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言商，商人基于最大化利益本能反对这种合作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合作购药”切走其很大一块蛋糕。但作为公众服务者的相关部门持如此暧昧的态度，就很让人不解了：“合作购药”这种社区自发的创新，能给这么多人带来实惠，又没有损害到他人合法利益，为何不能旗帜鲜明地予以政策支持呢？要知道，“合作求便宜”乃小民一项朴素的自然权利，这项权利自然地蕴含于法意中，不证自明，无需法律的明文确认。
虚高的药价就是一头价格野兽，从生产商到药房，这中间可谓经过层层黑洞层层加码，出厂价十几元钱的药，到了医院却成了100多元；医药代表成为非常赚钱的新兴职业；以药养医成为各大医院公开的行为。在如此高价压力下，老百姓想到“联合起来以批量的形式购买便宜药”，这是一种出于自我保护、自然理性指导下的经济理性。
确实，从文明的发展来看，这种朴素“小共同体”的文明层次是比不上商业企业这种组织形式，但是，因为市场制度的缺陷，在我们的市场中，与商业企业这种高级组织形式对应的是高昂的药价，高得离谱啊。人们认同市场企业这套体系，是因为这套体系能极大地减少成本，但医药市场却完全走向了反面。如此，老百姓凭什么不能“倒退”，从而选择“合作购药”这种虽原始朴素但却实惠的模式？
至于一些大药房质疑的“房屋简陋质量岂能得到保证”，这种霸道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老百姓不是傻子，药关系到他们的生命，既然他们选择了“合作购药”这种形式，他们会有充分的经济理性思量这一问题；至于有关部门说到“新事物没有相应政策支持”——没有政策支撑，为何不出台政策呢？政府不就是政策的制定者吗？新京报(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