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黑龙江省恢复强制婚检的争议，大有升级之势。就在法学界人士质疑此举“越权立法”之时，这几天，相继从广东、北京、上海等地，又不断传出建议恢复强制婚检的呼应，其理由都是：取消强制婚检后，婚检率锐降、新生儿缺陷率增高。
我无意对这条规定本身评头论足。只是，强制婚检的前前后后，法规修正—实施—出现新问题—否定或变相否定，这条轨迹里，我们看到了多少似曾相识的影子，又看到了多少
法规政策被“召回”与“返修”———交通法规“撞了白撞”的规定，像个绕口令游戏一样翻来覆去；“暂住证”取消不到两年，一些地方的公安部门又欲申请恢复；春节烟花爆竹从“禁”之日起就争议不断，终于扛不住又“放”了；一些地方公务员强制带薪休假制度，实施仅一年就叫停。
诚然，我们可以说，这反映了“政策要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完善改进”的特点；甚至还可以说，这体现了有关方面“善于吸纳意见、有错即纠”的精神。但是，对有着至高无上严肃性、权威性与稳定性的法规政策来说，时间是衡量其价值的重要标准。大量已经或是正被热议着“返修”的法规，推出之日起就纷争不断，实施不长即面临“召回”、“返修”压力，绝不能简单地用“特点”和“精神”来掩盖其弱点。这个弱点是什么？我们口口声声强调法治至上，但是，骨子里有多少人真正视法规为铁律？
从许多弱不禁风的法规里，我们大抵都能看到类似原因：或是制定者漫不经心，自以为是，随意性强，导致啼笑皆非的法规一再出现；或是仓促起草，没有经过充分的调研论证，对法规实施效果无法准确预见，留下许多后遗症。这样说，很多人必会不服。这次黑龙江省决定恢复强制婚检，据说，也是经过当地人大反复调研的结果（当然，他们也说了：从来没取消过，何谈“恢复”）。此言一出，很多人大跌眼镜：若是连“国法大还是地方法大”这样简单的ABC都混了，人们凭什么相信这些立法者的水平？即使“纠错”，岂能再以另一个错误的方式来“纠”？靠制度约束人不假，但是制度的好坏、先进与否，取决于制定者的水平、见地。
政策法规一旦“召回”或是“返修”，要支付高额的社会成本：这一来一回，已经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众形象，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这样的代价，当不堪承受。
摘编自《人民日报·华东新闻》7月27日文/吴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