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西安东关曾出土大量黄金

　　“东关挖出黄金了！”这是60年前发生在古城西安的一桩特大新闻，颇具轰动性。本报根据日前面世的相关中日学者记述特别推出独家解密报道，以翔实的资料披露这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也方便读者从一个侧面了解抗战时期西安老百姓的生活状况。

　　黄金是稀有而贵重的物资，历来是一个国家发行货币的物质基础。自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西安黄金黑市交易疯狂猖獗，扑朔迷离，黄金价格沉浮，直接导致市场物价的涨落

，影响到了老百姓的生活。

　　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西安东关挖出了黄金。这是一个轰动一时的事件，也是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许多西安的老人虽然都仍有记忆，但其回忆却各有出入。

　　黄金出土的四个版本

　　根据本报记者考证，抗战时期，发生在西安东关的这桩黄金大案说法不一，仅黄金挖出的时间及经过就有中日至少四种记载。

　　1、1939年说，见《西安旧事》：“在东关正街东北，过去有不少花园、别墅、庙宇和教堂等。1939年在这里还发生了一件轰动西安的‘金沙案’。那是端午节前后的事，有两个工人在‘救世堂’后边挖土。忽然，他们挖出了一个铁箱子，打开一看，里面装的全是金沙。因为分配不均，二人打起来。有位卖豆芽菜的老乡路过此地，便劝解他们，还帮他们将金沙分成两个口袋，但两人还嫌不均。结果，打闹声把警察引来了。警察把金沙箱子抬回警局说要交公……”

　　2、1940年说，见日本人加地有定所著《穿越遥远的时空——一位日本老人对西安的追忆》：“1940年，一个挖墓人在东关挖出了大量的砂金。地点在东关东北角‘万灵庵’的北侧。那里是墓地，砂金可能是明代或清代埋下的。过去的人为了死后也能过上好日子，在下葬时，要同时埋下金子。传说挖出的金子有一大箱，不是块状而是圆豆形。一箱金子，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啊！”

　　3、1941年夏初说，见《碑林文史资料》：“西安市东关长乐坊八仙庵以东，北至郭城城根地方，昔为一片乱葬坟地。一九四一年夏初，一商家死一晋籍相公(学徒)，雇两名贫苦人在乱葬坟地挖坑埋葬。挖约一米深时，怕野狗刨尸，又继向深挖掘。不料挖出一个有九寸长、五寸宽、六寸高的黑色铁箱。箱子周围写有“东、西、南、北”四个字，上面写有“第七箱”三个字。箱盖与底座锈牢，无法揭开；乃用镢头将铁箱打破，看见箱里装着麦麸状的黄色金属(事后人称麸金)，皆不识为何物。当时有一卖豆芽者挑担经过，趋前观看，先用手抓出一大把，抛撒坑外地上，随又抓一大把装入衣服口袋，弃担逃跑，这时，两个挖坑的人，始知是黄金，因私分不均，发生争吵。附近群众闻声前来，争在地上拣拾。当时长乐坊设有警察派驻所，闻讯后立即由所长率人前来查处。因箱破坏，命二人抬至派驻所。

　　4、1941年10月27日说，见《秦中旧录》：“1941年10月27日清晨，有两人从东关一医院抬出一具尸体去更衣后坊的义地去埋葬：两人在挖墓时挖出一个铁箱，打开后发现是许多颗粒状的东西，大如扁豆，薄如麸皮，拿在手中沉甸甸、亮闪闪。他们不知是什么东西，正在发呆时，恰巧有一卖豆芽者路过抓了两把后说：‘这是金子，你俩还不快拾？’周围居民闻之，都来抢拾，后警察闻讯，将剩余箱金带走。”

　　黄金到哪里去了

　　从上述几种说法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一箱金子最后被警察拿去了。那又是怎么处理的呢？第四种说法接着进行了详释：当天西安一家报纸头版头条刊出特大新闻：标题是“东关义地掘出大批黄金，重一百四十斤，存于八分局。”令人惊讶的是：该报又在次日头版发了一条新闻，标题为：“八分局朱局长谈掘出黄金经过，黄金净重六百一十七两。”一天之内竟减少了这么多，然而，数字的变化并未到此结束，由八分局上缴到市警察局，又缴到省政府，每上缴一次，数量便减少一次，致使各界群众对此议论纷纷，当局为掩人耳目，密令西安市各金店遇有持麸金求售者，一律没收缴公，但仅一纸空文。

