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举行首次战略对话

　　解读战略对话机制

　　战略对话机制是双方高层交往的一种发展，包括但不限于领导人定期会晤。对话议题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方面，也可扩展到防务、金融、环保等其他专业领域的高层官员对话。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傅梦孜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各大国面临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挑战。大国间通过战略对话良性互动，就重要的双边、多边乃至全球问题达成共识，可以促进大国关系的成熟，维护世界与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目前，中国已与法国、美国、俄罗斯等主要大国启动了战略对话或高级别对话机制，涵盖政治、经济、人权、军事等领域，与印度、巴基斯坦、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也在多个领域建立了战略对话或磋商机制。

　　中美国家元首去年就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加强中美战略对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不久前表示，近年来中美两国在朝核问题、反恐等许多领域的合作得到了加强，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对话也已经展开。定期举行高级别会晤对美国来说“不仅重要而且有用”。根据中美两国元首于2004年智利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达成的共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于8月1日在北京举行首次中美战略对话。

　　不断扩展的战略对话还能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傅梦孜说，中国正处于“崛起”进程中，这容易引起一些国家复杂的心态和忧虑。战略对话可以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世界主要大国的战略互信，消除“中国威胁论”，促进中国与对话伙伴的交流与合作。（新华）

　　早报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1日在北京举行了中美建交以来双方的首次战略对话，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一个是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一个是充满活力的复兴新秀，对于中美而言，高层级对话无疑使两国关系向前迈出坚实的一步。双方一致认为，对话是有益的、建设性的，增进了相互理解。双方重申，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美保持和扩大合作，对促进当前和今后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美双方将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加强对话，增进互信，发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双方同意进行战略对话这一事实至少表明：双方希望通过和平对话解决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副教授徐辉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具有里程碑意义”。

　　起始开创中美关系“最前沿”

　　对于战略对话机制的开启，新华社报道称，中美两国元首2004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1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举行了会晤，就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加强中美战略对话。2005年3月，在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期间，双方确定将定期举行战略对话。

　　据《东方早报》报道，相较之下，美国方面的态度一直略显保守。出于所谓的“盟国的感受”，布什政府尽量避免采用“战略”两字，而是称这一机制为“全球对话”或“资深级别会谈”。不过无论如何冠名，战略意义却是此次对话的最大看点。身为美国国务院二号人物，佐立克在香港接受采访时就一语道破天机：“我们讨论的将是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战略议题。”

　　“战略对话”这个概念本身，就和以往中美之间的外交接触有所区别。专家认为，战略对话的起点高、范围广，是双方以互信沟通为目的、着眼全局的战略话题为内容，并且拥有固定机制的高级别外交模式。

　　目标逐步建立“战略互信”

　　美国国务卿赖斯今年上任不久便于3月、7月两度访华，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正在美国访问，两国元首9月将实现年内互访，中美的密集交流体现出两国关系确实处在“30年来最好的时期”。不过，布什总统本人近日却评价说：“中美关系良好而复杂。”

　　正是因为这份复杂，使中国成了美国国会近期的热门议题。美国无法掩藏其对中国日益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源自对中国飞速发展的不安，以及对自身应付未来挑战的危机感。目前，国会对中国所持的态度两极分化，提倡合作者有，高喊“对抗”者也不乏其人。难怪本年度的《中国军力报告》一经出台，就被美国舆论评为“矛盾交织的产物”。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杨洁勉将其归结为“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疑虑心态。“归根结底，中美之间依然缺乏战略互信。”这也正是中美战略对话所要达成的目标。

　　徐辉认为，中美双方应在对话中明确各自的核心利益，以及各自的主要关切，在增进了解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互信。徐辉说，“中美两国要寻求利益的交汇，而非利益的冲突”。

　　内容涉及中日关系、台海问题

　　作为中美战略对话的开端，此次佐立克与戴秉国为期两天的会晤将涉及安全、经贸、能源等议题，此外也会就胡锦涛主席9月的美国之行进行初步磋商。当然，中日关系、台海问题等敏感议项也不会被排除在外。

　　佐立克曾表示，这次对话的目的是要“登高望远”，从全面的角度看待两国关系和对全球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会从议程上的个别案例着手，尝试把一些问题结合起来”。因此有观察家认为，这次对话将是务虚和务实的结合。

