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的故宫隐喻

　　“公共”的故宫隐喻

　　具有公众交往功能的故宫博物馆，扩展了我们的“公共空间”，丰富了我们的传统

　　★ 文/雷颐

　　虽然我们今天的“博物馆”是近代以来从日本引入的许多“外来语”之一，但“博物”却是古已有之，如有“博物君子”、“博物洽闻，通达古今”之谓，不外指人博识多知；博物馆的英语是“Museum”，源于希腊神话中掌管艺术、知识女神缪斯(the Muses)。总之，“博物馆”是汇集、展示、传播知识的重要场所。

　　尽管中国是“声名文物”之邦，好古博雅者甚众，搜集鉴赏奇珍异宝、文物古董向来是从平民百姓到文人学士、帝王将相的雅好，但不是皇家珍藏就是私人摩挲把玩之物，从无公共博物馆。公共博物馆，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从一开始，就被纳入近代中国的启蒙话语之中。

　　1849年刊行的徐继《瀛环志略》就提到西方一些国家的“古玩库”，此后最初“走向世界”的洋务人员、留学生在各种“游记”中将自己亲见的各类公共博物馆介绍给国人。他们笔下的“画阁”、“古物楼”、“集奇馆”、“积宝院”使“公共”传统匮乏的国人闻所未闻，眼界大开。而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的重要组织上海强学会，则明确将其与启蒙、强国联系起来，因为博物馆“博览兼收，以为益智集思之助”。“益智”是开启民智的重要方面，“集思”则强调了知识、思想、观念交流的公共性。

　　如果不算在华外国人开办的博物馆，张謇于1905年筹建的“南通博物苑”是中国自己创办的第一个公共博物馆。也就是这一年，清王朝准备行“新政”而到欧美考察的大臣们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详细介绍了在外所见的公共图书馆、动物园、公园、博物馆，而后感叹：“中国以数千年文明旧域，迄今乃不若人，臣等心实羞之”，建议朝廷也学习西方兴建各种公共设施。可惜“时不我待”，第一家“官办”博物馆的创立则在清王朝覆亡之后了。由于拒不主动革新政治，“皇宫”最终也变成了“博物院”。皇权败、民权兴，昔日皇宫成为所有公民都可进出的“故宫”，是历史巨变、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无独有偶，法国国王的卢浮宫，也是在“大革命”后的1793年成为属于大众的公共博物馆。

　　按照“公共交往”理论，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人聚集到一起欣赏同样的东西，使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对其加以评判，彼此讨论、争论，亦即“集思”过程，渐渐形成一种“交往”。哈贝马斯写道：“展览馆像音乐厅和剧院一样使得关于艺术的业余判断机制化：讨论变成了掌握艺术的手段。”正是在这种讨论与对话中，“公众也达到了自我启蒙的目的，甚至将自身理解为充满活力的启蒙过程”。

　　今年是中国第一个公共博物馆创办百年，也是“故宫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虽然时间不长，但作为近代启蒙话语引入的公共博物馆实事上已经成为我们“传统”的一部分。如果取消公共博物馆(“文革”中所有博物馆都曾一度关闭)，人们反会感到不适。具有公众交往功能的公共博物馆，扩展了我们的“公共空间”，丰富了我们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