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薛暮桥 经济泰斗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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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30日00:55 新京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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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内求知奠定经济学大师基础，牛棚撰书及时出版经济改革启蒙教材 ●突破禁区力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老骥伏枥倡导推动市场取向改革
薛暮桥于今年7月22日走完了他的百年人生路。今年3月，薛暮桥获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1991年，薛暮桥与外孙一起习字。
1980年，薛暮桥在无锡与老友孙冶方合影。
工作之余的薛暮桥在锻炼身体。
薛暮桥撰写著作时的情景。他所撰写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累计发行1000万册。 7月22日傍晚，北京城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 北京医院太平间19号冰柜，一个普通的小格子，101岁的薛暮桥安详地躺在里面，当天17时12分，他走完了近乎完美的人生。 连日来，在薛暮桥生前的房间里，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房间里摆满了花圈和花草，气味清香，久久不能散去。薛暮桥的家人选择用满屋的深绿来祭奠他们最尊敬的长者，它沉静、朴实、清新宜人。 牢监大学毕业 3年的监狱生活中，薛暮桥学习了世界语、世界通史，但读的最多的是西方和苏联学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 1904年10月25日，薛暮桥生于江苏无锡县礼社镇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里。 15岁那年的一天，正在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初二的薛暮桥听到噩耗：爱面子的父亲在50岁生日的前几天，害怕债主逼债，悬梁自荆 半年后，薛暮桥辍学到杭州铁路车站当练习生，学习会计。 “此时，父亲对数字表现出特殊的敏感。”薛暮桥的三女儿薛小和介绍说：父亲只用3个月就完成了6个月的学业。车站的老会计因为一直没有培养出接班人，多年没有休假，看见父亲很快就完全掌握了会计业务，才放心地休假去了。 薛暮桥当年的秘书、现任中国保监会副主席的李克穆对薛老惊人的记忆力叹为观止：对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的经济统计数据，薛老可以随口道出。 20岁的时候，薛暮桥已经成为当时沪杭铁路车站中最年轻的站长。铁路工作的经历让他结识了大量工人，也目睹了军阀祸国殃民的暴行，并最终投身于铁路工人运动。 1927年，薛暮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在杭州被捕入狱。薛暮桥和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关在甲监5号。面对死亡判决，张依然每天坚持读书五六个小时。 有一天，张秋人把书一扔：“怎么还不枪毙我？”薛暮桥非常惊讶：“既然知道快死了，为什么每天还要读书？”张秋人答道：“我们活一天就要做一天革命工作，在牢里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读书。” 这句话对薛暮桥触动很大。回忆录里，他写道：“这是终身难忘的教诲，我一生没有忘记他的教导。” 从此，薛暮桥养成了心无旁骛的习惯。监狱里、禁闭室中，薛暮桥都置若无人，如醉如痴地沉浸在书本里。 3年的监狱生活中，薛暮桥学习了世界语、世界通史，但读的最多的是西方和苏联学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些为他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奠定了基矗 1979年，薛暮桥赴美访问，一位教授问他是哪所大学毕业的，薛暮桥答道：“我是牢监大学毕业的。” 稳定根据地物价 薛暮桥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而不取决于它所包含的黄金价值。 出狱后不久，薛暮桥幸运地遇到了经济学的启蒙老师陈翰笙。陈翰笙反对引经据典，反对不做调查研究、空谈理论，注重田野调查。 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后，薛暮桥发表了第一篇经济学调查报告：《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文章以家乡礼社镇的薛姓家族经济状况变迁为主线、揭示农村封建经济破产的必然。不久，该文被翻译到日本。 