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学者为中国公益事业把脉 破局需解六大难题(2)

　　难题4：大型公募基金会与“草根”组织如何更好地合作？

　　现在，中国的公募类基金会有800多家，全国性的有80多家，还有200家是慈善总会和地方慈善总会。这些机构有很强的筹款能力，同时自己也在做项目。而大多数“草根”组织却为资金发愁。民间的和半政府性质的差异，导致了我国公共基金会和草根组织在资金上的极大不平衡。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合作双赢的思想在这里尤为重要。

　　徐永光(中华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

　　最近一个时期，我一直在反思大型公募基金会，它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什么？它应该如何和小的“草根”类NGO合作，把中国的公益事业做的更好？

　　我认为，这些机构不一定是做项目做的最好的机构，它实际上应该是最好的筹款机构，但是这些机构自己都在做项目。第二个问题，这些机构的资金循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些机构成立的时候都有政府的背景。实际上资金循环到最末端的时候，几乎又回到了政府部门去做事。比如说希望工程的钱到了最下面，也就是到了共青团地方组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公募基金会向老百姓、海内外捐赠者要的钱，最后到了中国政府的机构里面去做项目。但是，很多“草根”类真正的民间组织很难得到资金。所以我们这些大机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是要帮助这些“草根”组织发展。说的更准确一点是合作。

　　这个合作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利用这些大机构的影响力和“草根”组织进行项目合作。第二是利用公募基金会的免税，帮助“草根”组织筹集资金，这个就是张淑勤女士的做法。第三个方面，就是大的公募类基金会应该把自己定位为公共募款机构，主要是筹钱。把筹到的资金，分配给“草根”组织，分配给这些最能够做项目，项目做的最好的机构。这样就形成合理结构，有一部分机构只是筹款，有一部分机构就是做事。这样的一种合理结构对中国的NGO事业发展非常有利。

　　难题5：如何建立一套鼓励公益事业发展的税收制度？

　　不同的人对慈善公益事业与税收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有时候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否根源于人们对慈善公益事业的角色和定位的认识的不同？

　　Lester M.Salamon：政府有责任通过税收减免促进公益组织发展

　　因为公民社会组织能够对社区生活作出很大的贡献，所以政府应该对这些机构组织支持，而不管是直接支持还是间接支持，都通过一些指导原则来实行。

　　比如其中一个原则是政府有责任支持税务安排以促进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其包含的内容有两点，第一、各类公民社会组织都应有资格享受税收的减免。第二、各种公民社会的组织的收入应该免税，而这些收入用于支持公民社会组织的基本目的。

　　如果商业收入非常大的话，国家也可以选择与公民组织有关目的的收入进行免税，无关业务收入则增税。增税应该和一般企业的所得税一样。除了收入和采购以外，还应该有一些特殊的规定，就是抵扣公民社会组织慈善的捐赠。通过税收信贷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说，根据慈善捐赠金额的比例，税收责任直接抵扣。慈善税收减免应该限制在合理的比例以内，而不应该影响纳税人的收入。对于慈善机构的捐赠，对于公司和个人应该同样适用。而且慈善税收减免，不分现金捐赠还是款项的捐赠，都应该可以享受慈善捐赠的政策。慈善税收减免也应该适用于广泛捐赠的机制。捐赠的管理应该清楚明了，也应该公开。这样的话，相关部门拒绝收税减免，他们可以根据规定进行审查。

　　Howard Schoenfeld(普华永道？)：慈善组织也有纳税义务

　　从我的角度来讲，中国的税收机构一定要由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来负责有关捐赠机构、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有关税收问题。它必须要成为中国非常强大，而且有效的政府机构。这样的话，才能给这些非政府组织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从而促进他们的成长和发展。

　　我们必须明确减税只能限制在公有市场价值方面。我们要考虑相关的法律和措施，也就是要加强一些规定来确定一些可以接受的评估方法和评估价值。另外一个考虑就是税额的减免。而这个方面的立法还不清晰，关键在于每一个立法机构必须要经常改变、修正目前的规则。中国在这方面建立了非常重要的原则。

