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动牵线中美日安全对话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李慕瑾报道 曾经接待过不少国际政要人物的北京大学本周又迎来了三位美国贵客，一场智库会谈由于其参与者的身份和时机引发了外界舆论广泛关注。

　　据“中美安全对话”中方委员、北大国关学院王勇教授向《国际先驱导报》披露，这是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动牵线、由中美日三方重量级智库人士参与的安全对话会议。

　　布鲁金斯做中日“红娘”

　　据介绍，这次与会的美方三位“领头人”都曾经在国家安全系统任职：前国家安全副顾问史坦柏格(James B Steinberg)、前国安会官员杰弗里·贝德(Jeffrey A Bader)、前国防部主管亚太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坎贝尔(Kurt Cambell)等。

　　中美智囊战略对话的“第二管道外交”从1998年开始定期举行，一般由重量级智囊机构承办。但中美日的三方会谈却是第一次。

　　此间观察人士指出，美国高度关切目前中日持续紧张局面，于是有了这次主动牵线，议题主要集中在东海能源以及台海等安全战略的讨论。东道主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明，该学院名誉院长为钱其琛。袁明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外经贸部中美顾问小组成员，兼任美国纽约“亚洲协会”董事会董事及日本立命馆亚太大学客座教授。故外界研判认为届时中、美、日主管战略的官员，可望列席会议。

　　据王勇教授介绍说，美方态度十分主动，并提出日方与会人士由他们去联络。下一步布鲁金斯学会还准备在中国设立一个常设中心，促进两国决策层的沟通。王勇认为，美国准备充当中日之间调和人的角色，美国并不会希望中日太靠近，但如果中日关系搞得太僵，对美国也没有太多好处。

　　“第二轨道”为高层对话铺路

　　中美日三方对话的倡议是与会者之一的坎贝尔提出来的。不久前，坎贝尔发表文章指出：如果中日因钓鱼岛或东海问题而发生实质冲突，美国将怎么办？他认为，日本及中国都是美国投资及贸易方面的伙伴，如果他们争执必然损及亚洲经济的发展，那绝对会使美国受到影响。

　　坎贝尔认为中美日三方在以下方面都有共同利益关切：都需要能源供应的安全；对抗恐怖主义；都希望朝鲜半岛无核化；都希望和平解决领土争执；都愿见亚洲经济继续繁荣发展。

　　曾主持过与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中美安全对话”的现代院美国所所长傅梦孜向本报指出，坎贝尔十分熟悉中国事务，且擅长沟通工作。美台之间防务会谈就是在坎贝尔在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任内的推动下于1997年开始的。2000年由于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事件造成中美军事交往中断，当年11月以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坎贝尔为首的美国高层军事代表团访问北京，为两国恢复军事交往迈开了一大步。

　　另一位与会者杰弗里·贝德曾在美国政府部门任职长达27年，且公职生涯主要集中在中国和东亚事务。他于2005年4月11日被布鲁金斯学会聘请为中国中心主任。日前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就指出，该中心任务不仅研究中美关系，且要研究能源、金融和中日关系等。

　　傅梦孜认为，布鲁金斯学会具有战略眼光，“二轨管道”将为战略对话提供技术层面支持、及足够的咨询讨论空间。

　　未来中美日“2+2+2”新模式

　　“机缘巧合”的是，一周后中美首次高层级对话即将在北京举行。这将是美国与中国建交以来，首度举行如此高层级的会议。据消息人士指出，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将于七月三十一日抵达北京参加这次会议；而大陆方面则由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领军。

　　佐利克表示，这项对话的目的是要“超越议题”，亦即“登高望远”，是“为了避免因为误判形势而导致危机”，从全面的角度面对两国关系及对全球的影响。所以这项对话一方面是讨论安全、经贸、能源等个别议题，一方面也是讨论因为这些议题而产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中美缺乏机制化的、定期的战略对话。不像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国那样，拥有固定的战略对话机制。如日美两国政府战略对话以美国务院和日本外务省为主体，最高层对话指副部长级和内阁成员级对话。此外，美日韩、美日澳等有三边战略对话机制。因而中国提议两国应建立高级别战略对话机制。

　　傅梦孜披露，中美、中日都开始了首轮战略对话，美日外交部长及防长之间也有“2+2”，目前决策层背景浓厚的现代所正在推动未来“2+2+2”模式的中美日三方会谈。

　　“危险地”搭建“增信释疑”平台

　　不久前，中日首轮战略对话中，李肇星外长明确地向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谷内正太郎表示，反对美日“2+2”战略对话中将台湾列为共同战略目标，并倡议中美日三国加强战略对话。

　　可见，刚刚起步的中美、中日“高层对话”还无法与美日盟友间“战略对话”相提并论，各方在安全关切上有交叉点，更有不同点。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哲指出，中美日三边关系目前处于不平衡状态，中日不和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在东亚的广泛利益，因此美国也想更多介入中日之间。而三方会谈，无论是学者层面还是决策层面，对中美日评估、处理三边关系具有积极意义。台海问题、东海问题、美在日驻军问题，正是在这样一些“危险地”更需要美日共同对中国做出说明。越是困难时期，就越能体现会谈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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