抗战前夕，薛暮桥担任《中国农村》首任主编，刊登大量调查报告及论文，批评农村改良主义，论证变革土地制度的必要性。 抗战爆发后，薛暮桥参加了新四军，担任军部教导总队政治教官。在历险皖南事变之后，他辗转来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主持经济工作。一个难题摆在薛暮桥的面前：在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日伪政府发行的伪币的压力下，根据地发行的抗币处于劣势，物价急剧震荡。 薛暮桥研究认为：稳定物价的惟一办法是驱逐法币，使抗币独占市常这一举措实施后不久，抗币和法币的比价便由原来的12变成了16，囤积法币的地主纷纷抛出法币，抗币占据了市场，物价大幅回落；为防止物价继续下挫，根据地加大抗币发行量，购进物资，从而稳定了物价。 解放区没有黄金和外汇，怎么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西方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就货币和价格的关系，薛暮桥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而不取决于它所包含的黄金价值。 30年后，世界各国废止金本位制，“币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原理了。 牛棚内撰写著作 薛小和去探视父亲时发现：父亲每天收工后，就坐上小马扎，趴在床沿上，一笔一画地写他的书。 湖北襄樊五七干校一间低矮的营房里，薛小和见到了久违的父亲：疏于生活的薛暮桥把从家里带来的四床被子全都盖脏了。 这一年是1969年，薛暮桥65岁。 1966年的那场风暴一开始，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薛暮桥就身陷旋涡。他被认为是“三反分子”、“走资派”、“经济学界反动学术权威”。其理由是他写文章称：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公有制占100%并不好。 薛暮桥首先被关押在办公室内，当时通称：牛棚。薛小和回忆：与父亲关在一起的还有一位董姓造反派头头。 薛暮桥再次用上杭州监狱里用过的办法，趴在办公桌上，旁若无人地孜孜读书。 1984年，在“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50年茶话会”上，薛老说：他只有两次读书的机会，读了两个大学：“牢监大学”和“牛棚大学”。 一天中午，门口的守卫和往常一样，喊薛暮桥和董拿饭票买饭，薛老往卫生间一看，才发现董已经上吊自杀，尸体已经僵硬，而薛老因为读书竟全然不知道。 1967年的冬天，薛暮桥全家被“勒令”离开百万庄附近的部长楼，搬到真武庙附近和一个姓张的老太太合住一套房子。 在张老太太眼里，薛暮桥全然不是什么“牛鬼蛇神”，更像是一个落难书生：薛老的生活自理能力差，她经常看见薛老对着冒气的水壶手足无措地喊：水开啦！ 在干校，薛老是岁数最大的一位，夏季花生成熟的时候，薛暮桥的主要工作是看花生：防止孩子偷地里的花生。薛老是孩子最喜爱的看守，在他沉醉书里时，孩子们就可以溜到对角偷花生。 冬季，薛暮桥的主要任务是烧猪食。一次，薛老一把一把地将柴草往锅灶里送，一个火星爆在了棉裤上，烧掉了半个裤脚才发现。 这是他惟一的棉裤，冬日里，年近7旬的薛老穿着破棉裤走来走去，“风从洞里吹到全身，冻得真难熬”。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每当他从别人旁边走过，人们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他。 就在这种前面看似没有一丝曙光的时候，薛暮桥在酝酿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初稿。 薛小和去探视父亲时发现：父亲每天收工后，就坐上小马扎，趴在床沿上，一笔一画地写他的书，每写完了一稿，父亲就笨手笨脚地将稿纸整整齐齐地装订起来，封面用一种漂亮的美术字写上书名。 在干校完成数稿后，薛暮桥恢复了工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撰写工作进一步加快，1979年8月，这部历时11年的经济学著作在经过7次修改后在青岛最后完稿。12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而此时的学术界正是一片荒芜，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需要一本对全体干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启蒙的教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出版恰逢其时。 日本《产经新闻》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中国有一本书，跑遍全北京都买不到，这就是薛暮桥所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各经济机关、公司和北京各国大使馆都想买，也买不到。”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推荐这本书干部必读材料和高等院校经济系的教科书，全国各省紧急加印，发行达1000万册，创下了专业理论著作空前的纪录。 