　　我们考虑一下什么情况下NGO应该免税？我们可以分析这样的问题，如果中国进行这样的工作，必须要非常认真考虑动态的变化。商业组织应该怎样去做？在中国法律下的商业组织他们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进行游说和进行减税。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些激励因素，让这些公司建立一些慈善机构。这里的问题是平衡，我想对于慈善组织我们要开发一些法律，我们要考虑他们是企业，同时也是纳税人，也不能够完全都听从他们的意愿。

　　难题6：如何培养个人和企业的捐赠文化与公益意识

　　有的时候，NGO是某些最贫困的人唯一的希望，因为它扮演了一个公正的角色。从本质上而言，社会公正是NGO的一个关键的角色，它提供了相关的建议来实现可持续和积极的变化，从而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无论是社会公正和民主的彻底实现，还是NGO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他们不仅需要公民在实践层面上的积极参与，更需要文化和制度层面的不断培育。

　　捐赠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文化。它源于我们内心深处对弱者的一种人性关怀。捐赠意识的培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它需要NGO、学校、NPO等多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

　　邓国胜(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教授)：警惕个人捐赠下降趋势

　　在这里，我想强调指出，我们应该关注和警惕我国的捐赠模式，即个人与企业捐赠不足，特别是近年来个人捐赠呈下降趋势。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国外个人捐赠恰恰是慈善事业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一个重要的基石。

　　我的观点来自于我们所2002年在全国六个省市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NPO的就业规模非常小，其中非会员性组织在提供就业方面的贡献会比会员性组织大一些；中国NPO的就业和经济规模非常低，但是未来的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大的；最为重要的是，近年来中国NPO收入结构当中企业捐赠的比例持迅速上升的趋势，而个人小额捐赠则呈一个迅速下降的趋势。

　　我想，造成个人捐赠比例下降的原因主要与这几年中国媒体和社会公众呼唤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关。同时，私人企业家发展很快，掌握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多，这些企业家希望通过社会捐赠树立一种社会形象，获取一些政治资本也是原因之一。其次，越来越多的慈善机构认为个人捐赠的成本太高，而从企业获得捐赠成本比较低。

　　这样一种捐赠模式(即个人捐赠下降)的后果可能会增大慈善机构筹款的风险，也会影响到筹款的持续性和长期性。另外，个人捐赠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精神和价值，所以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点会有很多不良的后果。所以我们的政策建议是，要加强公民的教育。我们在这方面做的非常不够。慈善机构只是为了筹款而筹款，而没有做长期的教育工作，所以慈善机构要加大这些教育力度，也需要学校、社区承担社会化的工作，动员个人捐赠，加强其社会责任感。同时希望政府部门尽快推出这个市场，让慈善机构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Bala Thakrar(亚洲公益事业基金会主任)：只有改变人们的捐赠心态，才能保证捐赠的长期性和持续性。

　　我认为，从基金会层面而言，我们应该进行审慎的调查，确保我们对资金的使用是有效的。也使捐赠者对我们机构有信心，从而鼓励捐赠。同时给一些志愿者机会，并且进行宣传。只有改变人们的捐赠心态，才能保证捐赠的长期性和持续性。

　　Genevieve Timmons(澳大利亚？)：认人们理解捐赠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公正

　　从志愿者层面而言，更好的理解义务工作或者志愿工作不是很廉价的，这有助于捐赠文化的培养。大家一定要对志愿工作采取一种认真的态度。在培养志愿工作方面，我们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经验教训。比如2000年我们在悉尼举办了奥运会，这是非常积极成功的。几百万澳大利亚人都参与了志愿工作，他们非常高兴。而且给我们带来了长久的有价值的经验，无论是口头流传的还是书面记载的都有很多。

　　除了理解这些志愿者之外，另外一点就是要协调志愿者并且将志愿者和需要志愿者的组织进行很好的分配。互联网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可以将志愿者和需要他们的组织连接起来。有50%的工作都是通过这样的平台使个人和组织之间建立了关系。