　　后来，当局为了堵住众人之口，宣称用所剩黄金在新城东门外建造了一座“中正堂”，解放后，“中正堂”改为“群众堂”。又被拆除，后又在其原址上改建成今天的人民大厦。

　　黄金是谁家的

　　那么，这箱黄金源自何方呢？也有几种传言，持1939年说者认为：“据事后考察，挖出金子的地方是唐太宗时礼部尚书李道宗的府第故址，可能是其后人为逃避‘安史之乱’而埋在地下的。这件事过了很久，还有人在这一带寻找金子。骗子们也借此机会大行骗术，把城隍庙道院炼铜的铜渣子拿来，先行埋下。然后故意趴在地上寻找，忽而大声喊叫：‘我找到了几块！’真还有人因此而上当的。”

　　而持1941年说的人则认为：从铁箱上所写“第七箱”字样，以情理推测，当非民间所有，应出自历代皇朝所埋。长乐坊非秦汉皇宫旧址，不需臆测。考唐朝兴庆宫在唐长安城内兴庆坊，今西安的兴庆宫公园及长乐坊皆唐兴庆宫的一部分。此地原是唐玄宗在藩邸时与其兄弟五人的住宅。唐玄宗开元二年将此藩邸改建为离宫，称为兴庆宫。开元十四年又收并周围的邸宅和寺院，重加扩建谓之“南内”，建筑宏伟富丽，为玄宗朝代政治中心所在。因为这里距城南曲江池的风景区较近，成为唐玄宗和其爱妃杨玉环长期居住地方。唐玄宗在这里沉醉于游乐宴饮，朝政日益腐败，导致安史之乱发，玄宗仓皇奔蜀，至马嵬坡三军不前，赐杨玉环缢死。嗣后唐末朱全忠挟迫唐昭宗迁都洛阳时，兴庆宫遭到极大破坏。

　　从这段历史的变乱史实推测，这箱金子可能是唐玄宗或唐昭宗在遇叛乱之际埋藏的。又铁箱上写有“东、西、南、北”四字，及“第七箱”三字，似为埋物标志方位和数次，或在此第七箱之前，尚有第一、二、三、四、五等箱，未可知也！

　　抗战时期的西安黄金市场

　　我们知道，东关挖出黄金后，有一批被人们拾去，很可能就会用来交易，因此有必要了解一下，抗战时期西安黄金市场的状况。

　　抗战时期，西安是大后方几个主要金融市场之一，游资充斥，黄金交易相当活跃。西安的黄金交易，初开始是自发的，没有固定场所，其地区一般是在盐店街、梁家牌楼一带，有时受到军警宪兵的干扰纠查，遂转移到广济街、社会路、粮道巷、平安市场等地。上市物品不光是黄金，还有棉纱、布匹、香烟、食糖等。抛售者高声叫卖，欲购者前来搭腔，互相在袖筒内掐指头议价，成交后，买方开支票，凭票收货，支票参加银行交换。人称“马路市场”。后来虽在盐店街内成立了联合交易市场，但也只是昙花一现。

　　西安的黄金来源有三：一是重庆的“天宝渝”金条，一是上海的“申条”，一是香港的“港条”。1943年国民政府在重庆抛售黄金时，“天宝渝”银楼就专做陕西帮的生意。该店溶铸的十两重金条，条形工整，重量准确，标明“天宝渝”字样，信誉较高。抗日战争期间运入陕西的金条，多数是“天宝渝”金条。由上海运回的“申条”，多是条重十两，条形较长，凹凸不平，不太规格。“港条”重5.999两，交易时按条论价，一般不再论重找补。

　　抗日战争期间，西安黄金主要来自重庆，一般庄号多有采购人员，由重庆采购，每次缠入腰间，搭乘汽车，或坐飞机，往返运输，人称“驮金的驴子”。抗日战争胜利后，改由上海采购。而黄金价格，自1944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一直波动剧烈，如：1944年元月每两黄金为1.40万元(法币)，到年终就上升到3.40万元(法币)。1945年元月，每两黄金为3.70万元(法币)，到7月份就上升为20.30万元(法币)如此起伏动荡，变化莫测，直接影响着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普通老百姓深受其害。那批失散到民间的金子结局如何，也就成了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团了。(本报记者 范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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