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有对“父子兵”

　　    文/本报特派记者郑蔚

　　    在我国东北大地，到处都流传着抗联抗日救国打鬼子的故事，无论在哈尔滨，还是牡丹江，杨靖宇、赵尚志、马占山、周保中、李兆麟……他们令人敬仰的名字和传奇般的故事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里；但要在很短的时间里找到60多年前的抗联战士，并不容易，毕竟60多年过去了！

　　    就在我们寻访到高玉林老人前，哈尔滨的朋友曾为我们推荐了三位抗联老人作为采访对象，却很快都被迫放弃了：有的老人正住院治疗，还有的

老人外出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最后通过黑龙江省直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我们得到了82岁高玉林老人家的住址。令我们激动不已的是：高老的父亲也是老抗联，高老是幸存的为数不多的“抗联父子兵”。于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们敲响了位于哈尔滨道外太古六道街的高老的家门。

　　    那是个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几乎所有的陈设都有了十年以上的“家龄”。要不是墙上老战友赠送的“烽火真金”的条幅，谁也不会将主人与烽火连天的年代联系在一起。但当高老握住王龙祥和我的手时，我们依然可以从他硬朗的身板和眉宇间的英气里，感受到老人戎马生涯铸就的军人气质。高老向我们打开了话匣子：

　　    “红枪会”怒举抗日旗

　　    我8岁的时候，就知道日本鬼子侵略东北，让我们遭老罪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人民的奴役太深了。什么叫“没有人权”？那时候，东北人民就没有一点人权。日本鬼子推行的是“关屯并户、十家连坐”。只要日本兵看到三个中国人在一起说话，就可以说你“反满抗日”，当场抓走；还要十户连坐，十户人家的老老少少都要蹲笆篱子。东北本来是“北大仓”啊，但自日本侵略东北，东北人民吃不饱饭。交不出粮食的，冬天被日本兵扒光了衣服浇凉水，往死里打。我父亲高俊峰是条汉子，“9·18”事变以后，东北军跑了，我们乡里组织起“红枪会”抗日，我父亲是“红枪会”的大队长。但就凭几枝红缨枪，怎么打得过鬼子？“红枪会”很快被鬼子打散了。

　　    父亲是个神枪手

　　    “红枪会”失败以后，我父亲不再给地主扛活了，整天里，不是上南屯，就是去北庄。眼看家里快吃不上饭了，那时我也十多岁了，有一次埋怨父亲：“咋不干点活，顾顾家呢？”父亲深深叹了一口气：“孩子，咱们只要是亡国奴，就别想过上好日子！”

　　    有一次，父亲试探地问我：“玉林，我募捐到几支枪，今晚要给咱们部队送去，你敢吗？”我这才知道，父亲正在组织抗日救国会的活动，已经是地下党。我当即答道：“敢！上哪去都敢！”从此，我就跟父亲干上了，为父亲放哨、送信。

　　    不久，我们发现屯子里常常来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这引起了父亲的警惕。一天晚上，父亲匆匆赶回家，对我说：“咱们的身份已经暴露了，赶快去通知抗日救国会的会员，明天一早奔部队。”从此，我跟随父亲跨进了抗联的行列，编入东北抗联十二支队三十六大队第二中队，父亲是中队长，我是通讯员。

　　    父亲的枪法好，让敌人闻风丧胆。有一次，鬼子出动了大批人马追击我们。我们刚吃完早饭，鬼子的汽车就到屯东头了，我们赶紧从屯西头撤出来，在大坝的掩护下西撤。只见从鬼子的汽车上下来一个指挥官，被当兵的众星捧月似地围在中间，正拿着望远镜搜寻我们部队的踪迹呢。

　　    正在断后的父亲，看见部队已经撤远了，就从战士手上拿过连珠枪。他趴在大坝上，对准那鬼子指挥官就是一枪，将那个鬼子官放倒在地！这下鬼子顾不上找抗联了，“乒乒乓乓”乱放一阵枪，就抬着鬼子官的尸体逃回去了。我后来才知道，被父亲一枪打死的鬼子官是个叫小林的少佐。