　　最后一点是社会公正，我们必须要能够将具有影响力的资源应用在我们面临的公民社会当中的严峻问题上。我们必须开放的寻求、培养一种文化，这是为了寻求社会公正的目的进行的业务捐赠而不仅仅是慈善目的。我认为政府、公司和个人，如果有足够的财富都应该培养这样一种捐赠的文化。他们应该去关注社会，认识到自己的职责。

　　袁岳(零点调查公司？)：企业家应该了解，积极投身于公益有助于提升企业品牌

　　我主要想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所做的与中国捐赠问题有关的报告。其中，当问到如果有50万会干什么的问题时，有很大一部分人会说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很小一部分人是进行捐赠。而高收入人群进行的捐赠当中，大部分人费用是在一千块钱以下，较少数的人会有一万块钱以上(1.72%)，在中国即使比较富有的基层也并不积极捐赠。此外，一个热衷于公益事业的企业容易获得消费者的青睐。这也使得企业了解到，如果积极投身于公益事业的话会有助于对品牌的提升。

　　我们看到这些数据可以得到一些什么启示呢？首先，要注意培养捐赠的文化意识与榜样模式有关。在中国捐赠并不是因为道德意识，很多是出于对家庭、亲友、周围人群的帮助。在其他捐赠中间，很重要的因素是政府的要求。还有一个捐赠原因就是榜样原因，比如说可口可乐和宝洁公司。其次是环境激励。三资企业捐赠的比较多，主要是因为企业的捐赠环境。与之相关的是组织文化。很多企业发现如果让员工有较高尚的行为，有助于员工增加对企业认同度。再次是NGO组织平台。发展较好的组织才能够凝聚更多的人，NGO要有较好的营销模式，建立良好的品牌口号，从而取得他人的信任，同时才能凝聚较好的人才。最后就是校园实践。实际上捐赠是一种习惯，人们在一种环境里面有这种氛围会加强他这种捐赠行为。在校园中间加强捐赠意识和训练，有助于以后会形成这种较好的习惯。

　　最后，我顺便强调一点，那就是资源交换模式或共同发展模式是捐赠的真正价值所在，有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在捐赠中，人们通常认为强者帮助弱者，而共同发展的意识非常不够。弱势群体在心理上很容易受到伤害，但仍然有自己的能力和资源。

　　资料链接：

　　霍普金斯全球公益学者项目

　　该项目始于1988年，目的是希望在业界提高人们的一种意识，以及将这个行业中的专家、学者建立起一个网络，让公民对公益事业有共同的了解。每一年该项目举行六到八次会议，都是由一些专业人士、从业者和公民组织、公民社会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大多来自于美国和世界的最高学府，一起共同进行学术方面的研讨。每一个参会者都有自己的项目和研究方向，他们进行着独立的研究，这些项目源于他们国家公民社会领域的一些需求，同时也反应了一些美国的现实。

　　霍普金斯每年会组织一个年会，这个年会并不是对有关国家的研究项目进行论文式的研讨，而是关于东道国的研讨。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关于公民社会领域的共同主旨，追踪了世界各个国家这方面的发展，从而了解每个国家所发生的最新情况。除了在会议上进行研讨和倾听之外，霍普金斯还要制订一个会议宣言，主题就是其研究的重点。目前，霍普金斯已经出版了14-15本会议宣言，这些宣言总结了大会上面人们所讨论的议题。该会议是由来自世界45个国家的专家创立的，本次大会有来自30个国家的代表，再次证明了公民社会领域的活力。

　　COMPACT

　　是发端于英国的一种政府与NGO之间的合作框架模式，目前在新西兰、加拿大、南非等国家都在进行倡导和推广。其基本思路是：政府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类NGO之间签署具有指导意义的合作框架协议，将一部分公共资源提供给NGO，委托他们开展公共服务，并接受政府和社会的评估与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