往见。李根源责问：“佛教何用？”虚云答说：“自古立国皆以政教并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心为
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何身而不治？”李为之折服。这样的对话，只是各种激进思潮和运动过程中逸出的一朵别样浪花。自“
五四”以自由的名义打倒“孔家店”，以科学的名义反对宗教信仰，一直到“破四旧”和“文革”，是那些全无敬畏意识的知
识分子和政客，发出了这个混乱时代的最强音。
1942年10月19日，延安召开有2000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6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在会上宣读了他对王实味
问题意见的《备忘录》，引起与会作家的不满。周扬、丁玲、刘白羽等当场与萧军在主席台上展开辩论。后来萧军说，“这样
吧，我先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想一想是不是都对呢？”丁玲紧接表态说：“这百分之
一很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百分之百全是你的错，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都没有关系
！”在《非常道》中，这则掌故被收在第一篇“史景”中。这的确是一种历史景观，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至今：“百分之百全
是你的错！”这种自我全能的神话，代替了宗教，也泯灭了人心中的敬畏。
历史正义要以历史真实为基础，这要求编者对材料有所甄选，不让“小说家言”以信史的面貌出现。而《非常道》的
部分选材未免过于随意，且不注明原始出处，个别段落有以讹传讹的嫌疑；夹杂在事实叙述中的一些个人褒贬，有时未见高明
，不同篇目下的掌故选择，也显露出编者价值观的矛盾与混乱。显然，这是本有很大完善余地的书籍，如果编者不能完成自我
超越，它就始终只是一个有趣的文林武运话本而已。《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余世存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5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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