　　    亲眼看见父亲倒下了

　　    我们成了鬼子的心头之患，于是，鬼子从肇东、肇源、长春岭等地调动了大批的兵力来合围我们，还逼着老百姓站电线杆，一看见抗联队伍路过就报告。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支队决定从东进改为北撤，返回小兴安岭。

　　    当我们走到一个叫做一马哈的地方，突然被鬼子包围了。鬼子将我们中队与大队分割了开来，我们一齐往外冲，几匹马中弹倒下了，情况十分危急。我父亲发现鬼子正企图合围我们，立即命令一位姓郑的小队长：“你掩护通讯员冲出去，告诉大队快速前进，我们在这里掩护。”

　　    我一听父亲的话，知道要抵挡几十倍于我的兵力，绝对是九死一生。我都要急哭了，大声喊道：“不，我也一起打掩护！”

　　    “执行命令！”父亲对我大吼一声，转身带领战士冲向敌人。

　　    冲出包围的我，心里一直惦记着父亲的安危。没隔多久，只见父亲的大青马也突出包围，向我们跑来了。我心中一喜：父亲突围成功了！转眼间，大青马赶上了队伍，但马上的人却不是父亲，是支队政治部主任张瑞麟。我急忙问：“张主任，我爹呢？”

　　    张瑞麟勒转马头，久久说不出话来。原来，刚才父亲眼看敌人越聚越多，硬逼张主任骑上自己的大青马撤离，自己仍在阻挡敌人。

　　    后面的枪声越打越激烈。我突然看见，从硝烟弥漫的林子里，一个熟悉的身影冲了出来，边向后面打枪边跑，那射击的英姿一看就知道是父亲。就在他转身飞跑的时候，在鬼子炒豆一样的枪声里晃了几晃仆倒了。

　　    我哭着，喊着爹要去跟鬼子拼命，被战友们死死拖住，撤出了战斗。

　　    我成了抗联机枪手

　　    1941年是东北抗联最艰苦的日子，就在那年，部队领导看我身高1米80多，让我当上了机枪手，扛上了足足有25斤的歪把子机枪。

　　    那年冬天，我们在铁力附近的依吉密河一带活动。没想到，狡猾的鬼子讨伐队从我们在依吉密河取水时留下的痕迹，悄悄地摸向我们的营地。炊事员老徐正要到河边准备做饭，一看穿着黄呢子的鬼子上来了。老徐把锅一扔就跑回来报信了。我们都在屋里，战士苏宝贵一听鬼子来了就端枪冲了出去，一出门就被一阵乱枪打倒了。

　　    我一看不好，不能让鬼子堵在屋里。我和另一个机枪手张祥各操起一挺歪把子，他从窗往外打，我从门往外打，将鬼子压住了，队伍乘机撤了出来。我和张祥交替掩护，上了西山。我们连粮食都没顾得上拿，从山上看见鬼子一窝蜂冲进咱们的屋子抢东西，就从山上往下打，把鬼子堵在咱们屋里。这下鬼子慌了，争相逃命，让我们一个反冲锋撵了2里多地。

　　    乘着鬼子逃跑，我们埋葬了苏宝贵。知道鬼子大部队还要来，我们马上沿着依吉密河往山里撤。走了20多里地，看地势好，就悄悄埋伏上了。果然，大队的鬼子真的沿着我们的脚印撵来了，等鬼子离我们百把米的时候，4挺机枪一起开火，把鬼子打懵了，倒下了一大片。我们连唱抗联的歌带喊口号的，鬼子吃不准我们多少人，看我们有埋伏，就撤了。

　　    由于战争的环境越来越艰苦，我们很多抗联战士撤到了前苏联的境内，编入了苏联红军。苏军88旅，大部分就是抗联战士组成的。

　　    在解放战争中，高老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随四野一直打到了深圳。

　　    不久前，俄罗斯政府向高老颁发了二战勋章。

　　    当我们向高老道别，并代表报社向高老表示慰问时，高老反复叮嘱我们：日本还有人在篡改教科书，想的就是影响他们的下一代；咱们可也不能忘记历史，要把咱们的下一代教育好了。没有国防建设，哪里会有和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