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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留给我们的遗产-对话国际关系学者时殷弘(2)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01日16:57 南风窗

  呼唤理性的政治

  《南》:在这份巨大的遗产中,中国分到了什么?

  时:二战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用过去的话讲,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开端。民族怎么振兴?不是靠喊反日的口号,而是像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先进分子的做法——发现世界的潮流
,想方设法顺应这股潮流,还要进行民主运动,组织民主政党,发动群众投入一场“现代的抗日战争”。二战胜利,使中国内部的运动发展,第一次全面地与世界潮流接轨了,中国从落后的中国一跃成为民族自决的、人民自决的、独立的中国,中国自身的发展第一次汇入了世界基本潮流中最重要的部分,与美国、苏联、英国等主要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一起,在世界潮流的发展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情况,而这个局面一旦打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保持着这个地位。

  《南》:脱离意识形态,当今大国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局势,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对立或者合作,才能不重蹈“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覆辙?

  时:这也是一个讨论了很久的话题了,应该说二战与过去的战争再不一样,也有一样的地方,那就是power(权力)和power间的战争。希特勒的意识形态再疯狂,没有德国巨大的国力,也不过是个街头流氓。由于国际格局中时常出现国家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因为各国的发展会自然地产生动能,因此就需要不断妥善地调节。面对未来,如果我们希望常保和平安全,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正确对待大国之间变动着的力量格局。比如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挑战:如果中国仍然保持这样的崛起势头,中美之间结构性的矛盾一定会产生,而且一定要和平地解决。当然,小范围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比如中印、中日可能的矛盾,如果到时没有良好的对策,也可能出现问题

  《南》:就是说,我们反思二战之后再规划我们未来的对外策略,应该抱着妥善地、尽量和平处理大国间力量变动造成的矛盾?

  时:和平不是目的,要尽量妥善地解决。要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而根本利益有些是眼前的,有些是长远的,要协调好。其他国家也有根本利益,它过分的要求你不能接受,但它的根本利益你也得尊重。另外,美国现在是超级大国,有这么大的军事优势。中国当然一定要实现军事现代化,但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过早地与美国产生结构性矛盾,尽量在可回旋的范围内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并不是一两句口号、一些激情可以代替的。

  承担大国的道义责任

  《南》:二战后人权问题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敏感,人们虽然接受了教训,但非人道的行为依然大量存在,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时:大规模的非人道行为,在战后确实存在,但都不是发生在大国中。在局部地区,仍然存在例如杀害无辜平民、虐待战俘的情况,但从另一方面看,全世界对这种问题的反响和意识,那种愤怒和批评,无论广度还是速度都是空前的,而且其中很多都是由西方国家内部公正的舆论揭露的。

  《南》:当国家利益和人道主义的责任发生冲突时,应该如何选择?

  时:人道主义义务和国家利益一样,不是不分等级的。人权前面为什么要加上“基本”,就是因为人权也是有不同级别的。经过二战后,如果今天再有一个国家的利益要求大规模践踏人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是非法的。但是,国家利益有时代表了大多数国民的意志,有时难免会有意无意地触犯一些人权规范,这个时候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讲人权规范都是第一位的,但毕竟通过这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可以达成一种共识,有一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比如大规模地践踏基本人权,现代国际法倾向于规定,这种情况下国家利益不成为理由。

  《南》:今天很多人还是习惯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比较对立地解释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行为,您认为我们从多大程度上,用人道主义的观点去理解这些国家的动机是适当的?

  时:这就需要就事论事地分析。海湾战争,里面包含美国国家利益,但由联合国授权,来制止一个侵略行动,总的来说,美国做得对。伊拉克战争,就不太对。对每件事我们总是可以根据基本的政治、法理和道德标准来分析。一概拥护美国的行为和不分青红皂白谴责美国的行为我认为都是缺乏考虑的。

  既然说我们是大国,就要有大国的心态,大国的意念,大国的思想。今天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我们就是要更坚定地顺应历史潮流,更理直气壮地坚持民族自决、人民自决、基本人权、人民民主。当然,每个原则的贯彻都有它的具体情况。如果中国真的要成为一个对世界有积极意义的大国,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需要的,但仅仅从民族利益出发还是远远不够的。打个比方,如果说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后,天天讲美国的利益,就像斯大林一样,美国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吗?丘吉尔不是说“我们反对纳粹暴政,但我们这个英帝国不能牺牲掉”吗?这样的国家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吗?

  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还必须担负起一些对全世界的道义上的责任,就是有一种价值观的创建,它既能对全世界形成一种吸引力,又能使自己的人民处于一种意气风发的状态。我不相信任何时候都只强调国家的权势,能对自己的人民带来持久的、巨大的激励。这种态度不能少,但光有这个也不行。当我们说中国要对全世界作出贡献,绝不是说中国自己强大了就作出贡献了,而是说出了一个价值观上的责任,对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努力。(实习记者 陈潇 ,本刊记者 郭宇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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