　　中国战略学者预测，中日关系将成为此次对话的议题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研究问题中心主任王湘穗认为，中日之间关系目前处于特殊时期，亚太地区蕴涵美国巨大利益，如中日关系从目前紧张的势头走向严重不可控，其实是美国不愿见到的。

　　“未来东北亚事务的走势仍将取决于中、美、日的三边关系，美国如果要维护自己在东北亚的利益，就不得不协调中日关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辑室副主任陈鸿斌如是说。

　　另一个难以回避的重要议题就是台海局势。尽管中美两国对这一问题有分歧，但也有着显而易见的共同利益，抑止“台独”势力铤而走险、避免引发台海军事冲突、维护稳定与和平将是中美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台湾问题代表着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一点美国必须明确。”徐辉表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洲研究室主任刘学成认为，中美战略对话议题还包括如何促进地区的整体利益，避免危机和控制热点地区升温。刘学成说：“在防止核扩散、反对恐怖主义的事务上，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正不断扩大。”

　　在经济方面，此次对话是处于经济同步扩张状态中的最大发达国家与最大发展中国家间的对话。作为全球经贸增长的重要大国，需要中国为全球经贸发展负起责任。（新华俞懿晗）

　　人物简介

　　中方对话代表

　　戴秉国

　　男，1941年3月生，贵州省人，四川大学毕业。

　　1966－1969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苏欧司科员；

　　1969－1973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使馆随员；

　　1973－1989外交部苏欧司科员、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

　　1989－1991驻匈牙利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1991－1994外交部部长助理；

　　1994－1995外交部副部长；

　　1995－1997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1997－2003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2003年至今外交部副部长。

　　已婚，有一子。

　　人物简介

　　美方对话代表

　　佐立克

　　对于中国来说，佐立克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在我国进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时，他作为美国贸易代表，全权负责处理美国在世贸中的一切活动以及其他多边和双边的贸易谈判，是美国的最高谈判代表。

　　佐立克今年51岁，198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哈佛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和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硕士学位。1985年，他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进入里根政府的财政部做法律顾问。在此期间，佐立克获得了财政部长、里根政府核心人物詹姆士·贝克的青睐，成为贝克的头号助手。从此以后，佐立克在仕途上青云直上。老布什1989年当上美国总统后，贝克成为执掌大权的国务卿，而佐立克也在财政部和国务院身兼数职，并成为老布什最重要的私人顾问之一。

　　经济谈判高手

　　作为负责贸易的助理国务卿，佐立克代表美国与墨西哥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谈判的最关键时期，他利用与墨西哥前总统萨利纳斯的私交打破了谈判僵局。上世纪90年代，佐立克还成为APEC（亚太经济合作论坛）成立的重要推动者。因为这两项杰出贡献，国务院颁给他“杰出服务奖”，这是美国国务院的最高荣誉。

　　佐立克的政绩并不是只限于贸易领域，他还是两德统一的重要推动者。当时，美国和前苏联都对两德统一心怀疑虑，但佐立克说服美国政府支持两德统一。在关键的时候，作为美国的谈判代表，他在两德的多个政党之间穿针引线，消除了双方的疑虑，对德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欧洲政界因此对他很有好感，称他是“大西洋主义者”。

　　商人本色重利益

　　不过，佐立克不是一个奉行绝对自由贸易主义的空想家，他也不是WTO的无条件支持者。相反，他只将自由贸易和WTO看做是为美国争取利益的工具。当自由贸易与美国的利益相违背时，佐立克就会牺牲前者追求后者，显示出利益取向的商人本色。

　　譬如，2002年，在佐立克的倡议下，布什政府将农业补贴提高了800亿美元，这完全违背了自由贸易的原则，显示了佐立克的虚伪。因为这一点，佐立克在WTO坎昆回合谈判中无功而返。不过，他因此受到了美国农业局联合会的称赞。

　　佐立克不顾一切地向其他国家施加压力，尤其要求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奉行“自由贸易”，其目的不过是将它当做武器以打破这些国家的壁垒，最终让美国的产品和投资涌入这些国家。佐立克深知这一点。一次在传统基金会的讲话中，佐立克承认全球化给美国公司和消费者带来不计其数的利益。（吴为）