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士元：一个公民续写的故宫历史

　　单士元：一个公民续写的故宫历史

　　在溥仪出宫后，单士元进宫，他见证了故宫由王权向公权转变的全过程

　　★ 本刊记者/罗雪挥

　　“我这一生看过五种旗帜在故宫飘扬：大清的龙旗，共和的五色旗，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日本的膏药旗，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单士元回顾其在故宫工作的70余载，寥寥数语便拂掠过纷乱兴亡，落定在新时代。

　　1924年底，溥仪被驱逐出宫，当时还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念书的单士元，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对皇宫中旧藏文物进行点查，工作时需要佩戴证章。

　　其时，故宫里住家与旗人杂居，原清室内务府旗人与随溥仪出宫之人遭失业，生活无着落，单士元常受到他们的白眼。一次他刚从家走出胡同，两位街坊怒视，对曰：“这个小子参加革命党了，把他扔到什刹海里去。”

　　1925年初，单士元真正进入紫禁城时满目凄凉，每到一院落都是蓬蒿满地，高与人齐，年轻人不得不手持镐锹镰刀为点查的政府官员和教授开路。

　　当时，管理非常严格，要进入故宫必须有人担保，保证其人品可嘉，而且担保的人还要有一定的财产。为确保文物安全和自身清白，大家都穿没有口袋的工作服，袖口还要用白带子扎紧，不得单独游憩，不得先进或后退。

　　历经10个月的点查工作后，1925年10月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单士元得以留职。当时被推举为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的李煜瀛先生用大抓笔半跪着写了“故宫博物院”五个大字，单士元即捧砚在侧。

　　1931年，日军侵华，恐珍贵文物毁于战火，故宫文物中择精品装箱南迁。单士元因一家老小均在京城，被派留守院中，负责看守，先分配在文献馆，后调至图书馆。

　　其女单嘉筠回忆，那时父亲的名头已经很大，往来的常有文化界名人。

　　日本人占领北平后，曾想让单士元担任日伪占领的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单士元拒绝；1938年至1941年间，他称病很少去故宫上班，靠在辅仁大学兼课糊口，家中经济困顿，吃不起白面，只能够吃杂粮磨制的劣质混合面，经常得用镊子从面里往外拈马毛。

　　新中国成立后，单士元做了主管业务的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1960年，大赦后的溥仪曾来故宫参观，由单士元陪同，当他走到其原住所的宫殿时，连声说“真整洁，我都不认得了”。

　　后来形势急转，单士元在“破四旧”的潮流中被一撸到底。当时故宫正在进行收租院的全国巡展，内容是用泥塑揭露大地主刘文彩的劣迹，不收门票，群众可以随便看，而故宫其它各处均闭馆。单士元被吩咐在收租院扫地，革命小将用扫帚打将过来，闪避不及的单士元眼皮上留下了永远的伤疤。

　　文革结束，单士元恢复副院长职位后，干了很多“不合群”的事情。比如有人出国要带故宫的国家一级文物真品，他拦住了，只让带仿制品；作为文物鉴定专家，为避嫌疑，他从来不为别人鉴定文物，不吃请，不要钱。“我父亲的‘缺点’就是太执着，当年赶上了国学鼎盛时期，还保留着老派学者的作风。”单嘉筠说。

　　1985年，单士元由副院长职改任故宫顾问。

　　其间，他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写了《我在故宫七十年》一书，汇集了他毕生研究故宫的心血。可惜出版社嫌商业性不强，而单士元又不愿意加入清室轶事猎奇部分，使得这部著作难见天日，后来由启功先生襄助三万元人民币才得以面世；二是1994年以私人身份参观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并且见到了60年前随故宫文物南迁到台北的旧友那志良。

　　之前，二人早在80年代就设法谋面，那志良还为此到香港守候，可惜单士元因故未能成行；90年代初，为见面，单士元到香港守候，而恰逢千岛湖事件，两岸关系紧张，那志良因此出行受阻。

　　1994年，终于相见时，那志良老泪纵横，连说，没办法，太欢喜了，欢喜时也是要流泪的。而当年初建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学者中，海峡两岸故宫各剩单士元、那志良两人。

　　晚年，单士元因病入院，他对女儿单嘉筠说，自己纵然一生清贫，但在故宫工作74年，并没有拿故宫的东西赚过一分钱。他自己的一生就是在续写着故宫的历史。★

　　(感谢单嘉筠女士和《故宫史话》一书的责任编辑张士林先生对此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