大力扶持个体经济 能不能让个体户上天安门？薛暮桥的提议在报章上引发了激烈地讨论。 “靠紧些。看着我。别眨巴眼。好嘞１2005年7月25日，阳光洒在天安门广场的游人身上，杨建在为几位游客照相。这是他今天揽到的第7笔生意，按约定，每笔生意（4张照片），杨可以挣到15块钱。 杨是天安门广场上的个体摄影师。从1979年年底始，每天早晨，杨建就带着马扎和一个水杯来到这里，开始一天的工作。 那年春天，杨建从北大荒挤上了回城的火车。车站里，挤满了和自己一样面容饥饿而又惶惑的回城知青。资料显示：1979年前后，全国像杨建一样的回城知青达1647多万。时称“待业青年”的这批人，就业须由劳动局统一调配，报到后在家等待一个家属提前退休、顶替接班或内部招工的奇迹。 1979年7月18日那天，杨建在《北京日报》上记住了一个陌生的名字：薛暮桥。 在那篇题为《关于城镇劳动就业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文章中，薛暮桥指出：老职工提前退休，子女顶替的办法不妥，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发展生产，广开就业门路，改革劳动管理制度，丰富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 薛暮桥认为：1958年把自负盈亏的公私合营商店和手工业合作社几乎一扫而光之后，一方面大量的社会迫切需要的工作没有人干，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劳动者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在运输业、建筑业、饮食业、修理业、服务业等当时城市非常需要，却又非常缺乏的行业，应改变过去有些人将其视为“资本主义漏洞”进行封堵的做法，允许发展集体企业甚至个体户。应鼓励回城青年自找就业门路，恢复传统小吃、小摊点等。这一观点后来被决策者概括为：“广开门路，三扇门（指国家、集体、个体）就业。” 能不能让个体户上天安门？薛暮桥的提议在报章上引发了激烈地讨论。这一年，薛老已75岁，刚刚复出，担任国家计委顾问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决策者最终同意在回城知青较多的北京试行，取得良好效果。 当时，灵机一动的杨建从行李中拿出了一架破旧的“海鸥”照相机，走上了天安门广场，为了安全起见，杨把关系挂在街道服务联社。 一位业内人士估计，26年来，杨建及其同行拍摄的照片约在1亿张左右，在广场付费留影的有两三亿人次。 同年，从北大荒返城的李晓华，和杨建一样，加入了个体户的行列。凭借一台美国冷饮机，李靠2毛钱一杯的冷饮完成了原始积累。后来李晓华成了名列《福布斯》巨富榜的亿万富翁。 2004年底，全国个体私营企业2720.07万户，从业人员达9604.36万人，占GDP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不足1％增长到30%以上。而1979年私营企业是0，个体经济为14万人（户）。 修补计划经济缺陷 在不断完善、修补之后，薛暮桥发现了计划经济的制度缺陷。 “与其他学者显著不同的是，父亲更习惯于从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得出自己的观点。他不太注重概念，遣词用句也不大准确。”薛小和这么评价父亲。 比起其他学者，薛暮桥具有天然的优势：新中国成立之初，薛暮桥即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首任统计局局长；和其他官员相比，薛老又多了专家的思维和探索的精神。 薛小和说：“从一开始，父亲就直接参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和其他人一样，他也认为计划经济是一个好的制度，并极力想办法做好它，也就是在不断完善、修补之后，他发现了计划经济的制度缺陷。” “父亲并没有用理论来推断个体私营经济存在的合理性，早年在上海时，他对那里发达的市场经济就有切身的体验。”薛小和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期，父亲经常穿梭在集贸市场的小贩中间，询问行情。即使出差在外，薛老也要去当地的农贸市场走一走。 有一次，薛暮桥把北京城里的一个木匠叫到了家里做家具。木匠抱怨：活太多了，忙不过来。薛老问：招几个徒弟行不行？木匠回答：不敢，害怕说是资本主义。 按照当时的政策，雇工8人以上者，就属于剥削性质。 “当他为之献身的事业竟然走到与其初衷完全相反的道路上去，并且由他和整个国家一起吞下自己参与种下的苦果，给他造成的刺激会更深，促使他反省的动力会更大，推动他改革的愿望会更迫切，他对改革目标的认识也容易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薛小和说。 在一篇文章里，薛暮桥指出，从1957年到1977年我们搞了整整20年“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这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说得严重一点儿，是空想社会主义”。 1980年10月，薛暮桥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说，资本主义“有一点也可以，现在还不可能叫资本主义绝种”。