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业功的妻子杨玉珍：老杨，你视工作比命贵

　　新华网北京7月28日电　题：“老杨，你视工作比命贵”——采访杨业功的妻子杨玉珍实录

　　记者张严平、张选杰、李国利

　　2005年6月27日下午，新华社记者在北京采访了杨业功的妻子杨玉珍。访谈中，一段段

感人的讲述，一次次真情的表白，让记者看到了妻子眼中的共和国将军的内心世界。

　　杨业功生前最后的职务是第二炮兵副参谋长，部队在北京分给他一套师职干部住房。这是一套老式住宅，杨业功一次都没走进过这个家门。卧室里摆放着几个老式箱子，这是他们结婚时打造的，至今杨玉珍都舍不得扔掉。每当看到这些东西，她都会胡思乱想。她说——

　　真希望老杨是出差去了，毕竟那样，他还有回家的时候。

　　我们结婚30多年来，他总是很忙很忙，在他心中，工作比命还贵。家，就好像是他的临时住所。我们家里常年放着两个旅行包，一个装满了迷彩衣、黄胶鞋和其他生活用品，另一个装满了书籍和办公用品，这些都是他下部队时必备的。

　　他患病后，每次下部队回来，都先要在沙发上坐好久，一句话也不说。有时，我很想和他说说话，他只是点点头、摆摆手，不搭理我。我知道他是累了，不忍心多打扰他，就去收拾他刚刚放下的那两个包。因为，说不准什么时候他又要出发……

　　1996年年底，他任基地副司令员后的一天晚上，杨玉珍不会忘记。当时，杨业功身上湿漉漉地回来了，冻得直打哆嗦。杨玉珍一再追问才知道，他是和战士们一起在水里挖光缆沟时浸湿的——

　　我心疼他，忙着为他端热水、熬姜汤，忍不住小声埋怨他不该把自己的身体不当回事，年过半百的人了还逞什么强。开始他不吭声，后来就不耐烦了，板着脸说，工作干不好，要身体干什么。他还说，以后回到家不要问他干了什么，他很累，不想多说话。

　　我真担心呀，怕这样下去会把他的身体累垮的。

　　杨业功对家人要求非常严格，从不让家里人用公车。有一次，杨业功下部队检查工作，恰逢儿子杨波涛休探亲假，悄悄钻进了他的车里，想乘着父亲的车回家。结果，被杨业功赶了下来。说起这件事，杨玉珍眼泪汪汪的——

　　我平时不用他的车，上街买菜都是骑自行车，这也罢了。那次，他对儿子这样做，我心里着实心疼，和他吵了一架，好几天都没理他，儿子军校毕业后去了连队，休假回来想搭他个便车都不让，他是不是没有人情味啊？

　　本来，他答应我好好的，说如果车能坐下，就把儿子捎回来。

　　那天，我很高兴，想着能见儿子了，骑自行车买了一大堆的东西，做了一桌子的饭菜，等着他和儿子回来。没想到，他回来了，却让儿子在火车上站了十几个小时。

　　他说车是配给他的，不是配给儿子的，不能开这个先例。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职务越来越高，杨业功的工作越来越忙，越来越累，终于倒下了。

　　以前，我总是希望他，要是有个病多好啊。这样，他就可以在家多呆几天了。当他真的累倒了，住进了医院，我才知道我以前的想法是多么多么的傻。

　　医生说他得的是癌，不治之症。一下子，我觉得天好像要塌下来了，每天晚上都为他偷偷掉眼泪，可他没事人似的，一天到晚忙的还是工作，想着他的兵，想着他的导弹阵地。还在病床上写述职报告，打电话给部下交代任务，做完手术就天天闹着要出院。

　　他根本就没意识到，在他住院期间，是我们全家人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

　　杨业功是在农村长大的，从小过惯了苦日子。在他的一生中，俭朴的生活习惯一直没有改变。

　　我们家的家具基本上都是“老古董”，餐桌柜子是20年前他当处长时制作的，沙发是他当旅长时买的，电视机也用了十几年。

　　1996年，我们换了新房子，本想借机添置和更换一些家具、电器，可他只让营建办的同志简单地粉刷了一下就搬了进去，什么也没让买。布置新家时，我看见原先用的窗帘比窗户短了一大截，就说买个新窗帘增添点气氛吧。他却让我找一块颜色相近的布料接上一截，继续用。

　　生活中杨业功对自己非常苛刻，甚至有些吝啬。他一生没有穿过一套西装，外衣多是几十元一件。杨玉珍说——

　　他的俭朴说出来都让人难以置信。一件腈纶秋衣穿了18年仍舍不得扔掉，几条旧衬裤的松紧带失去了弹性，他也只是让我换根松紧带后又穿到了身上。我多次对他说，现在生活好了，穿一件新衣不行吗？我也给他买过几件新衬衣，可他还是不肯把旧的换掉。他总是说，生活还是简单些好，没有必要浪费那个钱。

　　老杨好歹也是一个领导干部，光在军职岗位上就呆了8年，参加的大活动、出席的大场合也不少。考虑到他工作的需要，我几次硬拉着他到大商场想给他买一套西装，可他就是看不顺眼。其实我知道，他骨子里就是不想花这个钱。

　　作为妻子，现在想起来我真是很内疚、很难过。

　　杨业功工作忙，平时很少与妻子、孩子在一起。他曾多次许诺，等退休后好好补偿一下，尽一尽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可这成了永远的遗憾——

　　老杨的内心感情十分丰富，爱我们也爱得很真、很深。2000年6月，我因窦性心率过缓到北京做手术，当时他正在北京开会。手术前，他抽空赶到医院陪我。手术期间，他一直等候在手术室外。手术后，他为了多一点时间陪我，天天来回奔波，一直守在我的病床前，饿了就到楼下买个盒饭凑合一下。

　　儿子结婚，他虽然不允许请客吃饭，只在部队文化站搞了一个简朴仪式，但他却忙里忙外地张罗，写对联、挂彩灯，布置新房，从早到晚整整忙乎了一天。

　　2004年7月1日。杨业功的病情急剧恶化，开始说胡话了。那时，杨玉珍期望着杨业功能亲口交代一下后事。

　　医生对我说，没有奇迹了。我一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握住他的手贴在我的脸上。可是，直到他去世，他的嘴里嘟囔的全是“操作”“出发”这些让我似懂非懂的话，没有给我和孩子们留下只言片语，没作任何交代。

　　现在我想起这些心里就悔得要命，也许这是我一生犯下的最大错误。如果我能多劝他几句，让他尽早去医院检查，他的病情就不会延误。如果在他住院时，我能劝他安心治疗休息，不要再劳累，他的病情可能不会那么快恶化，他也就不会那么匆忙地离开人世。

　　杨玉珍讲完这些时，已是泣不成声。我们决定中止采访。没想到，就在我们起身告别时，她用手擦擦眼泪，突然说，她还想说几句话，是说给杨业功的在天之灵。于是，我们又重新坐在她的身旁，静静地听她说——

　　老杨，你在听吗？你能给我说说话吗？哪怕只有一句。我现在想明白了，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工作，因为你是个军人，你是个共产党员。

　　老杨，假如生命真的有轮回，你依然会选择部队，我仍然会选择你。你依然会拼死拼活地忙工作，我仍然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你。因为，我知道，这就是你。

　　老杨，我和孩子们永远爱你，永远想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