在一片沉寂的学术界，他的观点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当时，改革的方向正在探索之中，在一份内部材料中，薛暮桥因为强调市场调节而被列为“第四类人”，同时在小范围受到批评。 晚年推动市场取向改革 1991年，薛暮桥把多年的改革主张进行了一次综合论述，把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在父亲101岁的一生中，最后20多年是他最辉煌的。”薛小和说，虽然新中国后，薛暮桥已经成为部级官员，但是有很多的话只能憋在肚里。 1980年，薛暮桥组建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薛小和介绍，因为各项改革都会触及不同部委的利益，而经济研究中心是咨询机构，不存在利益牵扯，因此，当时设计每一项改革措施高层就会习惯性地问一问：先问一下薛老怎么说。 物价改革是薛暮桥极力推动的制度改革———在当时，有关部门对物价调整的顾虑极大，担心导致物价水平猛涨，引发群众不满。 “有一天，街道通知我们去开会，以为什么事呢，原来是研究大米涨价的事。”薛暮桥的二女儿、原国家计委干部薛小沂回忆，“一斤大米从一毛八涨到一毛八分四，不知道开了多少会，最后不了了之。” 与此相仿：一盒火柴由2分钱涨到3分，研究了很多年没有结果。 薛小沂说，改革的症结是：计划思想作怪，政府总想把什么事都揽下来；改革触及部门利益：生产环节希望涨价，而流通环节则反对。 薛暮桥把目光盯在化纤制品和棉制品的价格上：当时，化纤制品价昂，积压较多，而棉制品则供应紧张。他大胆地提出了经过再三考虑的主张；取消布票，化纤品价格降下来，棉制品涨价。他认为这样的调价不存在一些人担心的风险问题。 最终，国务院批准了薛暮桥的建议。调价很顺利，既解决了棉布的供应紧张，又使化纤布得以放手生产。这次成功提高了大家对调整价格的信心。 1990年，改革进入一个关键时期，保守思想回潮，苏联和东欧的剧变让左的思想找到了原罪的理由：他们认为，苏东剧变是由改革开放引起的。 这一年的7月5日，政治局常委邀请一些经济学家座谈经济形势和对策，薛暮桥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苏东剧变仅仅以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解释是不够的。 薛暮桥认为，苏东剧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而采取零敲碎打、修修补补的改革做法，至多是延迟矛盾的爆发，把国民经济引入慢性危机，而不可能求得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和同资本主义竞赛的胜利。 这一年，薛暮桥86岁。回到家中，他对自己的发言并不满意：岁数大，思维没有原来敏捷，中间又插话频繁，该说的没说清楚，内心很不平静。7月15日，薛在烟台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封信，书面陈述意见。 1991年春，薛暮桥针对可能使改革发生逆转的思想倾向，写就《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从商品、货币、市尝计划、劳动工资、财政税收、银行金融、所有制、企业制度等10个方面进行分析，把多年的改革主张进行了一次综合论述，把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1999年仲夏，薛暮桥患“帕金森”症住院治疗，整整六年之后，2005年7月22日17时12分，这位老人与世长辞。 ■家人缅怀 我和爷爷同月同日生 我和爷爷同月同日生，整整相差80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把爷爷当作是我的方向，妈妈给我起名叫薛幼桥，只允许有“暮”和“幼”的差距。 在爷爷的影响下，我高三上半学期开始自学经济学原理。虽然，我学的是西方经济学，而且很多东西都是一知半解。但是，我确实想模仿爷爷。我想明白他研究了一生的学问都是些什么；我想明白爷爷是怎么用这些理论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和经济学。孙：飞飞 爷爷不轻易外露感情 爷爷一生真诚认真。我记得小时候吃橘子。当时国家收购橘子皮入药，我向爷爷建议：我们把橘子皮晾干卖钱。爷爷听了非常生气伤心，他说橘子皮对我们也没什么用，送给国家也是应该的，怎么老想占国家便宜。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爷爷动情生气。 爷爷感情很深，可不轻易外露。记得我考取赴美研究生，来北京接受美国教授面试。到北京家后，我发现没带一条正式像样的裤子。爷爷听说后，赶紧脱自己的裤子，要给我穿。最后，我还真是穿着爷爷的裤子去面试。孙：小刚 我对爷爷又疼又崇拜 在我从小的记忆里，爷爷每天伏案写书，只有在吃饭和看新闻联播的时候，才会静静走出房间。爷爷不管身边嘈杂的声音，专注于经济学研究、著作。 长大之后，我虽然很少跟爷爷交流，但是经常站在房间门口偷偷看爷爷。老人家不是在写书，就是闭目养神。记得有一次，我偷偷站在门口看见，爷爷正巧写完，要把一个笔套进笔帽，爷爷手哆嗦怎么也套不进去，就生气地把笔扔在桌子上。 这些小事我一直记得，因为每次看到他，我心里又疼又崇拜。孙女：毛毛 A20-A21版撰文：本报记者谢言俊 图片由薛暮桥家人提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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